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真实
一切时代的人都赞同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真实宣称精神上热爱，而他们对真实却真正恐惧。这种恐惧，他们根本不想承认，却已经表现出来。他们对指出这一点的人表示不满。真实这个词挂在每个人的嘴上；但谁能说明它的意思呢？看来，这好像是思想家和作家的职责，他们的目光由于经常观察和分析而变得锐利。为此，他们既需要勇气，又需要理解力。理解力要不同寻常，勇气也要不同凡响。充满热情、信心十足的新手，踏入文学生涯时，以为唯一的困难就是给所想象的东西找到正确的艺术表现，对此，他先是不加怀疑。但是，他逐渐发现，最大的困难是要说出所思所想。更进一步，是要敢于想象：因为意识默默地不满于自己给真实性提出的限制，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寻找到补救办法；意识闭上眼睛，半清醒地想：至今，没有超越！就像那些玩耍的孩子，最后以为再跳一步，越过路面上所划的粉笔线，他们便落到想象中的深渊里。人类心灵有一个很小的场地，由社会习俗的荆棘篱笆和偏见的壕沟紧靠着圈起来。精神驯顺地在固定的草场上吃草。只有几只稍为大胆的牲畜，才敢越过障碍偷看一眼外面。至于越过障碍，那是胆大妄为！唯有像尼采或帕斯卡尔[59]那样的疯子才敢放胆一试！
我们正是或多或少从一部作品中包含的真实的大胆程度，来评判艺术家的道德甚至精神的高低。当我们考察世界文学时，便会惊讶地发现，以这样的标准来判断，这种大胆就微乎其微了。尤其在戏剧方面，因为戏剧是写给普通人看的，他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的情感、习俗和偏见融合成平庸的一大堆东西；为了领会这千头怪物，为了让不灵活的耳朵能接受声音，艺术家必须具有音乐上所说的一种“平均律”，颜色过于分明和强烈，便会在使之均匀的调和中消失了。如果嗅觉灵敏，至多他会放松对真实性的限制，在当时情感和隐蔽的欲望划定的轨道上，放纵他谨慎的大胆。因为在一个社会规定的一般限制中，为了自我放松，社会有时会在一定的方向上暗中孕育一种部分解脱的愿望：就像一个人全身不舒服，却不想追根溯源，而把注意力放在其中一种征兆上，企图说服自己，他应在这方面用药。道德家、讽刺家以此来阐明这一点：这是篱笆上的一个洞，真实能穿越而过；但真实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狗，它服从命令，不会远离许可的范围。一个国王在压低上层阶级的傲气中得益或者心满意足；当他给社会定调时，喜剧就像莫里哀所做的那样，讥讽贵族的恶习或富有的资产者和无耻文人的可笑。当权杖转给野心勃勃、爱推理、强壮、腰圆背厚的资产阶级时，讽刺便移到宗教领域，因为需要排斥的对手就在那里。一方面言论自由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不失去这种自由又是很罕见的。简直可以说，作家通过在其他方面的拍马让步，在一个方面赎回大胆。一般人自然不能忍受普遍的批评、贬低世界的过于真诚的看法；世界是“一个核桃壳”，他就住在里面。他暗暗地怨恨不让他在幻想上做好梦的人。他很清楚，这是幻想；在必要时，他同意别人对他提醒的话。但顺便说句俏皮话，笑一笑，并不坚持。为了让他接受，真实应该用假面具、象征或悖论装饰起来。为了让他接受，真实应该显得是谎言。
莎士比亚遇到了这些困难。毫无疑问，他有利的是生活在一个不那么需要担惊受怕的时代，那时，艺术家用不着照顾看惯肉体折磨、心肠变硬的观众的敏感。对于生与死带悲剧性的谜，哈姆莱特思索得多远，就可以走多远，而不必捏住鼻子。一旦他批判社会，他的任务就一样困难，甚至比现代作家更加困难。因为他的危险是面对反复无常和暴虐的政权，甚至是好几个政权，彼此重叠：王权、大领主、教会、无赖流氓。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表达了对这种生活的厌弃：一切自由的力量，一切真实的艺术，都在其中受到束缚和钳制。[60]可是他获得了成功，即使不是说出一切，至少也说得够多，让人看到这个大胆的灵魂的深处，这个灵魂非常热爱生活，以致赞同生活的一切形式，它是那样直截了当地深入生活，而不受任何人的愚弄。
他的乔装打扮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他辛辣的讽刺所乐于采用的手法之一是，批判讽刺对象非常巧妙，他们要是从别人嘴里听到，就忍受不了。王爷就是这样不受惩罚地毁谤大人物；国王也是这样谈到出身；任何女人的讽刺也不比机智的罗瑟琳的讽刺更犀利。
不过，莎士比亚把最深刻的真实赋予了两个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属于道德领域的两极：通常是最卑微的人、奴隶、弄人、什么都可以说的人，因为他们微不足道；——例外的情况是权重一时的人、一切人间障碍都无足轻重一扫而光的人、超人、英雄。
我先谈后一类人物，不仅必须把本质上是英雄的人物归入这一类，而且有时要列入极端不幸的人，或者垂危的人之中；垂危的人睁开眼睛，想看看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不敢正视的东西。像亨利四世这样软弱、幼稚的国王，一个埃及的妓女，像克莉奥佩特拉这样的“黑黝黝和有皱纹的吉卜赛人”，在死亡的门口突然变了样；他们居高临下地观看和评判人和事物的幻象，他们长期受到这些幻象的刻意愚弄。疯狂的麦克白在横扫他的生活风暴中，借着闪电，瞥见整个人类意志悲剧性的虚幻。《李尔王》中的葛罗斯特逃亡在外，眼睛瞎了，血迹斑斑，不仅发现了冷酷的命运（像施皮特勒的Anankê[61]）恶狠狠的讥讽，而且发现了社会的不平等；在他的话中，掠过了近似无产者起义的狂风。
在这些例子中，不幸的人或垂死的人自然而然就显得真实：他已经排除在生活之外；习俗不再拴住他。——那些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中显得无畏地真实，眼睛、思想、语言和行为整个儿真实的人，一个世纪能见到多少呢？古往今来，他们都是罕见的。我们所担心的是，今后会越来越少：因为有利于群众的民主平等，会去掉了首脑，首脑就像森林的顶端；当今时代的景象给我们提供了证明：独立的和讲信誉的人物从来没有这样缺乏过；公众的最高权力分散到公民之中，非但不利于孤立个人的道德自由，反而把舆论的专横的否决权强加给他们：有四千万个主人，而不是只有一个主人……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反叛的大人物远比今日少，他们反叛是为了想代表某种类型，像古代传说和古史中的人物那样。在他的作品中这类人物屈指可数：只有几个王爷的勇敢仆人，他们出于荣誉感和坦诚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主人的利益，敢于大胆地顶撞主人，说出最严酷的真实。例如《李尔王》中的肯特，《冬天的故事》中的宝丽娜。——在他们上面是王爷中的少数精英，他们凌驾于命运让他们统治的人之上，谄媚和偏见没有使他们的目光受到蒙蔽：明智的和深思熟虑的亨利五世，他的有骑士风度的对手霍茨普；他的暴烈导致他毁灭，但他真诚坦荡，可与杀死他的人媲美。上面一层是那“欢笑的狮子”、《李尔王》中的私生子，或者艾西巴第斯-波拿巴，他扫除了律师、不可靠的政客、腐朽的法制[62]——最后，在最上面，是自由的、绝对自由的人物，他独自反对整个世界，他的每一句话就像戴着一副铁手套，以真相去扇大家的耳光：他就是科利奥兰纳斯。关于这个超人，简直可以说，他体现着Ubermahrheit，即英雄的超真实，它有时很难向普通人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需要依靠科利奥兰纳斯和福尔肯布里奇的私生子一类的人，或者甚至肯特和宝丽娜一类的人，才能听到真相，我们就会有危险永远也不了解如何鉴别真实。这些星辰是些彗星，隔开遥远的一段距离又会返回，只要它们不消失在夜空中。我们必须寻求方法来表现日常生活。如果真实不能毫不掩饰地表现，它就要戴上假面具。弄人的功能就表现在这里，它在旧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就像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一样，是社会的镜子。
“要准许我有像风那样广大的自由，”忧郁的杰奎斯说（《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我高兴吹着谁便吹着谁：傻子们是有这种权利的……给我穿上一件彩衣，准许我说我心里的话；我一定痛痛快快地把这染病的世界的丑恶身体清洗个干净……”
有真弄人和假弄人，往往很难正确区分两者。人物令人不安的魅力就在这种混同本身之中。只要不把弄人看成一个小丑（他以其粗俗的俏皮话和丑陋来娱乐世上幸福的人），那么，如同今天人们所做的那样，很可以此蔑视这样消遣娱乐的社会圈子。其实这样什么也看不到；对于确信自身的优越，人们是太容易满足了。趣味，——我甚至说这种习惯的崇高，在于这个畸形的人，瘦弱、最微不足道、位于社会阶梯的最后一级，代表着自由精神，没有人，甚至国王，免却他的讽刺。大家哈哈笑，佯装以为他言者无罪，讲得过分。真的以为他是这样吗？允许加以怀疑。[63]这是必要的虚构，让自由的气息渗透进被专制窒息了的宫廷。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各种程度的装疯卖傻。有粗俗的和最天真无邪的人物：科利奥兰纳斯的奴隶、《冬天的故事》中的小丑，还有《终成眷属》中的小丑，甚至卑劣的忒耳西忒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他令人难以忍受的嫉妒使他变得有时清醒。——我们再登上一级：这是《李尔王》中的弄人，在考狄利娅被逐之后，他因忧伤而萎靡不振，始终忠于老国王，即使别人抛弃了他。谁敢说他是真正的傻子？高纳里尔很清楚他不是。[64]——我们再上一个阶梯，不是在道德方面，而是在悟性方面：这是一些厚颜无耻的人、邪恶的人或放荡的人，但他们了解生活，不受人愚弄：《雅典的泰门》中的艾帕曼特斯；大腹便便的福斯塔夫，大家都顺着他，包括他的恶习、他的实话，因为大家感激他的好脾气，他所到之处便把好脾气散布开来；关于社会看作支柱的军队、正义、荣誉，他说过可怕的话。——更高一级阶梯，是心灵高尚和出身名门望族的人，命运的打击使他们精神失常：泰门和李尔。——最后，一切人物中最高尚的一个，最聪明和最好的一个，他不是疯子，却想装作疯子，在这种面罩下可以表达诗人赤裸裸的灵魂：这就是哈姆莱特[65]。
让我们把莎士比亚赋予人物的可怕真相，部分汇集如下。
他不断地追踪的主要恶习是伪善。各民族都深受其害，越是强悍的民族，越是具有强有力的动物本能，国家的意志越是紧紧缚住社会，也许人们受害更加强烈。在我们的现代文明中，恶习几乎不敢再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恶习借用了虚伪的外表，就像另外一个人所说的那样，这种外表是对美德表示的敬意。也许这也是向它张开的陷阱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大量的人终于不再区分真假德行，或者更喜欢假德行，它少费力气。更有甚者，正人君子总是受到歪曲（如果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因为他妨碍别人，他是对假象和假德行令人快慰的谎言活生生的谴责。——最高尚的诗人都把伪善看作主要的敌人。倘若打猎是国王们的消遣，那么追逐伪善者就是诗人们偏爱的工作。只要提起莫里哀和易卜生的名字就足够了。在英国，强有力的追逐者层出不穷：本·琼生、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萨克雷、萧伯纳。
莎士比亚毫不厌倦地追逐这只肥大的猎物。伪善的形象几乎在他所有的剧本中出现，刻画得鲜明突出！我简略地把他们描绘出来。——“正直的伊阿古”，善于毒害人的心灵，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专干坏事，玩弄他的受害者，对他们的挣扎感到乐趣。《一报还一报》中阴险的安哲鲁，可恶而不可恨，典型地写出了这种危险：社会约束和依然桀骜不驯的人性隐藏着的野蛮之间很不相称，造成过度的压制，就会导致这种危险。《辛白林》中的女王，是贝莉丝和阿格丽萍[66]的混合，作为人妻和口蜜腹剑的后妈，博学的女才子，研究医学，调制毒药，野心勃勃，利用白痴的王子杀人。《第十二夜》中的马伏里奥，他是个受到嘲笑的、恋爱中的清教徒，以喜剧性的色调写出。再有是知识分子，泰门对他们说出实际情况：他们是这类人（画师和诗人）中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唯一的小缺点，就是“明明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偏偏跟他要好，给他吃喝，把他视为心腹”（《雅典的泰门》第五幕第一场）。接下来是出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正如《亨利八世》在1613年重演时的剧名），这是描写高雅宫廷的悲剧，剧中，激情的爪子隐藏在绒布手套里：两个伪善的王爷对峙，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红衣主教伍尔习，一个是穿皮袍的猫[67]；一个是最大的山猫，它微笑着，保持可怕的平静，打量着对方。——一切形象中最完美的，最有天才的，最有悲剧性的，是“约克野猪”“大肚蜘蛛”“驼背的毒癞蛤蟆”——理查三世，达尔杜弗式的国王和人物，伪善的最不同寻常的创造，属于最罕见的人物，显得粗暴、可怕而又表面简单……
“对于这个世界，我是太天真了……”（第一幕第三场）
他居然对着被他杀死的人的棺材，对着他们的寡妇、女儿、母亲表白爱情，他让这两个憎恨他的女人爱他，让一个将自己的肉体委身于他，让另一个将她的亲骨肉即女儿委身于他……
诗人对伪善恨之入骨，以致将伪善当作造成他偏爱的历史人物，年轻的哈利，即亨利五世淫荡和轻佻的古怪行为的原因之一。当哈利的父亲生病死去时，他继续嬉笑，行为怪诞，虽然“他在心底里流着血”。他浪荡的伙伴波因斯看到他这样冷漠无情，十分惊讶，他回答波因斯说：
“是你阻止我沉浸在痛苦中。”
“请问您的理由？”
“要是我流着眼泪，你会觉得我是何等样人？”
“我要说您是一个最高贵的伪君子。”
“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想……真的，谁都要说我是个伪君子。”[68]
高洁的典型，在北方国家和本性刚强有力的民族中常见，这些民族不愿不知不觉地滑入他们反感的故意夸张美好的感情，宁愿戴上无耻或冷酷的假面具。
一切形式的伪善，包括社会的和道德的，对别人的伪善，对自己的伪善，莎士比亚都加以揭露。在他所给予的讽刺中，不止一句击中目标，尤其射击的是一些狂热的弓箭手，像泰门、李尔王和哈姆莱特那样。他对那些闭目塞听的人怡然自得的乐观态度做出反应，有时强烈的愤世嫉俗成为一种非常粗俗的和能致人死命的看法，以致它扼杀生命，只留下腐烂的尸体，——有如16世纪末那些可怕的雕塑，它们以“活人”的形象凿成蛆虫吞吃的“死者卧像”。但这种过度的悲观主义只表达了对世界的看法，反映在被过度的痛苦扭曲了的心灵中。莎士比亚不想把这种悲观主义推广开去，而是通过沉湎于它的不幸者来加以证明：谁也没有权利对生活和对人做出判断，如果他不理解和不以老鹰的目光去衡量这些可怕的苦难见证的话……Durch Leiden Licht[69]...
为了让我们的眼睛习惯于这种明亮的光，我们跟随着精神反方向的发展，它逐级地爬上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我们再从顶端沿相反方向走下去——国王、亲王——各阶级的等级，直至人，赤裸裸的、脱掉华丽而俗气衣衫的人。因为即使抨击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偏见会有危险，那也是暂时的危险，全体人类对此漠不关心。但击中要害的是，深入到生活的源泉，探索我们的主要本能、爱情、骄傲、激情、行动——这是我们光彩夺目的偶像和我们的力量形成的炽热炭火；我们的力量当作祭品，在偶像的脚下燃烧。(https://www.daowen.com)
虽然莎士比亚生活在贵族社会之中，是大领主的朋友和宫廷诗人，虽然他对人民阶层的政治抱负表示了很大的蔑视，但他的作品回响着世界的各种颤动，不时地记录了历次革命的遥远轰鸣声。就像哈姆莱特所说的，人们感到，“庄稼汉的脚趾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可以磨破那上面的冻疮了”（第五幕第一场）。莎士比亚对爵位和头衔的价值不抱幻想：
“尊荣显贵，原来不是无德之人所可以忝窃的。”阿拉贡亲王大声说，“唉！要是世间爵禄官职，都能够因功授赏，不藉钻营，那么多少脱帽侍立的人将会高官盛服，多少发号施令的人将会唯唯听命，多少卑劣鄙贱的渣滓可以从高贵的种子中间筛分出来，多少隐暗不彰的贤才异能，可以从世俗的糠秕中间剔选出来，大放它们的光泽！”（《威尼斯商人》第二幕第九场）
自由的、明智的大贵族容忍甚至追求平民的友谊，艾塞斯和苏汤普顿让他大胆地怀疑出身和血统的价值：
“要是把人们的血液倾注在一起，”法国国王说，“那颜色，那重量和热度都难以区别，偏偏在人间的关系上，会划分这样清楚的鸿沟，真是一件怪事。……穷巷陋室，有德之士居之，可以使蓬荜生辉……善恶的区别，在于行为的本身，不在于地位的有无……最好的荣誉应该来自我们自己的行动，而不是倚恃家门。”（《终成眷属》第二幕第三场）
莎士比亚的嘲讽往往万无一失地针对宫廷贵族、他们的可笑之处和恶习，如同莫里哀那样，受到伟大国王的庇护。但他比莫里哀走得更远，反对新的强权，其危险已经显露出来，它踩在没落贵族的瓦砾之上，今日主宰着世界，超过任何血统的寡头势力，——这就是金钱。
“这东西，只这一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该死的金属，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妓，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我倒要让你去施展一下你的神通。同生同长、同居同宿的孪生兄弟，也让他们各人去接受不同的命运，让那些贫贱的人被富贵的人所轻蔑吧。博学的才人必须向多金的愚夫鞠躬致敬。”（《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70]
金子——不义和罪恶的种子——怎样收获呢？通过罪恶。这是第一次呼吁阶级斗争：
“那束缚你们，鞭打你们的法律，也凭借它的野蛮的威力，实行不受约束的偷窃。”（《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
“打开人家的店铺，”泰门对几个贼说，“你们所偷到的东西没有一件本来不是赃物。”（同上）
黄金能买下正义，把它变成一条看门狗，它趴在富人面前，去咬经过的乞丐：
“用你的耳朵听着吧：你没看见那法官怎样痛骂那个卑贱的偷儿吗？侧过你的耳朵来，听我告诉你：让他们两人换了地位，谁还认得出哪个是法官，哪个是偷儿？你见过农夫的一条狗向一个乞丐乱吠吗？你还看见那家伙怎样给那条狗赶走吗？从这一件事情上面，你就可以看到权威的伟大的影子；一条得势的狗，也可以使人家唯命是从。……那放高利贷的家伙却把那骗子判了死刑。褴褛的衣衫遮不住小小的过失；披上锦袍裘服，便可以隐匿一切。罪恶镀了金，公道的、坚强的枪刺戳在上面也会折断；把它用破烂的布条裹起来，一根侏儒的稻草就可以戳破它。”（《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
一点儿金子便能免除身体健壮的人服兵役，无耻、胆小、大腹便便的福斯塔夫和“那恶习构成的木刀、像猴子一样贪淫”的小法官夏禄，主持着征兵审查委员会。（《亨利四世》下篇第三幕第二场）——但是，无赖总是“适合于供枪挑”。甚至精疲力竭的、残废的、病恹恹的、患肺病的人……“都是些炮灰！都是些炮灰！叫他们填填地坑，倒是再好没有的。咄，朋友，人都是要死的！”（《亨利四世》上篇第四幕第二场）
金钱——或者取其最广的含义，称之为利益，是民族的也是个人的主宰。人们买下一个国家，就像收买一个法官一样。根据所出的价钱，决定和平或战争。盲目和疯狂的群众不知道真正的理由；找出什么理由都可以。这一个民族“自称是法律的骑士”，而且确实就是这样：“法兰西，他是因为受到良心的驱策而披上盔甲的，义侠和仁勇的精神引导着他，使他以上帝的军人自命而踏上战场，却会勾搭上那个惯会使人改变决心的狡猾的魔鬼，那个专事出卖信义的掮客，那个把国王、乞丐、老人、青年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毁盟的能手……那个笑脸迎人的绅士，使人心痒骨酥的‘利益’。‘利益’，这颠倒乾坤的势力；这世界本来安放得好好的，循着轨道平稳前进，都是这‘利益’，……使它脱离了不偏不颇的正道。”（《约翰王》第二幕第二场）
可以随心所欲地宣布战争，或者重建和平。再说，这也差不多，这一个不比另一个好多少。
“和平使人们彼此仇恨，”奥菲狄乌斯的一个奴隶颇有理智地说，“理由是有了和平，人们就不那么需要彼此照顾了。”（《科利奥兰纳斯》第四幕第五场）
至于战争的残酷，只有那些不想看到和平的残酷的人才会感到惊讶：
“宗教的戒条、民事的法律，哪一条不是残酷无情的。那么谁能责怪战争的残酷呢？”（《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
对于成千上万的人突然互相残杀，那个挪威的队长天真地向哈姆莱特王子承认的毫无意义的理由（第四幕第四场），人们只能感到惊讶。但事实上，战争与和平是同一疾病的两个不同阶段和相继而来的阶段，毫无疑问，这是生活的疾病：
“战争孕育和平，和平酝酿战争，一个给另一个药方，一个是另一个的医生。”（《雅典的泰门》第五幕第四场）
但愿通过改变社会状况，至少希望实现明显的进步！可是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感觉不到这种希望。他并不盼望以别的主人代替今天的主人。正像他的一个人物所说的：“国王死了……坏消息！出现一个更好的国王是罕见的。”（《理查三世》第二幕第三场）人民在莎士比亚身上唤起不了任何希望。谁也不像他那样以最激烈的蔑视谈起人民。简直可以组成一篇抨击文字：以他的历史悲剧和罗马题材的悲剧的句子，证明是反人民的。他从“这七头蛇”（《科利奥兰纳斯》第二幕第一场）和“这漂浮的水藻”中无所期待；这种水藻“随着潮流的方向而进退，在盲目的行动之中湮灭腐烂”。（《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第一幕第四场）他愤怒地反对普选的思想：
“让那些意见永远不同的人去投票！……这些人既不能领导，又不会服从！”（《科利奥兰纳斯》第二幕第一场）
科利奥兰纳斯试图剥夺人民控制国家的一切方法。他说，这不仅是国家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必须“去掉民众的舌头，不让它再去舔使它中毒的恶……”只要“不得不让善忍受恶的控制，那就什么好事也做不成……”——不，莎士比亚满心不希望来一次人民革命。禽兽一样的卡利班密谋反对主子，卡德的卑劣的闹事农民（《亨利四世》下篇第二幕第七场），表明莎士比亚并不期待从底层掀起一场改革。他的悲观主义没有让-雅克·卢梭和托尔斯泰那种神秘的安慰，他们主张返回自然。
毋庸置疑，谁想看到赤裸裸的真实，就应当转向自然，看到自然状态的人性，如同李尔王所做的那样，撕掉衣服，重新变成自然人；有如可怜的汤姆那样：“破衣烂衫，破衣烂衫，借来的东西！……你是人本身。”（第三幕第四场）
但对莎士比亚来说，等待着他的情景是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安慰的。爱情被哈姆莱特剥掉了衣服，变成了什么呢？世界全部的美变成了什么呢？这是多么可怕的帕斯卡尔式的看法呀！（第二幕第二场）——李尔王对世界的看法更加可怕。他的“被毒化的想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热衷于不留下任何幻想，这种幻想以庄重的外衣，覆盖住人的兽性卑劣的原来面目。这种目光，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粗鲁话，深入研究了灵和肉最隐蔽的秘密（第四幕第六场）。这之后，忍受着自惭形秽和自我厌恶的人，还剩下什么呢？一切就这样被摧毁了吗？
不。在可悲的真实掠过的愁惨黑夜中，有一颗星星残存，发出可怜的光芒：这就是怜悯。始终是它。老国王发了疯，“头上戴着球果紫堇、野燕麦、牛蒡、毒芹、荨麻、杜鹃花、黑麦草”，他先让我们承认我们在羞耻中是不分高低的，这不是从他唾沫四溅的口中说出来的谴责。然后他把人们的谎言推到他无情的精神错乱的法庭上来，出乎人们意料，这是不合常规的原谅：
“没有犯罪的人，明白吗，一个也没有！我全豁免了他们！”（第四幕第六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