从不感到满足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授予阿格农该奖的评语中赞扬阿格农善于“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这一评语无疑是深刻、恰当的，同时也道出了阿格农创作的一大特色。“犹太民族的生命”自然指的是犹太民族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对于犹太民族而言，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与犹太民族的信仰相提并论。因此，信仰便成了犹太民族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犹太民族的生命”。著名历史学家埃班曾把犹太民族描绘成“忠于一个理想、一种生活方式、一部圣书”[10]的共同体。历史告诉人们，自世纪初犹太人被驱散到世界各个角落以来，维系犹太人的唯一纽带便是犹太人的共同信仰。阿格农从信仰中汲取创作主题，无疑是把握住了犹太民族生命的本质。在阿格农的所有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是犹太人的信仰。这不仅包括对人物的刻画，景物的描写，还包括对犹太民族所有精神建树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只要翻开其作品，便会立即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以犹太人特殊信仰为主干的犹太文化所特有的古风和韵味，从《圣经》、《密西拿》、《塔木德》到历代犹太圣贤所撰写的犹太文化经典之作的精神无一不融入其中。因此，阅读他的作品往往给人一种仿佛是在犹太文化大海中畅游的感受，犹太文化所包含的各个方面像大海的波浪不断迎面扑来，从犹太民族的一神信仰、伦理道德、律法诫命，到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处世准则无一不在其中。

阿格农创作的另一特色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民族生活画面。文学作品中的所谓民族生活画面主要是指作者对一定历史时期一个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的描绘。在这些画面中，人们不仅要看到反映民族生活的特点，更要看到具体表现民族生活特点的人物，因为只有人才是体现民族生活的主体。阿格农作品所反映的犹太民族性格，表现在诸如瑞布·余德尔（《婚礼的华盖》）、哈纳尼尔（《大海深处》）、瑞布·海因（《宿客》）一系列人物身上。尽管这些人都是些极普通的犹太人，一个个看上去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贫如洗，然而在他们身上却表现出犹太民族特有的强大精神和道德力量。无论他们是游历、是生活，还是前往圣地，都不是为了狭隘的私欲和个人利益，而是为了超越自我，为了信仰，为了整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人们在小说中看到，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他们总是始终如一地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朝着既定的生活目标前进。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克服种种诱惑，克服生活中的一切艰难困苦，实现代表着一个民族前途的宿愿，依靠的一不是超人的体魄，二不是英雄式的大智大勇，而是他们的朴素的、一以贯之的信仰。人们在见到犹太民族遭受如此之多的不幸心灵受到震撼的同时，却又情不自禁地对犹太人的朴素和始终如一的信仰表示敬佩和赞叹。正是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千百年来犹太民族生活的特点、本质和主旋律。阿格农作品所具有的认识价值也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示。

阿格农创作的独特风格还表现在作品中洋溢的犹太教哈西德派精髓。所谓哈西德派是18世纪以来在东欧出现的犹太教中的一个虔修流派。该运动由生活在波多利亚的以色列·本·以利撒美名大师创立，后由他的两位门徒雅各·约瑟和多夫·贝尔发扬光大，逐步发展成近代犹太教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运动，到19世纪初已吸引了半数以上生活在东欧的犹太民众投身其中。

哈西德派兴起之时正是犹太人遭受沉重打击之日，特别是生活在波兰的犹太人。他们不仅面临日益严重的外部威胁，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遭受非犹太人社会的迫害，而且遭受沙贝塔伊·泽维领导的假救世运动的打击。这一运动不光彩的结局使他们内心极为沮丧，整个身心都为绝望和恐惧所占据，企图在宗教上寻找新的慰藉成了绝大多数犹太人的愿望（阿格农的不少作品都直接或间接提到这一点）。然而，传统的拉比犹太教一味强调犹太经典，对犹太律法过度维护，不能给民众以精神慰藉，失去了对绝大多数中下层民众的吸引力。犹太人自中世纪以来再次面临信仰上的危机。哈西德派运动正是在这一危机中以一种不同于拉比犹太教传统观发展起来的。它所强调的乐观、自信、注重情感的宗教观使沮丧的犹太人看到了希望，很快人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其中。严格说来，哈西德派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新的犹太教哲学，而是从一个崭新角度对某些固有犹太教思想的重视和强调。这些思想存在于《圣经》、《塔木德》之中，但更多地是存在于犹太教喀巴拉神秘主义思想之中。它试图通过入迷的祈祷、内心的虔诚以及某种生活方式与上帝建立联系。阿格农大多数作品所要表现的正是这一时期受到哈西德派思想影响的东欧犹太民众。了解这一点，对理解阿格农的作品至关重要。

阿格农在表现犹太民众所崇拜的哈西德派思想时侧重于犹太民族创造的救世主义，无论是《婚礼的华盖》中的瑞布·余德尔，还是《大海深处》中的主人公哈纳尼尔，他们的唯一希冀是希望救世主早日降临。他们对诫命的遵守、对《托拉》的研读、对祈祷的入迷、对神的虔诚，无一不是为了这一目的。而作品中不断描写的种种神迹也是为着验证救世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一信仰。正是由于对救世主义的信仰，阿格农笔下的人物将个人幸福（主要指物质上的享受）置之度外，以换取集体的拯救，全民族的幸福和普世和平的实现。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一思想也包含着一些向上的积极因素。

阿格农生活的年代是犹太民族复兴事业蓬勃发展并取得成就的时代。犹太民族复兴事业在政治上即表现为人们通常所说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包括的思想庞杂，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概括起来，其要义是：主张犹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积极的政治行动（即从散居地移居巴勒斯坦，并在那里重新建设起一个犹太人家园的行动）来实现返乡复国的宿愿。人们在谈论这一时期希伯来文学时，常把为民族复兴事业服务看成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阿格农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更是在这一点上表现非凡。实际上，他前往巴勒斯坦并坚持以希伯来语从事创作就已表明他是个行动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然而，在服务于犹太民族复兴事业问题上，他有着自己的灼见。他从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浅薄的形式，或以政治口号式的笔触去描写、去图解这一事业，而是从犹太文化的核心内容上挖掘自己的创作主题，选择最佳艺术形式，并以此为手段把自己的文学活动与犹太民族的复兴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阿格农基于自己对犹太文化的深刻理解，选择了“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作为自己创作的命题，并依据犹太人的信仰，对这一命题进行阐述。具体地说，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把执行被犹太人视为至高无上的诫命作为主人公的生活准则而展开。这一点可以从《大海深处》中看得很清楚。小说主要围绕一群哈西德派信徒，为了忠实履行犹太人“必须生活在故土以色列”这一诫命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东欧故乡，前往圣城耶路撒冷的故事而展开。然而，大凡熟悉作品发表年代——20世纪30年代犹太民族所进行的斗争和所力求实现的民族目标的人都会不难看出这一主题不仅包含信仰上的意义，更包含着一种关系到争取重新成为一个主权民族这一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的现实意义。作品正是试图通过这样一则“去圣地”的故事，向它的读者——犹太民族明确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要做一名犹太人，一名真正的犹太人，就必须去故土以色列生活。纵然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有千难万险，但作为犹太人唯有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才能为犹太民族的复兴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这一目标代表的不是别的，而是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这样，小说实际上就是在号召和鼓舞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而这一点正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要争取实现的一个目标。在其余作品中，阿格农或是借作品人物之口发出“愿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踏上回以色列的归途”的号召（《婚礼的华盖》），或是宣传犹太人的完全欢乐“只有当‘锡安回归其儿子’的理想实现时才会到来”的观点（《逝去的岁月》），或是描述返回故土以色列人的祥和、宁静、欢乐之情（《宿客》），表达犹太人与故土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作品既突出了犹太生活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揭示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历史、文化、宗教渊源。阿格农的创作自然也就成为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https://www.daowen.com)

在论及阿格农创作特色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论及他所使用的文字。阿格农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使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作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创作本是极其自然，毋须特别提及，然而，对于阿格农那一代犹太文学家而言，却非同寻常。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独特之处。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已经提及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遭遇，不仅犹太民族自身而且连同他们的语言希伯来语也遭到了厄运，丧失了作为犹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沟通和交际工具的功能。只是到了近代，在犹太启蒙运动（又称“哈斯卡拉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才开始认识使用历史悠久的希伯来语进行创作是保持犹太民族文化“一以贯之”的一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赞成民族复兴的犹太人士越来越认识到，统一的犹太民族将不得不复活其古老的语言，以便能重新用历史语言进行民族文学创作，摆脱犹太人因长期散居而语言各异所造成的困扰。阿格农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摒弃了自己所熟悉和早年一直用于自己创作的意第绪语，坚持用刚刚复活的现代希伯来语写作。单就这一点，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

然而，对于阿格农而言，他不只是一般地使用希伯来语，而是力图通过自己对希伯来语的创造性使用去丰富它，推动它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创立现代希伯来文学语言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古典希伯来语和现代希伯来语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没有冲突，而且表现出一种和谐的统一。1966年《华盛顿邮报》在评论他的作品语言特色时，曾将他与英国的乔伊斯和法国的普鲁斯特相提并论，盛赞他像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对笔下使用的语言进行大胆的运用，从而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学用语”。确实，阅读阿格农的作品，人们会在感到一种古典韵味的同时又感受到现代的气息。他的作品语言所展示的“优美典雅并极富表现力”的特点曾使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美国犹太作家辛格为之倾倒，交口赞誉阿格农作品中的描写“精彩绝伦”。尽管经过翻译，阿格农作品中的语言特色损失很多，然而，他作品中那一段段对景物、人物的描写，读上去仍然优美典雅、韵味十足，并充满抒情色彩。

阿格农的作品大多具有一种浪漫主义风格，把现实成分和幻想成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体现了自《圣经》文学以来希伯来文学固有的传统和风格，而且集中体现了犹太民间文学的艺术特征。绚丽的色彩，奇妙的想象，曲折的情节，大胆到近乎荒诞的夸张，一环套一环的结构，使他的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得作品中现实与幻想的区分没有了，现世与来世的分界消失了，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希伯来文学所特有的幻想美。

在创作方法上，阿格农善于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去刻画作品中的人物，运用典型化的语言、行动刻画主人公的性格，运用夸张的艺术形式强调人物的个性，大胆地把一些对立的艺术表现形式交替使用。人们在他的作品中，既可以看到朴实无华的真实生活，也可以看到滑稽夸张的虚构情节；既可以看到对平凡的生活琐事的描写，也可以看到对奇特的幻异想象的叙述；既可以看到发人深思的悲剧因素，又可以看到引人发笑的喜剧成分。尽管部分作品的结构有时还不够严密，然而不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前一个时期同类体裁的希伯来小说前进了一大步。

值得一提的是，阿格农对自己的创作极其严肃认真，从不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拿去发表。他的大多作品常常是在数易其稿后才送交出版。不仅如此，对已发表的作品，他也要一改再改，特别是在再版前更是如此，以使其更加完美。他的这一做法使得他作品的第一版和最后一版之间有着重要差异，致使他的全集没有两个版本是完全相同的。他曾对为自己立传的作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对自己从不感到满足。我总觉得我必须做得更好。人不应该说：‘我已经做完了。’”事实上，阿格农一生写下的作品远不止已发表的那些。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典礼上，阿格农就以极其谦逊的口吻告诉人们：他的作品只有一部分得到发表，大部分作品仍以手稿形式保存着。[11]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使得他的那一部部已发表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