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

在短暂的逛街购物之后，我乘出租车将两位先生送到中心火车站，容格尔为自己买了一些雪茄，是布里萨戈产的；雷马克听了我的建议，在格里德商店为他的妻子葆莱特买了一条丝绸围巾。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去了火车站的自助餐厅。我提议喝一杯酒精含量较低的白葡萄酒作为告别。尽管实际上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但是在这整整一个小时里仍然还有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东西。我问他们，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是否对这时已经经常投入使用的英式坦克有什么体验，两位先生一致否认遭到过坦克的攻击。但是容格尔声称，他的部队在反攻时曾经遇到过不少“烟熏火燎过的庞然大物”。人们当时尝试着使用喷火器和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进行抵抗。“这种武器，”他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快速全面的坦克进攻还有待时日。”

然后，两位先生还证明了自己是空战的目击者。雷马克回忆了几次在战壕里和后方基地打的赌：“押的赌注是一份肝肠或者五支香烟。赌的是，拖着一缕青烟隆隆飞过的，是一架我们的‘福克尔’，还是一架英式‘斯巴特’单座飞机。在数量上，他们总是超过我们。最后阶段，大约是我们的一架飞机对五架英国或者美国的飞机。”

容格尔证实了这一说法：“总的来说，他们在物质上占了压倒的优势，尤其是在空中。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着几分嫉妒看着我们那些坐在三翼飞机里的小伙子。空中作战毕竟很有骑士精神。一架单机从阳光里钻了出来，砰的一下将他的一个对手从敌人的飞机群中敲掉，这是多么勇敢啊！里希特霍芬〔2〕飞行中队的座右铭是怎么说的？我想起来了：‘坚定顽强，但要发狂！’他们至少为这个座右铭争了光。冷酷无情，却又规矩公平。亲爱的雷马克，《红色的战斗机飞行员》的确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尽管男爵先生在他的这本极其生动的回忆录的结尾处不得不承认，这种新鲜愉快的战争最迟是在1916年就已经结束，此后朝下看就只有泥泞和布满弹坑的景象。一切都很危急，大家都在顽强坚持。直到他也被人从天上打了下来的最后一刻，他始终非常勇敢，这种勇敢的态度在对立一方也得到了同样程度的显示。唯有物质才更加强大。也就是说，在战场上是不可战胜的！然而，在我们的背后却出现了叛乱。每次我数一数身上的伤疤——至少也有十四个，五个是枪伤，两个是榴弹碎片，一个是榴霰弹的弹丸，还有四个要记在手榴弹的账上，最后两个是由于其他的弹片，要是加上弹丸射入和穿出的伤口，整整二十个伤疤——但是，我的结论总是一个：这是值得的！”

他发出一阵清亮的笑声，结束了这段回顾，更确切地说，他的笑声确实出自老人，但又恰似孩童。雷马克完全超然地坐在那里，说道：“我可不想以此相争。我只受过一次伤，这就够我受的了。我也不可能提供什么英勇事迹。后来我只是在野战医院里工作。所见所闻就已经足够了。我根本不能与您挂在脖子上的勋章〔3〕相提并论：‘Pour le Mérite——为了荣誉。’但是，我们毕竟被打败了。在各个方面。您和那些与您的观点相同的人所缺少的，恰恰是承认失败的勇气。直到今天显然仍是缺乏这种勇气。”

该说的都说完了吗？没有。容格尔又对那次战争的最后几年肆虐在敌我双方阵营的流感中的牺牲者作了总结：“死于流感的人数超过了两千万，大约与各方在战斗中阵亡的人数相等。后者至少知道是为何而死的！”雷马克轻声问道：“天啊，究竟是为何而死？”

我有一点儿尴尬地把两位作者早已名扬天下的两本书放在桌上，请他们题词。容格尔匆匆在他的书上为我签了名，并且写上了一句话：“献给我们勇敢的瑞士小姐。”雷马克在那句含义明确的声明“士兵如何变成杀人凶手”下面签上了他的名字。(https://www.daowen.com)

现在真是该说的都说完了。两位先生把酒一饮而尽。他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雷马克在前——彼此稍微欠了一下身子，但都回避和对方握手。他们请我既不要送这一个，也不要送那一个去站台，但是却都没有免去分别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手。两个人都只带了手提旅行袋。

五年后，雷马克先生去世。容格尔先生看来是准备要活到下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