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2　开发代用燃料汽车和代用燃料的努力

20世纪60年代开发大庆油田以前，中国一直戴着“贫油国”的帽子。20世纪初叶，中国使用的汽车燃料几乎完全依赖进口，1926年，仅用于从国外购买液体燃料的外汇就达106485790元^[10]。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长期花费巨额外汇购买燃料，不仅财力难以承受，而且燃料的来源受制于外族，一遇事端，即有断油之虞，故有立足中国资源开发代用燃料汽车和代用燃料之迫切必要。一些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抗战爆发之前就开始了研制适用代用燃料的汽车和代用燃料的努力。

抗战爆发后，汽车燃料成为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要战略物资，年需约10万t汽油几乎全靠国外输入^[11]，例如，1939年初向美国订购的165835t物资中，汽油和润滑油约占2/3^[12]。1942年3月仰光失陷后，中国完全丧失出海通道，滇西随后也被日军占领，海外物资一度只能空运来华。即使从玉门运汽油到重庆，往返一次也要耗油2t，运来五车汽油，只能卸下一车^[13]。国民政府在组织力量抢运汽油的同时，设立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汽油等燃料的购储和管制。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危局中，开发代用燃料汽车和代用燃料可谓解民族的燃眉之急。

开发代用燃料汽车和代用燃料的行动主要在两个领域里进行：研制以木炭为燃料的煤气发生炉汽车（简称“煤气车”“木炭车”，见图4-40）和试验用酒精、植物油作汽车燃料。1941年前后，各地纷纷研制煤气车，各种形式的煤气发生炉不下15种，经专门成立的中央煤气车推广委员会等机构的大力推广，西南、西北使用的煤气车一度占全部行驶车辆的35%^[14]。1937年4月，举行京滇公路周展览会，全国公路交通委员会为考察煤气车长途运行效能，决定试制一辆煤气车赴昆明。此行总里程3900km，最高车速60km/h，通过10%的坡道尚有余力，一路上未发生故障，证明中国制造的煤气汽车可在西南山区长途行驶。(https://www.daowen.com)

不了解二战结束前动荡的国际局势的人或许会认为开发煤气车是汽车技术的倒退，却不知开发煤气车的确是当时许多贫油国为摆脱“因油受制”的困境而做出的选择。1927年，张登义用从法国购回的下吸式煤气炉装配成中国第一辆煤气车，但这种汽车多有缺陷，未能推广。汤仲明（1897—1980）等人在日军入侵前夕即开始研制煤气车，于1931年3月研制成功，其燃料费用仅为汽油的1/10^[15]。汤君等不遗余力推广，使煤气车成为广泛使用的实用汽车，为保障抗战期间的运输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我车界同仁树立了精忠报国的榜样。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以及许多无名的煤气车的开发者吧：汤仲明、张登义、柳敏、向德（1901—1985）、李葆和、余人翰、马翼周、沈宜甲、高国恕（1904—？）、李文轩……。

中国早期的汽车科研人员也围绕代用燃料展开科研。1941年，张德庆（1900—1977，后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撰写《桐油汽车》一书，阐述汽车用桐油燃烧后产生故障的原因及排除的方法。1942年，西南联大教授开展了内燃机用酒精燃料的研究。当时，还进行过从植物中提取人造汽油和柴油的研究。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在抗战期间利用糖渣制成酒精，还将纯度提高到99%，供车用。在油料来源断绝时期，使用酒精的汽车约占行驶汽车的60%^[16]。

中华民族自造车甫始，即遭外族入侵，襁褓中的中国现代公路运输业和民族工业则奋力抵抗，在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国际和国内困境中，中国汽车业的前辈为创建民族汽车业做出了卓绝努力，开发汽车代用燃料的各种努力维持了战争和后方人民生活的基本物流需要。1937年到1945年，仅国民政府中央直属公路运输单位的运输周转总量折合10.83亿t·km，1945年的周转量是1937年的15倍，1938年前主要是疏散人员，1938年后则主要运送军需物资。前辈们在危亡时期表现出的大义大勇，堪为楷模。不敢想象，如果中华民族失去了基本的公路运输能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