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三章

米娜所说的那块包袱是院长的惟一一位外甥梅森·扎赫那，他的寡妹埃尔弗里达的儿子。梅森已经辍学，虽说与学院有点联系但却在城里闲逛。他曾学过计算机科学的特殊课程。这些显然只是表面上的——但这外表之下覆盖着什么呢？最近他曾做过餐厅打杂；然后一家熟食店餐馆雇佣了他，在厨房里与一位黑人洗碗工打得火热，那黑人竟是一个假释犯。科尔德曾看过这个人的犯罪记录。都是些常见的罪行——偷盗，窝藏占有赃物，等等。他现在被控杀人罪。他被控杀害的那个年轻人是一名学生，名叫瑞基·莱斯特。院长曾亲自去辨认尸体。这超乎寻常，但那是在八月份，学院负责安全的领导当时在伊格尔河，大家都不在城里。科尔德记得那位年轻人的妻子莉迪亚当时正处于镇静治疗期间。

所以警察打电话给院长，于凌晨四点钟开着蓝白轿车把他从家里接出来。那是一个倒霉之夜。从卡路麦海港附近的法尔斯塔夫啤酒厂飘来阵阵麦芽的香味，混于浓浊的空气之中，但这比起美国钢厂喷吐的热硫和废气来还要好得多。那股酸臭使你无法卧床，只好跳起来关紧窗子。透过一种灵的朦胧——夜幕在升起——院长驱车驶向医院。在那里他仔细察看了受害者。

瑞克·莱斯特的面部紧缩作一团，看上去像是刚刚死去。他是从三楼自己公寓的窗口坠落的，头骨被水泥地撞得粉碎。一头长发湿漉漉地（浸着血浆？）向后披挂着，那双细长的脚脏兮兮的。警察说那天夜里早些时候他曾赤脚外出。他赤脚驾车走遍城内的酒吧。在炎热的天气，许多年轻人都脱掉鞋子——仿佛他们的周围都是森林和田野，而没有这些破碎的瓶子，恶臭污浊的街道。这些陶醉于生活的孩子们是如何看待芝加哥的呢？瑞克·莱斯特的面目表情表明，如果他还活着他会放弃那种荒诞不经的生活的。他嘴上的皱痕，干硬的下巴，显示出颇具尊严的细长灰白成熟的神情。越是成年，就越是熟悉马性，一种全然不同的人类。科尔德的看法是，他的暴死给他上了一课。既然他已经被一劳永逸地从活跃的人类总和中开除出去，那么你只能试着猜一猜他是在何时学到的那一课。于坠落的瞬间获得启示吗？一次对生活的十秒钟的回顾吗？

科尔德虽说经验丰富，绝非年轻短炼，但却未想到对这次死亡事件竟会有如此的感受。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些感觉突然袭上心头。他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向上运动，践踏着他的五脏六腑。他心头的压力尤其沉重，气闷，恶心，仿佛在融化。他讨厌这种感觉。他肯定不想让那孩子的死如此搅动他的心。他曾见过许多尸体，但这一具却使他忧心忡忡。科尔德相信那个坠楼男孩肯定是被邪魔缠了身。他不过是个孩子，那双瘦长的脚蜷曲着叉开。科尔德跟他还没熟悉到可以为他哭泣的程度。那么也许不是由于这男孩，完全不是，而是由于某种其他影响。验明正身后，那副面孔又被遮盖了。科尔德的那种恶心压抑或别的什么感受发生了变化。他不愿意让警察局接管并按以往的方式处理此事。凶杀组的警察总是随意以自己的速度办案。他无法解释自己何以对此案如此积极。他以前也曾处理过学生死亡事件，大部分是自杀，也与学生家长打过交道。他对此尤其不擅长，说出的话从来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尽管他小心翼翼地措辞遣字。他那苍白的脸色，圆盘式的脸庞和深沉的嗓音，并未能颇有成效地构成一种风度。他想要理智地或热情地表达他想要说的意思，但是，他对待那些吓坏了的家人是那样的不成功，甚至于也吓坏了他自己——“我无法理解这种无意义的死亡。”这是他未言表而内心里供认不讳的话——说出口的那些奇怪的话只能使悲痛的父母迷惑不解，或许使他们更沮丧。

发生了什么事？警方迄今披露甚少。他们告诉院长说，瑞克·莱斯特那天晚上出过城。他妻子曾与他在一起，但不久就带她回了家，而后他一直坐立不安。凌晨两点钟他出现在酒吧里，警方认为这很反常。“据酒吧招待员说，他成了那里的公害，乱发脾气，是酒吧里惟一的白人，还有性骚扰。”警察唠叨个没完，这是对这位院长履行他们最起码的职责。要说他们愤世嫉俗这不完全对，但他们关于大城市凶杀的看法与其说是通过他们的语言表达的，毋宁说是在他们粗糙的面颊和强壮的体格上得以全面体现的。语言只是一种填充物。也许这个男孩有强烈的性欲，或酗酒过度无以自控，或吃安眠酮过多而产生幻觉。验血会说明一切的。他可能认识把他推出窗口的那个人或一些人。这些警察说起话来虽然振振有词，但他们的本职工作却不十分令人满意。他们行动迟缓，无动于衷。活动犯罪实验室并未履行其职责。此外，验尸报告也不全面。一切都越来越糟，等夏季结束时情况仍未好转。殡仪员也未做他应该做的事。那位年轻的妻子垮掉了，而后她说她至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负责凶杀案的一个警察曾建议科尔德悬赏捉拿凶手，科尔德采取措施很快就筹到了那笔钱。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教务长发生了矛盾。他们以前从未有过这种不愉快的交往。教务长阿列克·威特一般说来总是合作的，科尔德对他印象很好；但威特似乎认为科尔德动作太快。这位稳重之人威特办事方式极端周密谨慎，极尽温和，他搞不懂学院是否可以不听取保持低姿态的建议。此案涉及到微妙的种族问题，不愉快的刨根问底究竟会得出什么结论仍无法预料，但科尔德坚持悬赏。他手里掌握着可以动用的一系列基金。钱就在那儿摆着，没问题。他连连点着那颗宽大的头，低下头时使眼镜从眼睛、从浓密相连的灰白眉毛上滑落下来。他有节制但拒不接受拒绝。学院付得起这笔钱，应该悬赏。教务长开始认为如果院长不能按意愿行事他就会辞职。科尔德得到了支持，什么缘故呢？精明的教务长没能搞清楚。他笑了，那是一种并非非常愉快的出于礼貌的理解性微笑，但他是芝加哥硬汉子；他的脖颈，他的胸膛表明了这一点，虽不甚魁梧但却无疑具有野性，那些肌肉块中蕴藏着勇猛的中后卫的力量。科尔德以前从来没有机会注意到这一点。健壮的教务长今天在他面前显现了。“如果你决意要出钱悬赏，我想我可以拿出几千块来。”威特终于开口说。

“那正是获得情报所需的，警察对此非常肯定。”科尔德说。

悬赏一公布，证人便蜂拥而来，这毋庸置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据他们提供的证据逮捕了两名嫌疑犯。其中一名是有很长犯罪记录的一个妓女，另一个就是卢卡斯·埃布里，梅森的朋友。此后，案情进展迅速，学生反应也很快，那是梅森所为。他随即组织了活动。科尔德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活动——一次抵抗运动，一场防御战。激进的学生们指出，学院正在进行一场反对黑人的秘密战争，院长正在阴谋策划这场战争的进行，利用学院的力量攻击黑人。学生们通过了决议，在一份学生日报上发表，把案情推向高潮。

梅森提出根本不存在凶手。瑞克·莱斯特不是被人推出窗口的，他跌跌撞撞地自己坠落下来。不管怎样，那是他自己的错。那天晚上他出来找麻烦，罪有应得。校园里的激进派还提出了该案的理论根据——学院正尽力限制校园附近的黑人住宅，拒绝抛弃南非的投资，对赞助措施迟迟不作出反应。四十年前院长本人就是一位学生激进分子，现在他看到事物几乎未发生任何变化。聚会，宣传鼓动的标语，狂热，都与那时相同，甚至连施压的方法也相同。教务长说，“这场运动总会逐渐停止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他实际要说的是，“看看你惹出的麻烦吧。”科尔德一声不响地点点头。这冷静的颔首不表明他承认了什么。他对威特心中有数——不是说他已知道如何处理此事了吗？

梅森竟敢走进舅舅的办公室。科尔德的秘书波森小姐在接待室里审慎有度地打电话说——她是科尔德的同盟，但她也喜欢刺激——“你外甥刚刚进来；想要和你谈几分钟。”

“跟他说你在许许多多的约会中给他挤点儿时间。”科尔德说。

话音未落门已经开了，他的外甥出现在门口。爱管闲事、诡计多端的梅森穿着常见的青年异性服装——旧的狭长牛仔裤，枝状花纹衬衫，梳着马尾辫。该怎么对付梅森！科尔德一直不喜欢难题和策划难题以迷惑人的人。他不喜欢外甥吗？不，他对外甥的感情是混乱的。消瘦，细高，步履轻盈，尖尖的肘部，梅森还真有些风度，甚至有点儿迷人，从他身上总能散发出一股珍贵的香气来。他立场如何？

人们有时看到他与工人世界的马列主义者在一起，他们手拿小红旗，在大街上贩卖报纸，但他却不是他们的成员。如果他有一种明确的观念那会容易对付些，但梅森并不想做任何容易做的事。不，科尔德未能识别出这个年轻人的立场，如果他持某种立场的话。也许根本就没什么立场。

梅森带来了一种哈克贝利·费恩[1]式的轻松、愉快的气氛。这使院长心情沉重。在那轻松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危险的、含混的、诸如此类的东西。科尔德默默地问（而且那既是一种问题同时也是一种祈祷），我们非得经历这一切吗？噢，是的，我们必须这样。接受了这一点，他在院长的坐椅上坐稳，盘起双臂，抖抖他的踝关节。他倚向一边，镇定下来，说，“我每分钟都排得很满，可你还是坐下吧。”

梅森坐着时也几乎与钻井架一样优美——一个长长的框架，一颗远不可及的脑袋。你能看到它在类似钻井架林立的一片田野里有规律地上上下下。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孩子会变得丰满，而增加的体重将减弱他的神经紧张。他父亲曾经健壮如牛，偏偏不是个神经质。老梅森是精力充沛的大环区的律师，在达莱法律机构中有许多关系，是强悍、傲慢的硬汉型。冷酷的人们，这些芝加哥内幕者，一种特殊类型。梅森没有继承他父亲的体魄——起码现在还没有。那他已经继承了什么呢？

在科尔德眼里，他的外甥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发展阶段。何以不安定？聪明，敏捷，同时也粗暴，痛苦。年轻人的逆境对他一点没有好处。是的，那地方非常拥挤；他是全球上数百万分之一。如何出人头地，率先领头——那是挑战，他还未琢磨出如何对付这一挑战的方法。于是便提出模棱两可的威胁，一种宣言：“警惕这空间。”科尔德对拥挤着竞争者的那些拥挤的领域不屑一顾；他已准备承认这一点。他准备承认关于自己的许多情况。比如说，你不必强迫他承认他那副有耐性的样子仅仅是装出来的，一种糟糕的境遇和负担。但是，要坦诚地或（更糟的是）在理论的水平上与梅森讨论一些事情，如青春、年龄、大众倾向、自我表现、蛊惑人心的政治等，那将是大错特错。科尔德不久以前曾对米娜发表议论说，尽管人们无时不在与自身对话，从来未停止与自身的交际，但没有人有一个好的关系或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行当——真正的行当。科尔德知道吗？他本人的大半生中有过一个坏的关系，然而，他最终走上正确的轨道也仅仅是机遇的问题。仅仅是机遇。他愿意告诉外甥，男人和女人都是影子，影子中的影子，是相互的。有了勇气，科尔德愿意友好、坦诚、多情，但梅森不给他勇气，他不买友好、坦诚的账，而科尔德则待之以吝啬，从不像舅舅那样待他，从不予之以教诲。他至少[2]（老梅森过去常说“至少”，他喜欢用拉丁语开玩笑——抱怨）能讲一些浅显的道理，这就足够了。仅就那些在影子框架内的影子的复杂性来说，浅显的道理则有许许多多。

科尔德被难题难倒了。现在梅森又决心要给他出难题，而且是微笑着给舅舅出难题。那并不十分是微笑，梅森的双唇噘得老高，在那浮肿、膨胀的双唇之间是天真无邪的门牙。他母亲肤色略黑。梅森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由于青春活力，它仿佛还发出一种矿物的光泽。他长长的侧面和狭窄的前额与埃尔弗里达很相像。科尔德非常喜欢妹妹，他爱她，所以看到那些特征的继承——噢，恶作剧的相反的继承，就更加令人痛心，这是对当代面目表情的糟糕的解释。这真是不幸——一件憾事。这种遗憾之情占据了科尔德的心。它拖曳着他那颗充满悲伤的心——那骨瘦如柴、体态不匀、内心虚弱的孩子竟与他的院长舅舅对起阵来，但那悲伤也是过分的。没有必要悲伤过度，那会把他拖入歧途。科尔德也为其画了句号。

院长的办公室在一幢布朗[3]年代的建筑里。他们曾试图让他搬到新区，但他反对。新房间太低，长长的现代灯管伤害眼睛。此外，他不想在走廊或男厕所里与教务长或其他行政人员不期而遇。那褐色沙石建筑更像他想法中的学院建筑。他在外观上并不完全像一位院长。身穿一式三件的套装，马甲的纽扣似乎扣错了位（在大学生面前讨好的时髦官员不会穿这种款式）。他活像个临时替角，向院长过渡的一位记者。他那宽阔的脸庞，由于秃头而扩大了的一块地盘，看上去纯朴文静，但也带有一点灰色，颇有被束之高阁的感觉。他的目光里有某种失常的东西（是那副大眼镜吗？是那双眼睛本身吗？）。长长的拖至肩头的丝发与那三件套服装极不相称。那深沉的嗓音发自一位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壮的人——一个引人误解的外表；其实他健壮极了。

“你母亲好吗？”

“最近我很少看到她——对不起。你那位漂亮的妻子好吗？我得说讨这个老婆真是你的福气，阿尔伯特舅舅。”

科尔德没有回答，对这沉默不可能产生误解，但梅森继续说道，“她不仅非常聪明，还热心活泼。和她在一起，你也活泼多了。其他的女人们一定会使你沮丧。与米娜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她是有身份的人。母亲爱她。”

“你打什么主意，梅森？”

“你不以为这是一次社交性拜访吗？你很忙吗？我给你惹麻烦了吗？”

“我猜你想要谈的正是麻烦事。”

“我给你写了两封信谈论此事。你未回信。”

“那两封杂乱无章、言辞激烈、晦涩难懂的信无法回。”

“你可以请我来面谈。”

“在你公开抨击我之后，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此案的真相。”

“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我是如何看待这些真相的。一个学生死了。我是学生们的院长，我必须插手此事。我插手了。两个人被捕，被起诉，被控犯有杀人罪。这差不多能说明这个案子了吧？”

“你出示悬赏作证。”

“那当然。”

“证人都是被收买的。”

科尔德决定不再进行这种苦涩的斗智，梅森力图让他走上的那条有趣的路线。这显然被他的沉默所拒绝。他放低目光，看着办公桌简单的镀金镶边——印有阿拉伯图饰的一条直线，他会非常乐于从中看到理智和秩序。

梅森说，“我也有一种特殊兴趣。卢卡斯·埃布里是我朋友。”

“多么紧密的一位朋友呢？”

“你是在暗示黑人流浪汉没有朋友吗？尤其没有与白人的友谊吗？此外，当悬赏一公布，埃布里和瑞基·海因斯的‘朋友们’便跑着来告密，是吗？他们想要钱。毫无疑问，就好像平房地带的白人不会为钱而来作证似的。”

“对此毫无疑问。”科尔德说。

“靠食品券过活的黑人，他们是下层社会——你们这里的社会学家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他们希望毒品、凶杀和监狱将消灭污秽的、惹麻烦的下层社会。”

“我不是那些社会学家。他们也不是我的社会学家。”

“不，你是我的阿尔伯特舅舅。告诉我不要教别人如何说话。好吧。但是，你在强行让人相信。你已下决心抓住那个黑人不放。”

“你的朋友埃布里正在接受杀人罪的审理。我并未起诉他，也不会审判他。”

“来自圣母院、耶稣会、国家机器、执法者、州检察官的那些爱尔兰人，你是他们的好朋友。”

“当然，我已经和他们谈过了。”

假定没有什么太离奇而不真实的事——我们还能不能说没有人太古怪而不被人喜欢的呢？院长和他的外甥都是一家人，因此大概相互喜欢或至少尽量相互喜欢。院长愿意付出这番努力（这原本应是一种努力的），但喜欢并不是梅森所要的东西。他来这里是由于成熟的缘故（来斗争），一边露齿狞笑一边闪烁其词。他那极端机警、变幻莫测的目光里饱含着傲慢。是的，他是有原因的，而最重要的是希望刺舅舅一针，他希望——渴望，热望——把这一针刺得深深的。他作为街头游民的代表来到这里，但他还打算给他这位无知的舅舅上一堂课，让他了解一下芝加哥的社会现实。他已经赢得了代表被压迫者的权利，因为他和卢卡斯·埃布里曾在厨房的油污和垃圾中并肩工作，他们的前额上都缠着浸透着汗水的抹布。

梅森在说话，“一周一周地在那个遭天罚的下水道里，那种关系是一个局外人所无法判断的。”

“你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和白人？”

“你说对了。”

他曾经有过军队的经历——混乱的大厅，国王的马前卒——但是拿经历来与梅森斗嘴则是愚蠢的做法。科尔德未在这上面费口舌。他等待着，直到墙上电子钟的秒针走完了整整一圈，那就像是一只长腿苍蝇。梅森的意思很清楚：卢卡斯·埃布里是真实的，其他人（如阿尔伯特舅舅）则不然。阿尔伯特舅舅没有理由与那些在一种生存之中、在与他完全隔绝的一种现实之中受到严重损害的人们搅在一起。这些人的赌注是生与死。阿尔伯特舅舅下了什么赌注呢？让他死死抱住他幻想的高等教育吧——关于柏拉图[4]和善的研讨会。下层社会的这些人，瘾君子，抢劫犯，妓女，他们是什么？老鼠吗？对于“思想的人们”，对于有名分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过是老鼠而已！这就是科尔德经分析而琢磨出的外甥的观点。他甚至对其中某些看法表示赞同。

“可那个被杀的孩子又怎么办呢？”他说。

“谁说他是被杀的？”

“我们还是不要玩文字游戏了吧。他死了……”

“但你不能证明他是被杀的。”

尽管无名火起，科尔德还是镇定自若，他说，“他被绑着，嘴塞着。他不能先塞住自己的嘴巴，然后把窗帘撕成布条再把自己捆起来，对吗？或砍伤自己——用菜刀砍掉自己的耳朵？他打破三楼的玻璃走出来，一只胳膊仍被绑着，嘴上还堵着……然后警察来了……可我们重复这个过程还有什么用呢？莱斯特太太和那个黑人妓女已经作了证。”

“你打算让那个妓女出庭作证吗？你决不会的。她的犯罪记录可追溯到十年前。她在执行认罪辩诉协议。她的证词一文不值。而另一位女人莉迪亚，你指望她说什么呢？她和丈夫那天晚上出去寻找刺激。那种炎热的天气正是人们漫不经心的时候，而莱斯特正是那种人。他去了酒吧，把卢卡斯·埃布里和这个黑人妓女带回家。你以为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你以为呢？如果他妻子在家怎么办？”

“莱斯特出去两次，一次和莉迪亚共饮了一杯啤酒——至少她是这么说的——另一次是在她睡着之后。他独自在酒吧里过足了瘾，脚上未穿鞋。他又去了另一家酒吧，那里都是黑人，他不知道那里的规矩。他把大伙惹恼了。他吵吵嚷嚷，装聋作哑，唐突无礼。他想要带走卢卡斯·埃布里和这只老母鸡。”

“正是他们把他带走了。”

谈话进行到这里对科尔德来说十分艰难。他们谈到了动机问题。他说不清莱斯特那天晚上一直在找什么。不管那孩子做了什么，都仿佛按预定步骤注定导致他的毁灭。所有那些错误的做法正因为是错误的他才做了，这并非不可能。一次事件偏偏在他头上发生了。死亡之门对那孩子敞开着。他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理智些呢？

“你以为他仅仅是出于好心和友谊？”梅森说。

科尔德让步了。“他那天晚上的行为似乎不合常态，但我并不认为那就应该受到死的惩罚。没有什么值得让他为之送死。”

“我读了你在报上发表的看法，他是位守纪律的学生，等等。他过去常去做早弥撒。”

“我不是编造的，”科尔德说，“两位牧师曾来找我。我并未恳求他们提供证据。他们说他笃信宗教。他为什么不呢？”

“无可评论，”梅森说，但他说话时的表情无非是大发议论。此时，他就像他已故父亲那样固执、成熟，那是处理这些事务方面的一位艺术家，一个盛气凌人的粗人。已故扎赫那正是这种粗暴无理之人，还有那种霸道无光咄咄逼人的凝视也与梅森完全相同。梅森还非常年轻，仅二十二岁。那头黄铜色的头发蓄至嘴边，条条纤细的汗毛趋向下颌。在他的鼻梁骨上你几乎仍可以看到少年时代的花粉。他怎么会长得这么高？他的本质被拉得过长。

“他是否笃信宗教这无关紧要。他的生活体面有序。他学习、工作，是个已婚的年轻人。”

“是吗？那么，我们还是继续谈一谈所发生的事吧。那天晚上他叽里呱啦吵个不停，在酒吧里蹿上跳下，强行与人握手。他们可能会不那么在乎。一个白人学生说他理解他们的生活并站在他们一边，了不起的交易！他们全都烦透了。”

“这听起来好像埃布里——那句‘烦透了’。”

“别在乎那些体面的东西，”梅森说，“一个干净漂亮的男孩和一个雄鹰童子军？你并非生来就是院长，舅舅。莱斯特和他们一样乖僻。”

“嗯，切中要害。”

“他带上埃布里和在酒吧的这位瑞基·海因斯，然后一起去了他的公寓。”

“那也是埃布里说的。”

“那么，起初有三个人。一个死了。另一个在执行认罪辩诉协议——撒谎。剩下的还有谁？”

埃布里，由于没有保释金而被押在郡监狱里。瑞基·海因斯也在狱中。

梅森说，“如果不是莱斯特请他们，他们怎么会进入公寓呢？是他请他们去的吗？他为什么那么干？”

“出于性目的吗？在他妻子熟睡的时候？为什么要带两个人？——”

“瑞基·海因斯和他们一样强悍，所有的妓女都那么强悍，随时都可能进行犯罪勾当。一个白人老婆对于她算得了什么？你已亲眼见过她了。她穿着汗衫，大敞着怀，到处乱走，并像一个男人那样穿牛仔裤。她像卡车司机那样往地上吐痰；如果嫖客不付钱，她就狠狠揍他，凌晨二点钟的时候你不会把这样一个淫妇带回家讨论学术问题吧。她是一个坏女人。”

梅森向舅舅描述这一切，那神情似乎在说“如果不是这样子，你来告诉我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科尔德不得不承认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这就像是要看透一道蒸气或气体屏幕一样。重新构造则更成问题，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甚至时间和天气，都有浓厚的情感因素。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仲夏炎热的、城市梦魇的、淫欲猥亵的、赤裸无望的时候。死神气喘吁吁地跑到那个年轻人的背后，把他围住。但是，证据表明某种无意识的选择已经作出，某种混合，被摇动的和流过的愚蠢和厄运的乳胶。年轻的一代似乎不明白他们周围与之有关系的都是些什么人。

梅森说，“他想让瑞基·海因斯和他一起去厕所。”

“干什么？”

“在她拉屎时与他舌交。”

科尔德听不下去了。他恨那种事。他怒吼道，“不要对我说这种话？也不必把这种事推在那个已死的孩子身上。”

“好吧，舅舅。我曾听到你有一次对我母亲说我们正忍受某种性流感的折磨。你在饭桌上夸夸其谈，也许你没注意到我在场，那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大约十二岁，但我记得你说的话。一种魔力占了我们的身，你就是这么说的。可现在这儿有活生生的事实，你却又不肯接受。你所称谓的那个已死的孩子，太妙了，不过是个怜悯的对象而已。”

“警察说一条狗被关在厕所里。”

“那是莱斯特的狗。他完全可能把它带到厨房里。”

“更像埃布里了。他是你惟一的消息来源。”

“那女人也这样说。”

“我怀疑莱斯特会打定什么主意，”科尔德说，“冰箱里有一只瓜。他打算要招待一下客人。他把瓜和切刀拿进客厅。埃布里夺过了刀。”

“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那是瑞基为减轻罪过而撒的谎。她非常熟悉刀子，她的犯罪记录有过持刀行凶。她说过她究竟刺伤多少人了吗？没有。她何必要说呢？”

“我认为，”科尔德说，“如果你能够进入她那严密的脑骨，你会发现那里装满了怪诞的想法、行为或画面。”并不完全是他的这番话使梅森呆望着他，而是他那奇怪但却颇具特点的深奥或形象状态的无意识表露，在尽力安慰悲痛的家长时院长也正是用这种表露搪塞他们的。

“那么他仅仅是用一个漂亮的甜瓜来招待他们了？”

“他们拿刀对着他，”科尔德说，“我想他可能进行了反抗，所以他们才割下他的耳朵以示他们当真。他们把窗帘扯成条条，把他绑上，堵上他的嘴，然后开始撬窃整个公寓，他们也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来的：高保真音响，录音机，耳机。这些东西都堆在门后。瑞基拿走了瑞克·莱斯特的结婚戒指，那也是证据，所以我们对此不必含糊其词。好吧。然后，埃布里弄倒了电视机，吵醒了莱斯特太太。她穿着夏季短睡衣走出来。她直到此时才听到动静，因为寝室里的空调机噪声很大。妻子进来时，莱斯特开始挣扎。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发生的。瑞基按住他，与此同时，埃布里从后面扑向莱斯特太太，把她压在地上。”

“是的，”梅森说，“那么结果如何呢？一个白人妇女，几乎赤身裸体，身上压着一个拿着刀的黑人男人，老生常谈的强奸梦。”

“没发生强奸。”(https://www.daowen.com)

“当然没有。他要那个骨瘦如柴的荡妇有什么用？他有很多女人。在餐馆里，女人们到厨房里去找他，有许多白人女人。此外，搏斗开始时埃布里并不是在莱斯特公寓里的那个家伙。他早就厌倦了，因为埃斯特对他百依百顺。”

“在一份供词中他是这么说的，是另外两个家伙。只不过在嫌疑犯队列中莱斯特太太认出了他。”

“如果他在她背后他怎么会认识他呢？可这没什么。就按你理顺的案情吧，舅舅。丈夫看到妻子穿着短睡衣，躺在地板上。他开始反抗，挣脱一只胳膊，并设法跳着站起来。”

“然后他被推出窗外，打破玻璃，从三楼摔下去。一只胳膊仍被绑着，嘴仍被堵着——”

“你还抓住堵嘴的事不放。如果他未被堵嘴，就能说出遗言，那么就会多一点人性了吗？他摔下楼来，被摔死。此外还有别的吗？”梅森笑着沉下脸说。

“那是你的结论——他心里想的是纵欲。相反，那儿发生了争斗，如果他是被杀，那是他自己惹火烧身的。”

“你还想说什么？‘令人惊骇’，‘使人目瞪口呆’，‘使所有人震惊’？”

对科尔德来说，这是他们谈话的最糟糕的时刻，奇怪的会见经常在院长办公室里发生，它们比你所能够想像的还要奇怪。来找你的学生们常常提出奇怪的请求、坦白或夸口，但是，这次会见，由于其背后涉及到自己的家人，使他头痛，他的眼球一阵剧痛。院长沮丧地站起身来，打开了通往波森小姐外间办公室的门。那还有学生等着吗？没有。那老姑娘的椅子空着。她善于表露同情心，是他的同盟——她在这方面大做文章——虚张声势——但当真正到了热头上她都本能地走开。她去女厕所抽一支烟，和别的女孩子说闲话。就这样他被梅森缠住了，没有办法摆脱他。他多么想说，“我感觉不好。你走开。找时间再来吧。”但那会显得软弱无力，事情很严重，关系到罪与罚和埃布里的生与死。科尔德的火气一下子发在波森小姐身上，爱饶舌的老娘们，一文不值。但是，如他所认识到的，真正的麻烦在于他把与事情的总和，即他与自己的关系搞错了。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他在和这个年轻人进行一次无用的辩论——毫无希望！所有的前提都错了。他的脑袋是那么遥远。他回到座位上时，梅森望着他。

当那孩子说“令人惊骇”、“使所有人震惊”时院长对他所使用的词汇的真正意思理解得是再深透不过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再绕来绕去谈那些高尚的情操、人性教导、虔诚和诗歌，以及那种爵士乐的其余部分。你总是重提切刀、堵嘴、血、尸体和被悲痛压垮的妻子，你还以恐怖来搅动你自己的内心。正在展示它们如何具有“人性”的岩石。

此事的真实所在是一颗有毒的粒子，即使它不过是一颗粒子。

芝加哥的真实声音——发自最低音区即社会最底层的时代精神。

当梅森认为他使你失去所有权利时，他真是再没有比这时更像他的父亲了。老梅森不走第二条路，他要么支持你，要么反对你。如果他不赞成，便蔑视你。科尔德很早以前就断言芝加哥是美国的蔑视中心。他在外甥的声音里听出了蔑视的口气——真实的、嗡嗡作响的、恃强欺弱的、刺耳的拉萨尔街的铜管声。“把他们的双脚伸向那火焰。”老梅森不厌其烦地说。如果伸向火焰的是你自己的双脚，他会说，“必须咬住那颗子弹。”他选用那些老生常谈的词语，但对这些词语的解释却相当有力，他简直就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彪形大汉。你要么刚直不阿要么什么都不是。这些拉萨尔街的人物们真实狡猾，感人至深，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个城市、这个州、这个地区、这个国家的实用文化的支持。在他妹夫看来，这位院长放弃了真实世界，在哲学和艺术中寻找避难所。学者们都平庸虚假。按照自由派的文雅礼仪，老梅森可能很难尊敬别人，但其基本意思是这样的：他眯着眼睛或是抱怨说，“我靠翻垃圾箱维持生计，但我至少走进小巷亲手翻弄它们。”在森林湖上游，科尔德曾经是扎赫那餐桌上的笑料：“庸才院长”。埃尔弗里达没有参与这次作弄，科尔德对此深信不疑。但她已嫁给了一个外向的、过于自信的人，宁愿有一个与哥哥完全不同的丈夫。她曾经对科尔德说过，哥哥意志坚定但同时又退缩内向，仿佛与周围的人们几无共同之处，除了写文章外极少“外露”。

再次坐下后，面对梅森，院长感到凄凉——他自身的最凄凉的时刻。一道溪壑已经打开。不，是一个真空，那里有一个真空。他说，“是的，我在停尸所里看到那孩子的尸体时，使我大为震惊。”他可能还会说：只这一次，我深为震动。

梅森说，“我读了《论坛报》上登载的故事。被害者的妻子受到惊吓，院长阿尔伯特·科尔德认出了被害者——你可能还发誓要抓住行凶的狗杂种们。”

“我想把他们绳之以法，这是真的。”

“你在自找麻烦。”

“如果他们不被抓住那会使我不安，这也是真的。”

“是什么使你确信你已抓到了真凶？好吧，你亲自作了调查。我知道一切经过。你去了我们工作的那家餐馆，你甚至去找托比·温斯罗普，开办戒毒中心的那个家伙，去了解埃布里的情况。

“事实上，我们并未谈到他。”

“一旦开了头你就像是出谋划策的复仇女神。我打赌如果你们谈到他，温斯罗普会打死埃布里的。温斯罗普是敢于冒险的黑人，一个能筹措资金的黑人。”

科尔德说，“梅森，现在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不想让你去骚扰莱斯特太太。你去见过她了，警告她不要催促破案。你威胁说她丈夫的许许多多丑事会曝光，离她远点，她是个不错的年轻女人。”

“‘不错的年轻女人’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她本性端正。她能真切地感觉。”

“噢，天哪！”

院长现在觉得头鼓胀地、悸动地、过分地疼痛。这一次他可真是交了鸿运。当当正正透过那双眼睛的是一种美。如果他是独自一人，他会去躺下的。他在角落里放着一把旧的铝制草坪躺椅。波森小姐曾为他织了一件阿富汗毯。他常用这块蓝绿色相间的阿富汗毯，这给他一种舒适的享受。

“此外，梅森，你一直在校园里散布不利于莱斯特夫妇的谣言。到此为止吧，不要再威胁了。”

“这种关系——外甥反对舅舅——使你难堪了吗？”

“这方面对我没什么影响，这使你大吃一惊了吧？”

“噢，这只不过是歇斯底里的儿戏，是吗？”

科尔德头痛得发胀，简直像个大气球，但还是耐着性子，垂下目光，看着写字台。“你看，你来与我解决分歧，清算新仇旧怨，新老账一次结算，像轮盘赌一样。天知道这是怎么了。太糟糕了。”

对梅森来说这番情真意切的话不过是一个伎俩，阿尔伯特舅舅来软的了。他的微笑同样表明了这一点。

科尔德尽了最大努力以求公正，重新考虑这个案子（也许他确实有一个盲点）。他再一次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考虑瑞克·莱斯特死时的情况。为此他要暂时神游一会儿。他转动转椅，背朝梅森，望着蓝色的窗子和窗棱上秋天的常青藤。不妨再试一次，首先是那个孩子气的男人的死。以芝加哥夜晚喧嚣的丑恶为开端，将其置于中心位置，它必须置于中央。那么都有哪些人参与了呢？在卢卡斯·埃布里和瑞基·海因斯之间有一种生意关系。他为她拉客，带学生们到她的房间。这是警察提供的情报。梅森完全可能知道这一点，如果他们的友谊如他所说的那么紧密，但他并不认为拉皮条有什么特别的不光彩。那甚至不是拉皮条，不过是做媒。那些孩子总需要有个地方发泄一下。那又怎么样呢？她不需要埃布里的保护；她保护她自己。

她有拳击运动员的体格和拳击运动员结实坚硬的脑袋。她把男式衬衫掖到后边以便露出乳房上部，甚至这也像个拳击运动员——这一定会引起那孩子的性欲望。埃布里，她能一拳把埃布里打倒在地。他长得瘦小，歪歪斜斜，精力耗尽；那撇小胡子也歪歪斜斜的。他膝部垂萎，一个被刮过毛的人。那双下垂的手看似充血，却皮肤蓬松。另一个拙劣的发明是纵欲，一如厕所里的罪恶，一如穿过窗子之前踉跄奔走的瑞克。这些是来给瑞克·莱斯特送行的人们。现在想像一下这伙人闯进莉迪亚的寝室，吵醒她，提出猥亵的要求。她会顿时大哭起来的。

不。整个事件的目的是抢劫。埃布里就是为此而来的。当那两人向莱斯特扑去，夺过切刀时，他们一定是割下了他的耳朵，只是让他静静地躺下。他当时可能停止反抗，他们便把他捆了起来。瑞基可能首先用力扯掉了结婚金戒指。他们没打算杀死他。瑞基曾有一次做过帮凶，但警方从未有过他杀人的记录。正是那台摔落了的电视机（埃布里太弱小以至抬不动它吗？）引起了恐慌。这时莉迪亚·莱斯特从床上跑下来，埃布里把她摔倒在地。瑞克·莱斯特挣扎着站起身来，然后，这两个抢劫犯或其中之一达到犯罪高潮。卢卡斯·埃布里当时乱作一团，恐慌，孤注一掷，足以动手行凶。那天夜里热透了，糟透了，瑞基·海因斯粗暴透了。在警察局你看到那样的女人用滚沸的油烫伤男人，或用刀刺伤男人。所以，罪恶的结论是：莱斯特被推出窗外。他不可能由于跌撞而打碎窗子摔出去。窗框已旧，但却是木制的，而不是纸板。他一定是被推出去的。

他一摔下来，埃布里便开始到处擦指纹——电视机，切刀。但在莱斯特的丰田车里却发现了干净的指纹。有经验的杀手会处理掉莉迪亚的——她是证人，但这两名凶手却匆匆逃走了。他们丢掉劫掠的物品，从后楼梯溜掉了。这是芝加哥古老的敞开的后楼梯，门廊都是用灰色的木板钉在一起的，由十字托架支撑着。那里有一个杂乱的院子，一道栅栏，然后是胡同。瑞基和埃布里在胡同里分手了。

科尔德在思考时上唇内卷，宽大开阔的前额光秃不毛直至头顶，短小的爱尔兰鼻（他母亲是爱尔兰血统），睁大的眼睛，还有一张平淡无奇的大嘴。就这样，他们分手了。分手后，瑞基处理掉了那个结婚戒指。她把它给了一个男人，是那些街民之一，让他替她保管。但当悬赏一公布，这家伙便去了警察局，做了供，交出戒指，现在被用作证据，并索取了奖金。他说他愿意作证，但后来他失踪了。州检察长的助手格拉狄已派警察寻找他了。这就是你陈述的事实。科尔德想要尽量做到公平，严格地甚至热切地做到公平，自言自语地谈到许多各具特色的怪事：在家里开始的客观性；你自身再坚强些，没有坚强的精神是没用的；自述一些听起来正常的故事，这样你所要做的就只是坚持并非存在的常态；然后，生活对于你来说就只不过是你“有意于理解”，而你毫无结果。

但是，事实中的事实是科尔德在医院辨认出来的那具尸体，躺在停尸桌上的那个孩子。瘦长肮脏的双脚，带着刚刚被排斥的表情的面孔和认识成熟的暗示。然后是续篇（以火为框架的另一组事实）：格拉狄下令把尸体从墓中掘起以做进一步检验，但这道命令不可能执行，因为尸体没有进行防腐处理，而且是炎热的夏季，然而，死者家属却付出了防腐处理费，账单已经付清。但这是普通的商业习惯，内在欺骗，没有什么可为之激动的（尽管他已为之激动）。这最后一项考虑，那已腐烂的尸体，科尔德没有提到。它会给更深重的龌龊提供一个开口的。

梅森说，“怎么，你已经坐在那里五分钟没有开口了，只看见你的嘴唇在动。你想让我走，你对我有反感。”

“不完全是。”科尔德低声说。

“我有几件事要说，不知道能否跟你约个时间？”

“为什么不能？”

“也许你不想亲眼看见你的敌人。”

“是什么使你认为你是我的敌人呢？”

“因为如果你执意迫害这位黑人洗碗工，那你就得准备和我斗。是的！”科尔德的头在颤抖。“如果某位黑人从窗口坠落下来，就不会有什么他妈的悬赏或调查或案子。在那个星期里有多少黑人被杀？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州检察官格拉狄，没什么新闻覆盖面。”

“我遗憾地说这可能是事实，但是管理学生是我的工作职责。这正是我们在院长办公室讨论瑞克·莱斯特的原因，而且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秋月。”夏季梦魇般的喧嚣被他们抛在脑后，腐烂的热臭已经减缓，仿佛疯狂的魔法已经结束，但是，这仅仅是一次换位。那同一种腐烂的音乐在继续。这是它较冷静的音调。

科尔德非常明白外甥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说过，其内容如下：你干预了你丝毫不感兴趣的事情。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限阈内尽其所能。是的，他们扒窃，他们抢劫，他们性交，他们酗酒和吸毒，他们用刀枪相互残杀，年轻时就死去。而你，一个做日常工作的人所不能原谅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他们不做计划，不做事；他们只晃来荡去。那是最令你讨厌的东西。

他对梅森说，“很奇怪你对瑞克几乎毫无感情。他是一名和你一样的学生。”

“他和我不一样。他是你那类人，和我不同类。”

“他是个在炎热之夜外出的年轻人……”

“而且碰到了一些把他杀死了的黑人。那是你所能看到的一切。你和我母亲谈论这个案子时已经暴露了你的想法。她把你讲的话都告诉了我。当签发捉拿瑞基·海因斯的逮捕令时，她和一个毒品贩子正躲在南岸。警察用垒球棒打破了门，从床底下把她拽出来。报纸上并未写这些——母亲是从你那儿知道的。你还说证人纷纷跑来领取赏金，这些人不明白什么叫团结。罗伯特·泰勒·霍姆士提供的什么名字，他自诩为朋友，告发卢卡斯·埃布里，反复重申他声称他所听到的东西。那些都是我的人，你在我妈妈那儿把他们说成是不齿于人类的人——来自第三世界的野驴一样的野蛮人。现在我知道你在写关于郡监狱的文章，《时报》已登出广告。在十一月号的《哈珀氏》上读阿尔伯特·科尔德的文章。完全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你以为关于这个城市的人民你有什么可说的吗？”

“这些文章的主题不是监狱。即便有也只是碰巧——有关于监狱的描写。”

“阿尔伯特舅舅，你根本不知道所发生的事。”

“因为我没有像你那样真正地生活过？”

“你去看过郡监狱，可你还不是要把人送进监狱吗？那究竟有什么好处？”

科尔德表示赞同，“监狱的确很可怕。”

“怎么，瑞典政府在这个案子中拒绝引渡一个美国人，这是由于阿提卡骚乱和那些其他恶臭的地方。我们在庞提亚克就有一个最糟糕的邻居。”梅森还有更多的话要说。“据母亲讲，你是从卢福斯·瑞德帕斯的角度来描写郡监狱的，他是被人从那里抛出来的。”

“瑞德帕斯和他们一样率直。”

“你的那种黑人。”

“他在我眼里是端正、聪明的公仆。”

“公仆！那种臭狗屎的公民学？他是一个性施虐狂和告密者。”

这次谈话是在泄露机密、使事态恶化，进而一发不可收拾，但是，这里有如翻江倒海一样头痛的是稳重的科尔德。他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但看起来沉着、有责任感。事实上，他现在已厌倦不堪。他想要用裤子的臀部把梅森赶出去。

梅森说，“一个殴打囚犯的典狱长。”

“他被无罪释放。你对此一无所知，无罪释放但仍然丢尽了面子。而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街头流浪汉，努力要改善监狱的环境。在他接管之前，监狱一直由罪犯来管理……”此时，科尔德打住话头，用手的侧面擦过前额，遮住头顶上耀眼的灯光。梅森离开关很近，但他没有动。如果他站起身来，那就意味着走出办公室。梅森的确要走了。只不过还有几句话要说。显然他是按照早已准备好的思路办事。科尔德早就要摆脱他了——一种急切的愿望。不能驱逐；赶他出去只是一种幻想。那双蓝里透绿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哈克贝利芬的颧骨上泼撒的年轻花粉，乡村教育给他培育的活泼愉快的生活习惯，表示价值一万美元正畸术的那口高贵的牙齿，大背过去的黄铜色头发，灰黄色的脸，不坚定的自傲，坏脾气，传染病，脓毒症。你几乎能闻到热病的腥膻味。当这味道飘来时，科尔德的愤怒开始在脉动中消失。他坐在那里感到难过。

“你可能会去找母亲大吵大闹一番，因为她重复了你所说的话。”

“我不会那样做。”

“那就对了。我们有了你特别喜欢的开端。使她不高兴的是我。你是她的保护者。爱你的妹妹吧。”

科尔德爱埃尔弗里达。他真心爱她，而这也被拿来与他作对。

“我总是离不开你的影子，”梅森继续说。“阿尔伯特舅舅这个，阿尔伯特舅舅那个。一个大人物，聪明，有名望。阿尔伯特舅舅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关于波茨坦会议的文章。阿尔伯特舅舅亲眼见过哈里·杜鲁门打扑克，亲眼见过约·维·斯大林。”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同情你。你可以去恨那个不在场的样板，但你还有父亲来保持平衡——”

“是的，他在一些方面抵得过你。”

“他认为我是个呆子。”科尔德说，口气不偏不倚。

“对此你好像不怎么恼火。”

“不，一点儿也不。你父亲做事从来不是半心半意的。他喜欢的，便全力喜欢；他讨厌的，也同样不遗余力。”

梅森说，“你时而也想努力当一个好舅舅。你曾经带我去海岬钓过鱼。”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海岬里捉鲱鱼，我还掉进了海里。”

“你是夜里到的。早上你穿上短裤，你说我们该出发到岩石上去钓鱼了。当时我认为你的双腿很丑。”

“我可不是什么芭蕾舞演员——布加耶夫[5]或努里耶夫或别的什么人。噢，我不怎么雅观。在那些歪歪斜斜的岩石板上我没站稳。石板上覆盖着一层海草。我清楚地记得我摔倒了。”

“你扑通一声跌倒，侧身滑倒在贝壳上。”

“身上大约有五十处划伤。伤口虽然很细，但疼得很厉害。”

“那是过去的事了。它留下了一个痛苦的记忆。”

“我走进那片水，带着鱼竿等用具。浪潮相当大。”科尔德笑了，仿佛这是一次愉快的回忆。

他想起了汹涌澎湃的深绿色海水，颠倒了的天空，广袤的白云，底朝上，一片白茫茫，钓鱼线蜿蜒深入一道长长的流动翻卷的急流中。鱼竿丢了，还有他的眼镜。然后，他没有抓住防波堤上的黏泥，而那个男孩子又太小，帮不了什么忙。科尔德最后从海里爬出来，脱掉了海水淋漓的衬衫，将其裹在臀部上。“那些贝壳是坚硬的小杂种。”它们留下的伤就仿佛切伤的标记。“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又说。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那样流血。”

如果他们没能设法在海岬钓到什么鱼的话，那些油鲱或鲆鱼，无论怎样在线上扭动震颤，似乎都比不上阿尔伯特舅舅那样令人回味无穷。曾描写波茨坦会议上的斯大林和丘吉尔的阿尔伯特舅舅，却那么呆板笨拙，不知道怎么钓鱼。他的双光眼镜使脚下变了形，海岬抓住了他。除了深沉的嗓音、凸出的眼睛、固执的行为、从喉结处飘逸的头发、以及他脱下短裤时露出的令人作呕的双腿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当然还有伤口流出的血。奇怪，我从未想过我的双腿会那么糟糕。米娜却非常喜欢它们。我把两条腿放在一起的样子使她快活，但那是因为她的宏观视觉。不像这个执拗的孩子——实则是一个冷酷的孩子。如果他曾预见到他本人也会长成二维的，像一幅钻井架的图画一样，那么他对我的判断就会更仁慈些。你得详细研究梅森，才能发现他内心的博爱。那就像某种温度计里细细的水银一样难以察觉，但如果你把温度计拿到亮处，找到幸运的角度，你一定会看到度数的。

波森小姐探头看了看。她自知离开得太久了（面对这些令人恼火的离开，你又不能去查找那些神秘的女性原因），便柔声细调地宣布说，“有人在等你，科尔德先生。”

“最后一件事，”梅森站起身来说，“我母亲不想买为卢卡斯·埃布里筹售的债券。”

“她并未谈起这事，我也未劝她买。”科尔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