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民国初年，孙中山（1866—1925）先生就一再号召修筑道路，发展汽车运输，他在《建国方略》中预见到“国际发展机关即可设立制造自动车之工场^[2]”。据说先生曾于1924年致函亨利·福特，邀他将现代制造和管理技术带来中国^[3]。福特未至，而先生实业强国之梦在中国人的心中却从未泯灭。从那时起，中国的汽车业的兴起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https://www.daowen.com)

民国元年（1911），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有294辆^[4]，发生“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增至41853辆^[5]，这些汽车舶自国外，所用燃油及维修备件也依赖进口，不仅使中国的财富外流，而且一旦遭遇侵略或国际事端，进口受阻，中国的汽车运输将陷于瘫痪之灾。在倭敌觊觎，国运濒危之际，发展民族汽车业的历史使命兀然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中国的有识之士明鉴于此，为冲破受制于人的险境，为创建民族的汽车业而奔走呼号，身体力行。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交，在外辱迫近，内患四起的困境中，中国的企业家、工程师和军政官员为救亡国之难，图民族之永存而奋起创建中国的汽车业。和别国汽车业从乘用车发端不同，中国汽车业肇始于载货车。中国汽车业的发端固然离不开商业目的，也饱含救亡图存的希冀，满足图强之需——也是中国汽车业始于载货车的原因，当年的造车厂和自造车取名“民生”“中国号”“中华号”等，有其深意。中国自造汽车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这个婴儿一出生，就带有浓重的悲壮色彩，中国的早期造车也紧扣着救亡图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