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 中国自造汽车的发端
1.辽宁民生厂首开中国自造汽车的先河
1929年2月，辽宁迫击炮厂施行化兵为工（军工厂生产民品），设工业制造处研制汽车，后该处改称“辽宁民生厂”。张学良先后拨款75万元作研制经费。民生厂有职员30名，工人177名，聘美籍技师麦尔斯（Myers）为总工程师。民生厂通过研究国外的汽车，派人去国外学习，自行设计部分零部件。在厂长李春宜主持下，经两年努力，于1931年6月9日制成第一辆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民生75载重1814kg，自重2041kg，总质量3855kg，装置六缸汽油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65PS，轴距142ft（3.6m），最高车速64km/h，造价1070金元[6]。
民生75虽以美国万国牌（International）汽车为标杆仿制，但除发动机曲轴、电器器件和轮胎等少数部件委托国外加工，许多零部件在国内制造（一说发动机、变速器等均从国外进口），并且整车的结构也是根据国情设计的，如针对当时中国道路的窳劣，车速设计较低，且前后轴均用单胎，以提高通过泥泞道路的能力。如用现代术语来归纳民生75的开发，它是中国汽车史上第一次采用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加改良设计的模式开发汽车。
1931年9月12日，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在上海贝当路（今衡山路）举行“路事展览大会”，特邀民生厂展出民生75，引起关注。在展览会开幕的第六天，爆发了“九·一八”事件，日军入侵沈阳，原准备首批量产45辆汽车的零部件悉被日军掠走。民生75在上海两次参加游行，人们给车头披上黑纱，以示国殇，用灯泡在车头上拼出闪闪发光的四个大字——“国产汽车”，以振民气。
1934年，日占当局将辽宁迫击炮厂改名为“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生产汽车为侵华战争服务，刚刚萌芽的中国汽车业，遂被侵略者扼杀。民生厂和民生75的悲壮命运至今令人扼腕。
2.山西省汽车修理厂制成载货汽车
1933年，山西省汽车修理厂试制成功三辆载货汽车。第一辆汽车制成后，曾受到山西省主席阎锡山（1883—1960）的嘉奖。工厂进行了从太原到大同的长途行驶试验。结果表明，样车的性能良好。经改进，又制成装置四缸发动机的样车二辆。
山西汽修厂试制的汽车除电器器件和滚动轴承外购，轮胎由南洋侨领陈嘉庚（1874—1961）提供外，其余零部件均为自制。汽车载质量1.5～2t，每加仑汽油行驶20km，造价4500元[7]。
1934年，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呈请国民政府实业部通令全国兵工厂及各省建设厅派人前往山西考察试制汽车，但终因工业基础过于薄弱，未取得成果。
3.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用奔驰部件组装载货车与试制“中国号”柴油机汽车(https://www.daowen.com)
1936年，以中国银行为主筹集160万元资金，组建官商合办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计划用先从进口部件组装起步，尔后逐步扩大自制率的方式与奔驰公司合作生产柴油机汽车。公司与奔驰公司签订了购买全套图纸和设备的合同，延聘德国技师指导，也派人到奔驰实习。合同规定，每年从德国进口1000辆柴油车零部件，在中国工厂装配，以后逐年增加自制零部件比例，五年内达到完全自制。公司打算通过散件组装培养人才，为自主开发汽车打下基础。这是一个即使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算完善的技术引进计划，其基本思路立足在“师夷长技以自强”。
1936年12月18日，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南京成立，曾养甫（1898—1969）、张静江（1876—1950）、宋子文（1894—1971）、陈果夫（1892—1951）等为董事，张学良、赵祖康（1900—1995）、吴琢之（1897—1967）等为监察。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上海、株洲、香港设厂，制造公共汽车和载货汽车。“中汽”用奔驰部件，在上海装配了100辆载货车，在香港装配了近2000辆载货车，这些车辆几乎全部为军用[8]。
1937年，株洲汽车制造总厂开工建设。加工车间和铸造车间建成，抗战爆发，所有设备匆忙迁至桂林等地。日军逼近桂林前，又迁往重庆。
“中汽”历时年余，试制成柴油和植物油并用的双燃料汽车，定名为“中国号柴油汽车”。经行政院特许，“中国号”于1937年4月1日从上海出发，4月29日到达昆明，参加京滇公路展览会，七个月后，上海沦陷。“中汽”在颠沛流离的五年中制造了一些柴油机，但重要部件如曲轴始终未能国产化。终因生产无以为继而转产纺织机械。
4.其他自造汽车的尝试
1933年，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试验所曾试制三轮车。1936年，湖南机械厂曾试制成功衡岳牌客车。1936年1月有报道说，黄汉忠制成一辆货车，自命“中华牌”。
1939年5月左右，中央机器厂派史久荣、钱学榘（1914—1997）赴美洽购破产的汽车厂。史、钱在美国设计出4t载货车，试制四辆，拆为散件运仰光组装后驶回国内。
5.上海新中工程公司制造车用柴油机
1926年，上海新中公司仿制成功立式柴油机。1935年新中委托陆景云（1910—？）主持仿制Perkins车用发动机。抗战爆发后，经理支秉渊（1897—1971）率员工辗转武汉、长沙、祁阳，试制战时急需的车用柴油机。1939年6月，在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帮助下，仿制成功65马力车用发动机，后改为煤气发动机。1944年，日军来犯，新中公司迁徙柳州、贵阳、重庆，至1947年1月在上海复工，终因市场不景气等原因未偿夙愿。1943年冬，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支秉渊金质奖章，表彰他领导制造内燃机的开创性贡献。
后来的研究者从新中公司的股东会议记录和报表中发现，新中生产水泵等盈利多，生产柴油机赚钱少，试制车用柴油机却是赔钱的生意。但支秉渊等股东视新中的前途为自己的命运，认定开发车用柴油机更符合新中的长远利益，促使他们做出了舍弃眼前利益的决策[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