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死和变！”

歌德：“死和变！”[1]

企图将歌德封存在一幅肖像的范围内，那是徒劳的事。谁也永远做不到。研究他的最著名的作品，令人更加感到他的本性（他喜欢的一个词）“不可估量”，研究者无法对这条河流一览无余。人们永远也把握不住他。他自己也说过这一点：

“当人们以为我还在埃尔富特的时候，我已经在魏玛。”[2]

人们可以援引他来支持一个论点，也可以支持相反的论点。歌德在充满活力的时代，令具有冬烘头脑的人惊慌失措，他们以为可以把他固定在他本人刚创立的观点上。他认为自己不依附于任何他下过结论的东西上面；他在几分钟之内下判断，又潇洒地自我否定，会采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3]。惊愕的善良人跟随他时，会气喘吁吁。他对这种变化不做出凭兴趣出发的人露出的微笑，或者说出靡非斯特[4]般的讽刺话，虽然他有幽默感。他顺从自己本性的各种要求。他对雅各比说：

“由于我的本性有各种倾向，我不能只满足于一种思维方式……天地万物构成一个非常广阔的王国，以至为了囊括它，便需要所有人合在一起的所有器官。”（1813年1月6日）

为了指出一条河的特点，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它是或者同时是所有的河流，而且在谷底下流过。你给他确定一个目标吧！他决不承认艺术和自然有目标。他对老策尔特说：

“自然和艺术太大了，因此没有目标；它们不需要目标，因为一切都连接住，而这种连接就是生活。”（1830年1月29日）

那么，怎么去评价他呢？

我只有将自然拥抱在怀里才能做到。我可以说出我得益于他和自然之处，以及我在他和自然那里所汲取的东西。

首先是这种对两者一致的秘而不宣的认识。在第一次阅读时，还说不出这种认识，因为两者的一致一点也没有显示出来，就像隐藏起来一样。只是到后来，才能承认，歌德把他的房子建筑在这些基础之上；于是，你就会同时明白这座房子使我们产生的安全感和神秘魅力。

“自然在我身上说出一切，”他写道，“包括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一切都是它的错；一切都是它的功劳……它不会憎恶自己的作品……我相信它。”[5]

他不属于那些新唯心主义者（不管他们如何用旧瓶贴上超现实主义标签的新包装），他们让客观现实从属于主题。他以庄严而宁静的目光盯住叔本华，后者本想询问他。——“什么，”他大声说，“闪光不就在那里，像你看到的那样吗？不！可能是你不在那里，要是闪光没有照到你的话。”（1813年）

有的天才自以为能够创造自然中根本不存在的形式，这种坚实的现实主义使他避免了这种带幻觉的骄傲。——“彻头彻尾的捏造（或者不如说空中楼阁式的创造）从来不是我的事：我总是把世界看得比我的才能更大。”（1809年）

因此，他不按模特去描画，便一点没有危险。令人赞叹的是，他甚至不再需要盯住模特，才能看到它：他和模特合而为一。他描绘了自己的精神活动。面对自然，艺术不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通过形式然后是通过规律的渠道，深入到自然的精神中。

“我从来不把自然看作一个诗歌的目标。我从描绘自然开始，然后我科学地研究它，以便正确地和不断地掌握自然事物。因此，我逐渐把自然熟记在心，直至掌握它最小的细节，当我作为诗人需要写上一笔时，它便按我的指挥来到笔下，我就不会轻易违反真实。”[6]

歌德一方面达到耐心、热烈但保持客观的地步，一方面又达到创造精神的相反一极，即印度艺术家主张的状态；维弗卡南达[7]的兄弟莫杭德拉·纳特·杜特对此做过描绘，即主体对客体的神秘吸收，达到客体变成主体的互换。同一的实现是完全的。不是歌德在“谈论自然”[8]，而是自然在他身上说话。

很清楚，我们在他重要时期创作的诗歌中，呼吸到大地的气息和自然的活力。有时，一句诗足以使地火喷发出来。这是在艺术中心孕育的基本动力的象征：当浮士德想获得海伦时，他发狂地寻找她，他在哪里找到她呢？——在“众母”那里。这是“生育的自然”的子宫[9]。

当靡非斯特说出这个神秘的字“Mütter[10]”时，浮士德恐惧得发抖。当浮士德用魔钥匙去接触他获得的幻觉时，爆炸把他掷到地上。他失去知觉，他的理智动摇了。

这里，象征再真实不过。歌德在内心的深渊中接触到毁灭；他在手里一直拿着火的钥匙。谁能说他有多少次想去点燃火药库呢？人们知道这句令人不安的话——（他在饭桌上平静地谈话时突然脱口而出）：

“如果我想毫无约束地行动，那么，要彻底毁灭我和我周围所有的人，就看我了！”[11]

这种神圣的恐惧和这种仇恨，或者这种愤怒从何而来？愤怒使一股股血往上涌，反对一切用诡计或愚蠢手法可能把他不由自主地拖向他熟悉不过的深渊：——反对东方[12]——反对那些浪漫主义的乱嚷嚷的冒失青年[13]——或许也反对那些毁灭性的革命。[14]

“Die Hauptsache ist，dass man lerne sich selbst zu beherrschen.”

“首要的是学会自我约束。”（1830年3月21日致艾克曼的信）

掌握自己性格的力量……人们一开始就看到这些温泉水量丰沛，喷得很急；他的情感激烈，心高气傲，对人缺乏尊重，绝对独立，拒绝在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面前卑躬屈膝，他的态度在受惊的朋友身上引起愤慨[15]，这不是微不足道的。他自诩属于热情的人和冷漠的人都不欢迎之列[16]。他则向那些既不热情又不冷漠的人吐唾沫[17]……“始终走向极端！”……他像一个火山口，充满了熔岩。这些矛盾和激情不仅和世界的岩壁相撞，而且在他身上，气质的过强和过于复杂，成了一种折磨。[18]

他好不容易才学会自我约束，舍弃和压抑他的本性。他在39岁时，才做出这醒悟的分析：“把我们准确无误地引向毁灭的，是把我们抛弃给我们固有的东西——我们的特性……我年轻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变得富有和独立以后，我比别人更能使自己有自由驰骋的地盘；谁也不如我清楚，这给我带来多大的损害；既然我不强迫自己，就像我所做的那样，事情便更加糟糕。”[19]

为了达到这个经验，使之适应自己的生活，他做出了约束自己的可怕努力！生来要成为铁锤的人，学会了成为铁砧；他承认，为了接受锤打，要比去打击拥有百倍的能量，[20]他因而获得安慰。他变成一整块，以便去抵挡。但人们是否怀疑铁砧[21]能忍受一切呢？

“我能几个月忍受痛苦，保持沉默，像一条狗那样；但是我始终保持我的目标。当我终于能够实行的时候，我就无论如何全力投身进去。我已受到够多的诽谤！通常这是针对我最高尚的行为而来的。可是乱喊乱叫不损我分毫。”[22]

人们谈论他的幸福和威严的平静已经够多了！这些傻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闷闷不乐的嘴的皱褶和感到厌恶的鼻子！这头忧郁的公牛……

“人们总是把我看成一个幸运儿……实际上，我的生涯只不过是受苦和劳作。我可以说，活到75岁，我还没有4个星期的真正舒适。石头永远滚落下来，必须重新把它推上去。”[23]

“Ewige Marter ohne eigentlichen[24]...”

他什么时候抱怨过？他咬紧牙齿，他重新艰难地往上推。但多少次他面对着绝望！谁胜过他把绝望咬了又咬呢？他一定受够了绝望，才会发出这崇高的呼喊：

“不能忍受绝望的人，就不应当生活下去！”[25]

它宣称信仰一种壮烈的悲观主义：

“但凡安慰都是卑劣的，而绝望是责任。”[26]

他怎样摆脱困境呢？他怎么没有认输呢？他通过什么使自己坚强起来呢？——通过勇气和强硬。亚历山大·埃朗热在他思想深邃的集子《歌德的思想》[27]中，有理由以两个特殊的标题来论述它们：

强硬……这个经验和沙尔丹的正好相反：“温柔，温柔……”

“您说，总之，自然企图按照温柔和敏感来锻造我们的心……总之，它永远也不会这样做的；感谢天主，不如说它使之变得强硬。”[28]

“世界不是由稀粥和果酱构成的……有的硬东西要去嚼；必须消化掉，否则就会窒息。”[29]

他严肃的、不安逸的一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揭示。人们了解甚差。大家过多看到的是那幢富有的资产者住宅的正面、前厅、陈设朱诺塑像的沙龙、接待室。人们不看卧室的平庸和硬床。在他逝世前那一年，八旬老人向艾克曼指着一张扶手椅，是他让人通过拍卖买来的：“我几乎没有用过，或者根本没有用过，因为各种各样的舒适都是和我的本性绝对相悖的。您在我的房间里看不到一张沙发；我总是坐在我的旧木椅上，只是在几星期以前，我才叫人加上了一种靠头的装置。合适和高雅的家具氛围，使我的思想愉悦，却令我陷入愉快的被动状态。这对那些从青年时代起便习惯这种氛围的人是例外，奢华的房间和家具的典雅，只对没有思想和不能有思想的人才是好的。”（1831年3月25日）

在人为做作和复杂的欧洲生活中，他看到的是对我们的文明的谴责（1828年3月12日）。他尽可能以严格的约束，有规律的、没有闲逛的、不享受荒谬的社会娱乐、不浪费一小时的生活去抗衡。“我从来不抽烟斗，从来不下棋，一句话，我从来不做可能浪费时间的事。”（1822年）——原注

勇气……第一位的品德……没有勇气，一切便是乌有，“宁愿没有生出来”。[30]有了勇气，就不需要别人和天神！[31]

勇气，歌德从来不缺少。在他去世前三年，81岁的老人刚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恢复过来以后，他说：

“我们有生以来，高昂着头颅。只要我们还能创作，我们不会让步。”（1830年2月14日）

年老的斗士在他的护胸甲之下显得很高傲，有多少拜访者而且是最亲密的朋友，误解了他！有人指责他冷漠无情。我们知道，只有非常敏感，而且一接触到侮辱就会颤抖的人，这副胸甲才显得如此坚硬。[32]

敌人是谁呢？他武装起来，在精神上打什么仗呢？他想保卫什么或者征服什么呢？

他在对往昔的清醒观察中明确地谈到过（《诗与真》）：

“我呀，我整个儿像眼下那样……”

在无限世界的沙土上，就像在沙漠上，他想建立“他的存在的金字塔”（Pyramide seines Daseins）。他从青年时代起，便隐约地渴望着，他不断地为此而努力，直至最后一天。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建筑的石头：幸运和不幸，快乐和痛苦，注定和偶然，健康和生病，他见过的一切，他拥有过和不曾拥有过的一切。但一切都按照他建筑的规律进行，除了他坚定和明确的精神所孕育的以外，什么都不游离他的计划：

“我知道我力所能及和做不到的事，我只想做力所能及的事。”（1826年1月5日致米勒的信）

毫无疑问，歌德所能做的事像海洋一样是广阔的和多变的。他的金字塔十分巨大；多面体的尖脊，面对地平线的四面八方。他是诗人和出版家、政治家、戏剧家、宫廷要人、科学家、行政管理长官、教育家；他恋爱，他创作，他行动；他是个普通人，他是智者。但他的激情，他的创作，他的社会和科学活动，林林总总，诗歌是其核心，一切联结起来，什么都不偏离这个生活的建筑师制定的方向。建筑师是谁？是孤独的灵魂的专横意志？不，是自然——仍然是它！——这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样的质地，服从制约自然的规律，不过有意识。他写道：

“人获得对自身存在的信念，他承认他身外的存在是他的同类，受到同样的法则制约。”

“人只有在认识了世界之后才认识自己。”[33]

人及其规律与事物的法则和结构的类似和同源——先不说不可分离的同一性。

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自然的核心是我们的心：

“Its nicht der Kern der Natur

Menschen im Herxen？”

因此，在对个人做出的限制和准确形式下，人的巨大活力和制约自然的动力是一样的，引起我们痛苦的搏斗，属于同样的法则。歌德了解这些法则超过了任何人，其内心成为这些搏斗的战场。约莫在1828年同首相冯·米勒的一次交谈之中，他指出：“极性和渐进（Polaritatäund Steigerung）是自然的两大动力（d í e zweí grossen triebräder der.Natur）……其一在于不断吸引和排斥，其二在于不断上升。”[34]

人们在潮汐中找到这两者。涨潮和退潮的轰鸣，互相追逐、互相撞击和一排排海浪的节奏，充满了他的作品和一生。在他的意识中，他遇到的事，他接触到的事，一切个人事件，都具有普遍意义。那些停留在出发点的人——停留在被抛弃的弗烈德里克身上——和那些为了评论他，想把他封闭在短暂事实的狭窄范围内的人，看不到同心圆波浪的广阔，这些波浪在撞击一下的周围，扩展到情人的心里；这个情人在牧人温柔的女儿的帮助下逃走：《戈茨》的魏斯林根、克拉维戈、《斯泰拉》的费迪南德，尤其是《浮士德》……全世界，宇宙，因一天的爱情和错误产生的痛苦和悔恨而战抖：因为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几乎每部作品都提出一个斗争的问题、在两极之间的吸引和排斥的问题——这两极是个人和众人，深沉的灵魂和创造性的灵魂，爱情、行动和社会机体联系的心灵：塔索、浮士德、威廉·麦斯特、普罗米修斯和厄皮墨透斯[35]。几乎每部作品都有一个悲剧性的和谐意愿支撑着，它几乎总是不变化，撞得粉碎，停留在虽然美好却令人难受的暂时不协调上。

这是因为几乎每部作品——整个一生写成的作品《浮士德》除外——都是阶段性的，就像音乐术语所指的那样。创作者释放出相反的电流。从这一不协调过渡到另一不协调，升向最高和最充分的和谐；这和谐总是离他而去，可是，在离去的同时，又在高处吸引他，始终升高……

“Zieht uns hinam.”[36]

这种持续不断的吸引力，用象征的语言来说，就是他称之为“近于白色的埃维格”：

“...Liebe，die gnadige，

Hegende，tatige，

Gnade，die liebende...”[37]

意即：爱情，不仅是女子的爱情，而且是朝向火焰的愿望。

吸引力没有完结之时，和谐的神圣之果永远不会摘去；就像浮士德临死时那样，人们享受到“预感”。

但这正是幸福与善之所在：并非和谐消失了，而是和谐即将产生，——并非和睦结束了（根本没有和睦），而是不协调之路通向完美的、遥远的，也许难以接近的消失。

“神圣事物不是在已经实现的东西之中，而是在即将存在，在正改变的东西之中。”[38]

一直在变化、发展，一直在向前……“不是为了到达才去旅行，而是为了旅行才去旅行。”[39]不要为了路途的艰险而局促不安！艰险只不过是里程碑。重要的是整条路。这是“总体的方向”。这是“持续的进展”[40]，“自然的巨大动力”中的第二动力。

“Stirb und Werde！”[41]

在开始写这几页时，我说过，在歌德的作品和生平所代表的广大思想领域中，每个人吸取的是与他的个人本质相似的东西。我用了这一句：

“死和变！”

如果这不是唯一的中心，那么它也处在歌德心灵的中心。既然我的生命上百次重新点燃他的火焰，那就让我把火拨旺！我想显示这炭火中的歌德——虽然我知道他还有其他炭火。在这些炭火中，我否定的不止一个——（因为它们都是根据他唯一重要的道德法则而存在的，这就是真实[42]）——前面所说的炭火，是我的炭火。它抚育了我。

先让我们把这句话放回从中取出的珠宝匣里！

“别告诉他人，除了贤人，

因为大众会急忙讽刺：

我要赞美那样的生灵，

它向往投入火中焚死。

在爱情之夜，清气凉爽，

它生出了你，你又生育，

只要静静的烛火放光，

你就发生奇妙的感触。

你要冲出黑暗的阴影，

再也不能受它的包围，

新的欲望在将你勾引，

去进行更高级的交配。

任怎样遥远，你不担心，

你飞过来，进入迷魂阵，

到最后，由于贪恋光明，

飞蛾啊，你就以此焚身。

如果你一天不能理解，

这就是：死而转生！

你只是个郁郁的寄居者，

在这黑暗的凡尘。”[43]

“在火中死去”（Flemmntod）——他没有做到！群众不是这样看待他的，这个魏玛的要人、官方经典的法律家，“出身高贵的人”[44]，在既存秩序的日晷上驾驶太阳的马车的阿波罗……但是，“die Menge gleich verhöonet”，亦即群众不明白地嘲笑，群众视而不见；真正的歌德只投身于智者，“nur den Weisen”……让我们抽取出他的真正思想，面对纠缠我们的问题——其中首要的一个问题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毁坏和摇撼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古老世界Stirb und Werde（死和变）！——发展、革命……神灵倒下，国家，摇晃着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的地震……

歌德了解这些。他像我们一样，看到了各种世界的崩溃。他经历过战火：瓦尔米，阿尔戈纳的泥潭，面对大革命的溃逃，入侵，拿破仑的风暴，耶拿的冲锋，王位扶起又倒下。他的生涯的抛物线覆盖的地域比我们的更加犬牙交错。他知道了永恒变形的法则[45]：

“自然无止境地创造出新形态；现有的以前还没有过；过去的不再复返……”（1782年的摘录）

他写这段话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个熬夜的人深刻的推论，他从老远看到了未来的进程；但随后的五十年为他用来做实验。因此，当他接近最后阶段时，他很清楚，这个阶段对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来说，只是暂息[46]，变形在继续着：

“我们将时间设想为持续不断的进步，人间事物每隔50年就有不同的面貌：以致在1800年达到完美境地的习俗，在1850年却可能是一件罪恶。”[47]

他只能从变动不定的角度去设想自然的物理次序，因此，他怎么会让道德和社会秩序固定不变呢！[48]

“活生生的统一体的基本特性：分离，汇合，在一般中展开，在特殊中持续，变化，确定……如果整个自然是在不断地组合，那么，结论是：作为这种惊人状态的观察者，人类就应该像自然那样行动，轮流组合和分解。”

因此，人们决不把自然和保存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联结起来！在1824年1月4日同艾克曼的谈话中他清楚地做了解释：

“人们称我为既存秩序的朋友。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头衔，我用不着。如果既存秩序很出色、合理、良好，我就什么也不用反对；但是正因在大量好现象的旁边，还包含许多坏的、不合理的和不完美的东西，作为既存秩序的朋友，往往胜过作为陈旧和坏的事物的朋友。”

他为人民要求获得重大改革的根本权利，“这种需要扎根于一个民族的内心深处。”(https://www.daowen.com)

但是，他痛苦地指出：“人们不喜欢把我看作本来的面目，人们把目光从凡是能真正揭示我的东西上转开去。相反，席勒在我们之间远比我有贵族气，他心里的考虑远远超过他所说的话，却获得惊人的幸福：他被看作人民的特殊朋友。我为他感到高兴，想到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有更多的幸运，我聊以自慰。”[49]

因此，他不是法国大革命的朋友；过了30年，他承认他不对：“因为这些暴行离我太近；它们令我日日夜夜愤怒，而它有益的后果还不能表现出来。”尤其他责备德国人企图在本国进行人为的模仿。德国还不够成熟，进行不了（他用自己的话）“在法国非进行不可的事（die in Frankreich Folge ciner grossen Nothwendigkeit waren）”。

他的观点是坚定的、明晰的：他属于坚定不移的科学家之列。“非进行不可的”革命是正确的。但他谴责以外力从本土之外和把过去发生的东西移植过来。[50]

这个观点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在100年前尤其如此。那时，经济的厄运还不像缠住拉奥孔[51]的蛇那样，将各国人民的不同时代缠结在一起。千真万确的是一切民族，即使在欧洲，即使在西方，都不处在发展的同一时刻；因此，过早就将它们联合在同一理想的旗帜下，是非常困难的。灵活的斯拉夫精神比拉丁民族的雅各宾精神（或者法西斯精神）更加明白这一点：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通过列宁的声音，斯大林又多次强调过列宁的教训，承认和支持不仅有必要容忍，而且有必要鼓励各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这些国家还没有达到低阶段[52]。各国都要通过这个阶段。已通过的民族，要上升得更高！但为了跟上它们，还在梯级下面的，应该踏上先锋已经超越的阶梯。

歌德的精神早就超越了登上最高一级的民族——在这个阶段，“人们不再分什么民族，人们把别的民族的欢乐与痛苦看成自己的”。在内心，谁也不会更激烈地发泄对爱国精神的厌恶，这种精神是真实性的敌人。他说：“爱国主义使历史变质。”[53]

但是他的身体，他的人本身，被嵌入人类发展的一个特定时刻和地方，这不是他选择的。既然这是他的历史命运，他就应该服从。他对本国人民有责任。1813年的年轻狂热分子责备他失职。这是错误的。谁也不如他那样严肃地考虑职责。他的目光超越了这些职责。1813年11月他同吕登的重要谈话，全面阐述了局势。这些年轻人想把他拖进激烈的行动中，拖进解放战争中。而歌德拒绝了。他在长时间沉默后说道：

“不要以为我无动于衷！……我呀，我也把德国热烈地放在心中。我想起德国人民从个体方面来说非常可敬，而从总体来说却非常可悲，便时常感到刻骨钻心的痛苦。将德国人民和其他人民对比，在我们心中便引起难受的感情，我千方百计尽力克服这种感情；我在科学和艺术中找到了翅膀，能够把我们承载起：因为科学和艺术属于全世界，在它们面前，民族性的障碍便消失了。可是，它们获得的安慰只是可怜的安慰；这种安慰不能代替属于一个强盛的、令人害怕的和受到尊敬的伟大民族的自豪感。只有这种给人安慰的思想，才是对德国未来抱有信心；我和你们一样坚定地表示这种信心。是的，德国人民了不起——它有美好的未来。德国人的命运还没有完结……至于时间和机会，肉眼还不能预见，人类的力量还不能促使它们到来……对我们个人来说，这期间要做得足，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才能、禀赋、状况，共同致力于德国人民的教育，使之强盛，从各个方面，上上下下传播——不让它落在别的民族后面，至少让它往前走——不让精神日渐衰亡，让它容光焕发，活泼愉快——不让它自暴自弃，不让它心脏衰弱，让它准备好，一旦光荣的日子来到，便能做出一切伟大的行动……”[54]

他继续说，至于现在，请看清情况！姑且认定最有利的假设，拿破仑军队彻底败北，结果会怎样呢？“你们谈到觉醒，德国人民的复兴。你们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不会让人夺走它以血的宝贵代价获得的东西，也就是自由。这个国家的人民确实觉醒了吗？它知道它想要的东西吗？你们忘记了耶拿那个正直的粗人对邻人所说的名言吗：‘法国人走了，房间打扫干净了，俄国人会来的！……’睡得太深沉了，最猛烈的摇晃也不能那么快让它醒过来。难道一切活动（Bewegung）都是奋起（向上的运动Erhebung）吗？……你们说：自由……你们说：解放——不是摆脱外国人的枷锁，而是摆脱外来的枷锁……够了！我们别谈这个！”

吕登过于激动，无法转达谈话的结尾，他眼噙泪水，说是他这时深信，那些指责歌德对不幸和幸福、对共同体的耻辱和光荣无动于衷的人，那是错得可怕。“他对重大事件和当时尴尬的谈判表示沉默，仅仅是一种痛苦的忍让，在他所处的情况下，他对人和事物的正确了解只能他决定这样做。”[55]

他的“痛苦的忍让”（schmerzvolle Resignation）……他强有力的控制力把它遮盖住了，德国人民没有看到，在对民族来说最严峻的时刻，德国人民下了决心，也迫使他高昂着头颅，无可变更地排除忧愁和使人沮丧的思想[56]，保全精神的光彩和活力，一旦这个时刻来临，“不让它自暴自弃……让它准备好行动。”

歌德在社会方面的全部行动，目前可以根据不抱幻想的坚忍的现实主义原则来解释：

“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只想做自己能做的事……”

但是，歌德的思想难道不是不断地摆脱眼前命运的铁圈吗？歌德不是，也从来不全部是1813年魏玛时期的歌德。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歌德！他“不断渴望一个整体”，“本人就是一个整体”。[57]如果他的行动受到时间范围的限制，而他的思想却一点儿不受限制；他养成习惯把每一天重新放回日子的延续中，不是从永恒，而是从永恒变化的角度去观察和判断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

当他为眼前做出社会政治行动（或立场）时，或者是为了另一个历史时刻，或者是为了另一个人物，决不考虑截然不同的选择。据亨利·克拉布·鲁宾逊叙述，在公爵和大学生险些酿成暴动的争执中，这个斯芬克司[58]冷静地回答：“双方各持己见，言之成理：大学生就像大学生；公爵就像统治者。”[59]——这个沙漠里的斯芬克司，目光平静，注视着世世代代，总是准备抛弃魏玛时期的歌德的观点，赞成另一个也有价值的观点。因此，他对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表面上思想多变。他依次说：

“我憎恶一切革命，因为革命创造的东西和消灭的东西一样多。”[60]

还有：“我决不喜欢怀疑的嗜癖，而喜欢直接攻击窃取的权力。窃取的权力可能在几个世纪里占据优势，但对默默无闻的愚蠢的人民并无损害；人民没有它，情况会更糟。但最后，当为了满足我们的某些需要，真正的权力变得必不可少时，想成为右派和想成为左派的人却倒下了，我对此并不感到害怕！……我只是聚精会神地观察，在旧篱笆倒下时，我能看得多远。”[61]

他从来不害怕相反的两极。他感到厌恶的是，既非说是，亦非说否，而是欲言又止和妥协。他说：“我能设想自己处于相反的体系中，但不能处于中间状态……”[62]

可以这样确定他对革命的立场：

“即使我不幸要处于反对派中，”他说，“我也宁可要起义和革命，而不想徘徊在永远谴责既存秩序的阴暗圈子里。我一生中从来不会无谓地反对群众或主导原则的强大潮流……”[63]

不，强烈的仇恨，成为自然力量的社会爆发，一点儿不令他恐惧。

“我非常愉快地感到，有的事物我厌恶，因为对精神来说，没有什么比感到事物是本来的样子更难以忍受的了：这是毁掉一切真实的感情。”[64]

真——真实——这是基石。对此，歌德从来没有犹豫过。其他作家，如托尔斯泰和那些描写心灵的天才理智的平衡力量不能使他们平衡的作家，要在爱与真之间摇摆。歌德不是这样。如果真实在燃烧，那就既好又坏！真实是火。[65]

“我更喜欢有害的真实，而不是有用的错误：真实治疗痛苦，或许是真实引起了痛苦。”[66]

“有害的真实是有用的，因为它只会损害一时，随后便导向别的真实，而它们总是有用的；可是，有用的错误却是有害的，因为它只会有用一时，却通向其他错误，它们总是更加有害。”[67]

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思想，同样，人们在他那里找到对他的女王——真实的热烈、全部、绝对、忠实的敬意。我只举出两个不容置疑的样品：

“人们要求于天才的第一件和最后一件事，就是热爱真实。”[68]“所有的法律和道德准则，都归结为一个：真。”[69]

歌德是一个从来不说谎的作家。这种几乎独一无二的精神完整性，把一种可怕的严肃——我说的是可怕的，甚至在他的优美和宁静中，就像灿烂的天空可能出现的那样——传达给他的全部作品。散布一种均匀的光，没有流星，没有海市蜃楼。一种不是虚假的耀眼，没有浮夸辞藻，没有文字游戏的诗。这强有力的身体有强烈的需要，了解肉体快乐的代价。他在饭桌上，面对一瓶布戈涅葡萄酒，同老朋友一起欢笑——或者在一个漂亮女人的床上嬉笑。但他的精神在他的创作中，在他所寻找的东西中却难得欢笑。他总是在努力时精神紧张，以便紧随着真，服务于真。

然而，真实总是向前发展的，但决不是在死亡和过时中发展。他的思想和他的意愿总是由此导向旭日。魏玛时期的歌德宣告它到来，在原地等待着它。但是歌德-浮士德迎上前去；他让浮士德摆脱了黑暗状态。正是他说出了临死时的浮士德那句不朽的话：

“Nur der verdient sich Freiheit wie das Leben Der töglich sie erobern muss.”

（“唯有那一位应得自由和生命，他每天都获得它们。”）

这句话是我们的旗帜。它飘扬在一切革命之上和革命之中。因为一切革命都要确定一个目标，只到此为止。而垂死的浮士德还在行走，始终在行走。他的旗帜是不断革命的旗帜，永远向命运发起冲击，日复一日以强力夺取一部分真实。

前进，倒下，爬起来，——行动，工作，斗争，效劳，——然后，被毁灭——为了重新开始……

“死和变”，——个人，民族，世界，宇宙万物的单子——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