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回到家里，他给米娜倒了一杯茶。她说她想躺下来读点什么——他都推荐了什么？她经常向他咨询该读些什么。他了解她那种简单、老式的品位。唐蒂·琪琪——她从十岁起开始跟她学英语——教给了她一些她牢记在心的诗：《小黑孩》、《病玫瑰》。他说，“我会给你读《布莱克诗歌》。它们是人类灵魂的两个朋友的状态。你在韦斯莱安时我正在读布莱克。”

“那么你将如何打发下午剩下来的时间呢？”

“在写字台上弄几条新闻。”

他退到自己的角落里。打开了杜威·斯潘格勒写的两行专栏。题目是“双城记”。

科尔德没发现它有什么诗意。它是以斯潘格勒的那种可靠的说明文体为繁忙的读者写的。开篇是简短怀旧的一段：见到了一个在湖景学校甘贝纳小姐班上曾是他的竞争对手的老朋友。他用两个句子描述了友谊。科尔德把整个事件描写为一场展览赛——愉快的魔鬼对伤感的讨厌鬼，五回合的拳击赛。讨厌鬼赢了第一回合。杜威又开始了很蹩脚的另一段，谈到“很难与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建立关系”。他不必提到基辛格和尼尔森·洛克菲勒[1]，或者把他们写成富豪统治集团以外的人物，但是在这一段的结尾他的文笔有所恢复，唤起了两个“书生气十足的高中孩子”的友谊。他谈到多才多艺的伙伴阿尔伯特·科尔德；甚至在那时他就是一个神秘人物，后来在国际《先锋论坛》获得了相当高的声誉，最后成了教授和科尔德院长。院长从没想迷惑任何人，但他那神秘的性格确实令人迷惑。人们也许想知道，对这样一个人，深度分析会有什么作用，但阿尔伯特·科尔德对心理分析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敌视。他有一次曾说过，心理分析会一下子就把一个人描绘出来。“心理分析假装探索无意识领域，无意识的定义是，你没有意识到的领域。但分析者已经知道那里有什么了。他们应该知道，因为他们事先就把那些东西全放进去了。这就像寻找复活节的彩蛋[2]。你把蛋藏起来，然后你又找到它们。这是光明磊落的。但心理分析并不是。”杜威继续写道，“由于持有这种态度，我的朋友因而一直很神秘。”

“作为个性，这不足以成为遭人反对的依据，但是不久前科尔德院长走入公共生活并写了两篇关于芝加哥城的令人迷惑不解的文章，使很多读者困惑不已，心中不安。

“阿尔伯特·科尔德，”斯潘格勒写道，“以记者的身分初次露面时发表了惟一一篇可以显示其写作才能的关于波茨坦会议的第一手描述。这个达特茅思后生，曾参军入伍并在法国和德国服役的美国兵，当时恰巧在波茨坦，于是为《纽约客》写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他看到斯大林坐在扶手椅中，就像你和我一样平凡；他也看到丘吉尔失权，还看到了哈里·杜鲁门打扑克、饮威士忌酒。当然他只是一个孩子，没有历史的或世界政治的背景。科尔德那时二十二岁，但是他的那篇关于给世界带来如此阴暗后果的会议的精彩描述，却被负责选编的教授们无理地忽视乃至忘却了。从那篇处女作中可以看出，院长的才能是观察，而不是概括和综合（他缺乏斯潘格勒那种理性的、绝妙的才华），因此他离开了国际政治领域确为明智之举。

“但只想像一下——两个湖景高中的朋友在十二月末阴霾的日子里于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首都相遇。在医院里，一位老夫人正处于弥留之际；同时，芝加哥陪审团正开庭审讯。院长卷入了一起关于一名学生之死的麻烦事中。这其中有令人不快的暗斗。这根本没有一个超敏感的人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对一个在现代政治中身经百炼，二十五年来深刻剖析世界舞台——暴乱、恐怖活动、屠杀、权力的策略——的朋友来说，科尔德教授个人的忧伤似乎有些夸张。从性情上说，他心地脆弱，无法把握世界变化，处理人类事物发展的新技术、新因素，指导后工业社会的权威机关做出决定的分析图表的全部含义。院长精神脆弱，是真正的爱思考的人。这就是他为什么放弃新闻业转而在学术界隐身的原因。当他再次出来看一看目前的社会政治舞台时，他震惊了。他独有的人道主义标牌无法使他对他在街上、在摩天大厦里看到的东西作好思想准备，此处是一段清晰的开场白（在下面的部分里，杜威变得非常傲慢），开始阐述人道主义观点。“人类定义自身的标准在定义上是不充分的，这为人道主义者提供了介绍他们的典范的契机——如反对经济的心理人及其他类型的人。但是院长并没有致力于这种事业。他不是一个相信典范的人，他是一个敏感的、感情丰富的私人观察者。受过良好训练的都市学专家们认为他描写的芝加哥文章感情过于丰富。”

这些“图表”和“标准的不充分定义”是当今时代美国式的马尔罗讽刺；黑格尔学派的世界史。在华盛顿式纽约的斯潘格勒的同行中，谁能处理好这些概念——鼎盛时期的勒斯顿、克拉夫特、阿尔索普？瓦尔特·里普曼本人又如何呢？

现在我们进入了更深的洪水之中了，科尔德心中感到一种严重的警告。警告：在这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受过训练的都市学专家们觉得这些文章感情太过丰富了。“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他的性格极为少见，而且被他从小生长于其中的城市的变化吓坏了。因为科尔德对芝加哥怀有强烈的感情，他在《哈珀氏》上对这个城市自然环境和人类的毁坏描写中充满了他的痛苦。作为一个芝加哥同乡和老朋友我可以为此作证。但是还应当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富有的特权阶层家庭的儿子，阿尔伯特·科尔德年轻时也不知道除他之外的我们这些人成长于其中的芝加哥是什么样子。所有美国城市中最具美国特征的城市造就了这个土生子，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美国同胞。当你们的记者和他的老朋友在布加勒斯特碰面、交杯共饮之时，院长重复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旅游者曾对他说过的一句很风趣的话：我想没有什么东西会古怪离奇得使他的同乡几乎难以认出他乃是一个美国人的美国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很难弄明白他的论点。”

读到这些话，院长发觉自己几乎停止了呼吸。杜威是一个多么精明的小魔鬼，一个多么敏锐的阴谋家，又是一个多么乐于竞争的对手呀。他把院长描写成一个不知情的局外人，就这样处理了他。他摆脱他的方式是多么聪明呀。科尔德不得不承认杜威抓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与萨达特、基辛格、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3]之类的人的接触中，在向世界解释这些人的过程中，杜威成了公共舆论形成的专家。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传令兵，你必须知道口令和暗语，你必须表明你对盛行标准的接受。没有正确的许可证，你不能公开地说任何话，即使你希望公众对你的话认真注意，也不行。院长的问题在于语言。没有人会买你的账——如果用这种语言的话他们甚至不知道你的产品是什么。

“科尔德教授，”杜威继续写道，“对新闻业，对大众传媒非常严厉。他的指控是它们没能涉及道德的、感情的及富于想像力的生活，简而言之，也就是人类真正的生活，它们强大的力量使人类无法接近这种真实的生活。我们所说的‘信息’他会冠之以欺骗的特性。他对此并未赘言，但是在他最近的文章中，他试图富有创造性地概括出弄懂公共问题的正确方法。如果他十分强调乡村人民的痛苦，尤其是犹太人区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认为公共讨论俗套乏味，这或者是盲目的原因或者是结果（或者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而且我们文化上的贫穷与我们这些一度曾很了不起的城市中疯狂的、犯罪的生活是同根同源的。他为此指责大众传媒业。它养育了歇斯底里和误解。他还指责那些大学。大学教师们没有尽力去导引公众。知识分子们无法阐明我们的主要问题，也无法在这个痛苦挣扎的时代描绘民主的本质。阅读科尔德院长的文章，人们会想起奥特伽·伊·伽塞特[4]的《大众的反抗》（被不正确地译为《造反》）中的某些章节，也会想起马尔罗与戴高乐将军的难忘的交谈中的一些段落，还会想起马尔罗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如果说院长对传媒十分严厉，那么他对高等院校就更加抱怨了。传媒是整个美洲的一部分。它们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的‘公正性’毫无意义，但大学却令他深为失望。我从他的谈话中推想他认为大学教师与其他的美国人没什么不同，他们也被同样的舆论所左右，被公众意见所控制。他们拥有特权，他们与公众分离，不是为了与其他任何人相同，而应该有所不同。如果他们无法接受差异，他们就无法对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做出贡献。对人道主义者的挑战正是对生产出一种新的模式的挑战。”

杜威令人震惊地写道，“我不是让·雅克·卢梭[5]的崇拜者。我不会赞同伊曼纽尔·康德[6]的说法，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然而，他的确明白对现代平均主义社会的挑战是高等人类的创造，这些人可以满足人类对地位的需求和对美的热爱。这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而是人类的慷慨和爱，与势利行为和错误的优越感截然相反。我想这就是我的朋友阿尔伯特·科尔德放弃了相当成功的记者生涯而成为一名教授的原因。他的希望落空了，他走出去调查这个城市，他会原谅我说他有一点疯了。击中他的不只是美国城市的陷落，还有朱力安·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叛逆……”

噢，滚你的，杜威，还有你的朱力安·班达！科尔德用指关节敲了敲被汗水刺痛的眼睛，继续读下去。剩下不多了，感谢上帝。

“科尔德院长一定深深地冒犯了他的同事。他们本是在用人道主义文化照耀着美国社会，但是在院长的著作中他们成了失败者和骗子。这就是他在文章中披露的意思。我不知道我那亲爱的老朋友是否认识到了这点。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清楚他所反对的是什么，他正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什么。谁愿意，谁又能在商业团体中，在工程师、政客和科学家中造就出高级人类呢？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取得可信的成功呢？但是科尔德院长并不宽恕他们。你所指责的是市侩作风。脱胎于市侩的人道主义大学教师们经不住诱惑而回到美国社会的市侩核心了。一个具有才智的杰出人物如果不变成一个享受影响力和舒适的杰出人物又会变成什么呢？城市腐烂了，教授们无法阻止这种现象，但他们可以告诉我们（正如院长本人有些疯狂地试图去做的那样），这种腐烂的人类意义是什么以及它为文明预言了什么。被认为是代表旧时代伟大精神的学者们没有为此而战。他们向强大的空虚投降了。并从这种空虚中产生了疯狂的旋风。”他写道。

“从现实政治中接受一点指导对院长没什么坏处。他被一种他的能力无法驾驭的巨大的热情冲昏了头脑，这太糟糕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机智的人。在谈论芝加哥的政治和法律时他可爱又风趣。不与维柯及黑格尔在云中翱翔时，他极其有趣。关于美国多种多样的社会福利他说了几句令人难忘的话。有较高的福利范畴，也有较低的。有些教授工作很努力，院长说。大多数教授确是如此。但是当一个教授有了地位时他就不必做任何事了。一个有地位的教授和一个有八个孩子享受社会福利的母亲有许多共同之处……”

这些句子可能造成的破坏像其印刷一样清楚。通过一种即席翻译的程序，科尔德用阿列克·威特教务长的眼光读着这些句子。他想，杜威把我搞定了。阿列克·威特现在抓住我了，我自己的嘴给自己定了罪。当然我可以试图说我只是引用，是老梅森说的，但威特不会听解释，他也不会在意我到底说了些什么。所有的麻烦都在细微差别之中。噢，细微的差别！杜威和我从来没有使我们之间的细微差别相融，四十年来从来没有过，而学校也不会愿意听细微差别。这就是我在教务长身上取得的进步。开始时我被怀疑，而现在我受到不信任，而后我将成为讨厌的人。最后，我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一路降到最低的范畴——轻蔑。而后，“这个人是灾难”，最后，“这个狗杂种是个叛徒。”是的，这次杜威把我搞定了。这就是那个让我们都去上大学而他自己从没受过大学教育的杜威。同时他想与我们拉近距离，并把我拥入他的怀抱中，希望在远超过瓦尔特·索普曼的高处翱翔。这有点像孩提时他从纽约给我写来的信，那时哈罗德叔叔，那个老傻瓜，撬开了抽屉，向全家人大声读出了杜威的信，使妈妈如此痛苦。那也是个冬天，但这个冬天更讨厌，现在风从北方吹来，夹着雨，带着刺耳的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