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迈的俄尔菲：维克多·雨果

年迈的俄尔菲：维克多·雨果[1]

当我们一起谈论到一部伟大作品或一个大艺术家时，我们提到的永远不是同一部作品和同一个人。我们谈论的是我们和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所熟知——《圣经》上的涵义——和深谙的东西。一部伟大作品和一个大艺术家的本质，就在于这部作品和这个艺术家能避开那些以为深切了解它们的人的纠缠，就在于它们在这种纠缠和随之而来的遗忘或厌恶的情况下依然留存下去，就在于它们的“Sterben und Weren”（“死与变”）。它们给相继存在的每一代人提供不同的食粮，既有为了爱的，也有为了恨的。因为恨也是一种生命力，需要得到培育。而且凡有所欲者一点儿也不可恨！——我所“了解”的维克多·雨果根本不是当代人所了解或理解得很差的那个作家。别的雨果相继代替今日的雨果时，这个雨果便会消逝；这个天才整个一生都在“变化”，死后在变化，今后还将变化，因为这是它成为不朽的规律；但这样仍然永远不会汲尽雨果的天才这个喷泉永不枯竭的喷涌。他也知道这一点，那时，他在盖纳西岛自豪而纯朴地说：

“我感到我是不朽的。倘若别人感觉不到他们自身的不朽，我为他们而气恼，不过这是他们的事……”

他对自己的不朽十分自信。他没有搞错。多少评判过他的人死了，而他死后依然活着，还在“变化”！人们继续以否定他或跟他激烈论战的方式，证明他的存在。不管人们对他是贬是褒，雨果决不会，也永远不会Reguiescat[2]！……老人的名字和精神在行进大军的旗帜中飘扬。

我那时是15岁，直至19岁那一段时间——他晚年的情况，我将尽力加以回忆。我相信，我的例子在当时较之莱翁·都德[3]等人更有代表性；莱翁·都德等人像我一样，也在年轻时有幸（也是不幸）在近处看到老人，而用不着费劲去找他。那些在“雕像阴影”下出生和长大的人，会看雕像看得出神，或者起来反抗——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判断都是错误的。抑或雕像压垮他们，抑或他们在雕像上面小便。我在孩提时没有机会接近伟大的思想家。像千百万普通的人那样，我只能在老远瞥见他们，对于他们，我想象的多于所见到的：我看来，他们显得更高大，如同天际的山峰；我得到的不是它们的阴影，而是光华……在阳光下雪峰的壮伟……

在我心目中，在千百万法国人的心目中，他就是“年迈的俄尔菲……”

这是我保存下来的一幅彩色绘画的标题，那是吉尔贝-马丹发表在他的漫画肖像报《堂吉诃德》上的一幅神化了的漫画：就在1882年6月23日那一期上。老人头上是一圈发光的白发，白胡子，身穿白袍，在弹奏竖琴。他的脚边有一本书：刚出版的《托尔克玛达》。一页纸：《呼吁……》，背景是一团团血红的云彩，上写“俄国”。发狂的老虎在啖食老人、孩子和妇女，他们向上苍伸出双手。沙皇的镇压席卷而来，紧跟在暗杀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年迈的俄尔菲”——法国的托尔斯泰，语言利剑之王，闪耀着荣誉的光焰，——再一次为受难者发出呼吁，反对压迫者——正如他反对全球一切重大罪行那样。他成为广大人民的守护者。人民得不到他良好的保护，这并不重要——发颤的虚饰的声音不足以保护人们，也吓不倒刽子手，甚至在巴黎广场的集市上受到嘲弄，这些都并不重要——我们，千百万人，我们虔敬而骄傲地倾听它遥远的回声。即使回声十分微弱，但那为正义而发的、毫不疲乏的苍老声音提高了，听来十分悦耳。他是人类的捍卫者。我们感到在他的保护之下。假若强大的人权联盟和工人救济会、红色救济会、受压迫者援助委员会这些手执武器、监视世界的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由此而产生，假若我们也亲自参加到这支大军中，假若我们多年来不断从前线跑到战场的另一端，保卫另一种毁灭人的社会秩序的受害者，我们难道不是不知不觉成了“年迈的俄尔菲”竖琴声的传播者吗？

老人的另一面貌给人强烈印象——对于19世纪80年代与我一样是青年、生活在第三共和国的人，印象更为强烈：这就是盖纳西岛的逃亡者传奇般的额角，这个未锁好的普罗米修斯从朱比特那里盗出方镞箭，从悬崖上袭击兀鹰，兀鹰翅膀折断，摔了下来。盖纳西岛与圣赫勒拿岛配成一对。正是在雨果大帝和伟大的拿破仑两人之间，超越小拿破仑和他那帮12月2日冒险家渣滓，进行一场决斗。雨果伯爵和将军之子，整个一生，眼睛都盯着奥斯特里兹的太阳。随着他的骄傲感日益增长，对皇帝的崇拜变成了要与之匹敌。他们好像在互相用目光衡量。站在铜柱上的那个人[4]被年轻的共和国的拳头砸烂了，而年迈的维克多·雨果自认为是年轻共和国的教父。

我们以前也一直认为是这样。新生的共和国刚开始迈稳摇晃的步伐，我们便感到共和国受到“道德协会”那帮人的威胁，那时在我的尼韦内小城里，下层人民默默聚集在一幢市民住宅周围，激动得哆嗦，倾听从打开的窗户传出的仍然有煽动性、因而是神圣的《马赛曲》，这是一些共和派公证人和诉讼代理人在家里挑战似的在唱歌——我们将雨果老人的名字跟共和国的名字结合在一起。在一切文学艺术的名人中，唯有他的光荣活生生留存在法国人民的心坎里。我那一省的人从来没在缪斯女神的泉源里畅饮过。热烈的布戈涅葡萄酒对它已经足够；亚当·比约唱出有名的“一旦阳光……”只是为了歌咏鸟儿的啁啾。而雨果作为第一位和独一无二的伟大诗人，在人们的精神上打开了缺口……我记得儿时跟随父亲在田野漫步，他同几个朋友在聊天，他们是小镇上的小市民和农民。蓦地，他们当中的一个脸上光彩熠熠，背诵起《惩罚集》中的一首诗；其他人兴高采烈地吟诵下一首诗。我还不了解这本诗集，不过常常听见过书名，好像这是一部战斗的《圣经》，其中的篇页零零碎碎分散在全国[5]——我屏息静气地倾听这些史诗般的指责，心房乱跳；诗句随着云雀的鸣叫，升上休耕的农田。这时我发现了诗人的大义凛然吸引了民众，惩罚着暴君。（自此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种大义凛然。不过，既然它存在过，就会始终存在下去，正如云层下的电火！……）我记住了英雄之魂的榜样，它对窃国罪给予否定，体现了被堵住嘴巴的人民意识的反抗。

给我留下印痕的第三个雨果，是大革命，而且是历次革命的赞颂者，是1832年的街垒战和“九三年”的描绘者。我在1882年看过这出惨剧的上演。（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如今我回想起来）——从那天晚上起，我不得不拢住这个为民众的高乃依没烧尽的木柴——这不仅指的是剧本，而且指的是郊区观众，他们以悲剧合唱队的形式表示赞成，激励主人公行动，使剧本上演变得很活跃。15年以后，——（我当时甚至变得对雨果大不敬）——我不知不觉从中产生出“人民戏剧”的想法和一系列关于大革命的戏剧的头几部剧本。

1882年，我是一个16岁的可怜顽童，正处在变化转换的时期——（这决不同于毁灭）——还未意识到自己已进入本质阶段、能创造本质的东西，未能判断自己的所爱和本身存在——（现在还不存在，将来存在……）我还漂浮在暗淡的悟性之光中，即所谓诞生之前的状态中。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我在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同年迈的魔术师，还健在的维克多·雨果相遇了。这是在1883年8月19日，星期天……

我到“午牙坡”旧日的一个女音乐家的别墅里度过几个星期的假期；我在钢琴方面的技艺全靠她的指点：她认识肖邦，是罗西尼的朋友……（但愿人们离往昔很近！我接触到往昔，通过我的手，读者也接触到……）那时节，瑞士不等于巴黎的郊区；我的双亲并不富有，因此我不是百无聊赖。我的父亲不过假期，让我能跟我的母亲和妹妹呼吸到山区的空气。我们在莱蒙湖尽头芦苇丛中的维尔纳夫小城宿了一夜。从我们港口旅馆的房间，我和我的好旅伴，我的心地像孩子般年轻的母亲（她至死始终如此），用赞美的目光眺望雪莱和拜伦的湖上闪烁的月光；从克拉朗到希龙，整个湖边照亮了；人们在庆祝泰里太一格利翁缆索铁道通车典礼，这条铁道的大胆设计当时十分新颖，令人着迷。我们睡得很晚，醒得很早，听到波涛拍岸声，即将动身上瓦莱之前，看到一切都是节日气氛；别人告诉我们，维克多·雨果住在拜伦饭店，下午，从日内瓦和整个湖区，人们要来向他致意。我们赶到拜伦饭店，溜到美丽的公园里，心里焦急得扑扑乱跳（不，我们并不疲倦），在树下从四点等到五点。我们宁愿等上一天！……湖面终于开始荡漾起歌声。在阳光闪耀的蓝色湖水上，滑行着挂满彩旗的小船。传来音乐声和快乐的话语声……花园里挤满了人。人群从湖岸两边涌来，聚集在饭店周围的广场上。中央的平台上三色旗哗啦啦飘扬，老祖父夹在两个孙女儿之间露面了。随后他下到底楼，站在室外楼梯上，这九级阶梯在饭店正面右边，鸟瞰着花园，凌驾于湖上。他多老啊，须发全白，满面皱纹，眉毛紧蹙，眼睛深陷！我觉得他好像从古代返回……我就在近处，竖起耳朵，却听不出这微弱的苍老的声音咕哝的响声，只听见他对人们高喊“雨果万岁！”的回答……雨果也高喊：“共和国万岁！”他的目光愠怒，举起手来，仿佛在责备，要让人想起必须欢呼的口号。时隔50年，我对于从雨果嘴里只听到这口令式的话，毫不反感。我接受下来，传达给你们，我的同路人。让我们在共和国周围站好队伍吧！……

人群贪婪地死盯住他。我身边的一个工人对他的妻子说：

“嘿！他多丑！他有粗犷的美！见鬼！能像他那样多好！”

是的，明天断气，但生活过了！这个小老头是一个世纪。再过30个世纪，一座金字塔……

多么美好的一天！这个伟人，我多年来梦想——我已不再敢梦想——见到他！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幸福的人群，这八月的太阳，这宛如地中海一样的蓝色大湖……我的心荡漾在快活之中！没有餍足的时候。人群散去后，我继续在小径徘徊，总希望再见到老人。我果然又看见他迈着蹒跚的碎步走向游戏场所，乔治和让娜在那儿玩槌球游戏。乔治和让娜急忙迎他走去，发出狡黠的娇弱叫声：这儿叫“祖父”！那儿也叫“祖父”！声音也许很真诚，但这是装出来的：我这个年轻小伙子无情的耳朵没有搞错。而祖父却不装模作样：布满皱纹的老脸因感激的笑容而光彩焕发。我的母亲渴望将我介绍给可敬的老人，请求他为我祝福。我没有准备：尽管我很崇拜他，我心里却想（一个人小时候是很聪明的！）：“祝福，这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先生怎能为我祝福？……再说，非常奇怪，我的母亲是天主教徒，很想成为或者早就很想是保王党——（她小时看过德·拉罗什雅克兰夫人的《回忆录》）——她竟然要这个老自由思想家为我祝福！……”雨果脸上的宗教光辉是何等强烈！但又有哪一个诗人较之《在维尔吉埃》的作者更加虔信呢？从此我明白了：谁像我母亲一样，失去钟爱的女儿，就会暗暗把自己的泪水同这个不幸的父亲的眼泪流到一起；这种痛苦的吻合胜似一切宗教的作用。今天，对于没有受到那只肿胀老朽的手神秘地敷上圣油，我还是不无遗憾。然而，在这夏末的下午美好的时刻，我至少同他的眼睛和心灵沟通了。

下一年，1884年5月15日，我在特罗卡德罗又见到了他，他像伏尔泰一样，在包厢里观看给他的最高荣誉的场面。卡米尔·圣萨昂在他面前指挥《致维克多·雨果的颂歌》。

下一年，1885年，他辞世那一年，我收到通知（我还保存着），作为“巴黎的中学生”，2月26日，星期四，晚上八点，在协和广场的斯特拉斯堡塑像前，参加前往维克多·雨果家去的队伍，庆贺他的83岁诞辰。通知书上打着如下戳记：“巴黎中学的爱国者”。因为国家也像工人国际一样，在争夺维克多·雨果的所有权。他属于这一个，又属于另一个——还属于许多别的组织。

在他去世之前，我想谈谈1884年至1885年对于我们来说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的青年时代——当然也是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怎样激奋和赞赏的狂热中沸腾着的。1884年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一年，那时，贝多芬、柏辽兹、瓦格纳、莎士比亚、斯宾诺莎的作品的精神在我身上奔涌激荡。

1月，我在《俄狄浦斯王》一剧中看到穆内-舒利[6]；5月，看到萨拉·贝尔纳亚尔[7]扮演麦克白夫人；2月，听到《帕西法尔》[8]的宗教场面在巴黎的首次演出；3月，听到《特里斯当和伊左德》[9]的头一幕演出；在《降E调钢琴协奏曲》中，安东·鲁宾斯坦[10]给我做出我一生听到的对贝多芬作品最高级的阐明。随后是听到《第九交响乐》。稍后是李斯特在圣于斯塔什指挥他的《格朗弥撒曲》。1885年3月1日和8日，《特里斯当和伊左德》的第二幕在巴黎初次演出……读者能否想象这样一些惊心动魄的启示在一代人心灵里的震动？直到我写作此文的日子，我仍然保持这震动的印痕。与此同时，“大自然的精神”（《浮士德》和《曼弗雷德》[11]的特色），狂热的泛神论充满我心灵，这是夏天我在山区游历时所保持的思想。我感到自己被音乐和诗歌掀起的波涛淹没，载沉载浮在心灵无边的海洋里。我险些沉没到海底。连续两年，我投考高师都落榜了。1884年，莎士比亚的ad majorem gloriam[12]吞没了我：我所有的白天都被他占据了。我一直保存着那几个月里关于《哈姆莱特》写下心得的笔记本：不消说，这是我青年时代所有写作中最好、内容最多的一本。1885年，我为雨果所俘虏。雨果行将就木，雨果死了……当我们的半神人物离开人间时，还能有位置给别的思想占据吗？从5月18日到6月1日，关于伟人的逝世和他的尊荣，我写下厚厚一卷笔记。

我一听到诗人生病的消息，便赶到埃洛林荫路那幢楼去，我没去上课，忧虑不安，想在街上同千百个闲逛的人一起，窥探消息；他们多半是工人，在捕捉从楼里出来的人的一言半语。5月21日，星期四，我在底楼的登记册上签了名。正是在这时，病情出现了最后一次极为猛烈的发作。5月22日，下午一点半，雨果溘然长逝。我爱想象（不过不太相信：神灵爱跟自己捣鬼），就在这位天神一样的人物垂危时，暴雨在巴黎上空肆虐，雷电和冰雹齐下，它来自超自然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用上天齐发的炮火伴送拿破仑和贝多芬的逝世。5月24日，星期天，我最后一次返回雨果如今安睡的楼里。埃洛林荫路挤得水泄不通。排了一条极长的队伍：这个信徒们的队伍的唯一愿望，便是在签名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在政治家和日本大臣的签名旁边，我读到：“富凯，做破烂买卖的商人，梅西纳林荫路。”还有用诗留言，发出天真的感叹：“我们哭泣我们的父亲！……”在写下的家庭住址中，卡那里的一个儿子和熙德的一个后裔的地址赫然在目。斯特拉斯堡的少女们流下了热泪……

26日，人们去掉埃洛林荫路和广场的牌子，用雨果的名字的牌子来代替，以便让维克多从自己的林荫路前往凯旋门。

28日，先贤祠的神甫们拿走了这个改变用途的纪念建筑的祭奠花瓶和圣体饼，用作英雄的祭坛。当晚，工人们表示嘲弄，在这座重新收回的建筑里抽烟斗；在《惩罚集》作者的鞭子抽打下，教会被赶出光荣的殿堂。

30日，星期六，31日，星期天，我在举哀的凯旋门周围度过了傍晚和一部分夜晚。一大幅黑遮篷斜向地从高处垂落在纪念建筑的左侧，如同蒙眼布条一样。耸立在凯旋门上的法尔基埃尔[13]的群像裹上了黑纱，风儿把黑纱吹成圆顶形。一具巨大的黑、银两色的灵柩安放在双重脚座上，达到拱顶跨度三分之二的高度，在天空中勾画出悲怆的线条。200把火炬发出红、绿光焰，在四周燃烧。步兵和骑兵禁卫军队伍整饬，形成屏障，挡住叫嚷的人群浪潮。广场四周的路灯蒙上黑纱，支架让盾形纹章遮住，每个纹章上写着诗人一部作品的名字。协和广场上，法国各个城市都在举丧。在香榭丽舍林荫路，可以遇到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唱着致英雄的颂歌（庄严的颂歌！）……

噢，我高贵的祖国，抛洒热泪吧。

今天你所有的孩子都在举哀；

你受创伤的心灵多么悲痛呵！

你钟爱的儿子已沉睡在棺材……

我们跪在这崇高的死者前面……

这“钟爱的儿子”，这个天神一样的人物，胜利地安睡在凯旋门光荣的土地上，与伟大的对手拿破仑争辉——而在星形广场，在凯旋门四周，却谈不上哭泣和跪拜！如潮的喊声、尖叫声、狂笑声和调笑声。妓女撩起裙子，跨坐在人字梯顶上，让人捏屁股。所有的人酩酊大醉。约尔达昂斯[14]笔下的主保瞻礼节……啊！在花园里那个下午的老祖父，年迈的俄尔菲，千万个受压抑的胸膛在他最后反对“黑光”[15]的战斗中汇合他的声音的那个临危的人，已经远去了……剩下的是，沉睡在韦斯帕西安[16]的凯旋门下罗马皇帝的骨架，周围是从中央广场和舒布尔涌来的人群……6月1日，举行国葬仪式：Senatus Populusque（人民议会），整个帝国，可以说orbis terrarum（地球）列队而过。所有国家——除了德国……和英国都参加了[17]。还有各省——为首的是梅兹和斯特拉斯堡这些丧失的省份。各国的青年：波兰、俄国、希腊、美国等等。各种职业的人：中央菜市场的搬运工、车夫、面包师、糕点师、木箱工人、管子工、牙医等等……各种俱乐部，甚至有“伊壁鸠鲁主义者”和“快乐儿童”俱乐部……嘻嘻哈哈、笑逐颜开、像酒神节的行列……不是由军队护送，而是需要一大圈漂亮的少女，纽扣解开，在周围跳舞……那些闲逛的人睁大眼睛，看着这一伙人经过，高兴得唧唧喳喳，欢呼雀跃。香榭丽舍的树木在重压下咔嚓作响，树枝断裂。在林荫路每把杯子形状的火把上，都坐着一个人，双腿晃悠，姿态就像格雷万蜡人馆那些小爱神在杯子里洗屁股那样。马尔利的石马，城里的雕像上，都黑压压爬满了像蚁群的人，直到顶部。苏弗洛路的阳台像鲜花般挤满令人愉快的春装。在八层楼的高度，“伟人饭店”的屋顶上，一个年轻女人在壁炉的阴影下给婴儿喂奶……多么轻松快乐的景象啊！……

在这种欢乐、盛大、酒神节的气氛、像古罗马的侍从官和军团士兵、如许的鲜花、花冠和纹徽中，有一块空地，里边是一具穷人的棺木，光秃秃，黑糊糊，只有两只白玫瑰的小花环。死亡。最后的对照。

我丝毫没有离开他。老邻居从他墓穴的深处继续缠绕我。春天和夏天我都在阅读他的作品。我第二次考高师落榜……

这之后，我终于开始怨恨他。厌恶油然而生。然而，在往后几个月里，我看了泰雅德演出《巴黎圣母院》，萨拉演出《玛丽蓉·德洛尔姆》，萨拉空前地迷人。

我开始被老梅尔兰-勒南[18]带有凯尔特人的梦幻的怀疑论所吸引，他当时正热衷于写作他的哲理戏剧：《内米的教士》（1885年12月），《茹亚尔的女修道院长》（1886）。东方的大门突然打开了。1886年春，《战争与和平》粗犷而平静的气息吹了进来。它席卷一切。我在1886年11月2日进了于尔姆路，作为高师学生的第一个行动是通过本专业购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这粗豪、炽热的现实急剧提供的书刊面前，浪漫主义被淹没了。

12月2日，我仍然参加了高师的传统集会（我不知道这种传统保持到哪一年）。夜幕降临以后，灯火通通熄灭；各个专业的人神秘地汇合，他们穿上密谋者的大衣，或者披上床毯，在长走廊的黑暗中交换有预言性的话：“Ad augusta per angusta”[19]。在“校友老大”大厅，站着酋长，还有一具大象的化石骨骼……一张长桌的角上，插着一面三色旗。那些想贬抑政变和朗读一首《惩罚集》诗歌的人轮流登上桌子。苏亚雷斯在里面。他朗读《报应》的结尾和《花月》。应该说，对雨果真诚的赞赏并没有排除不恭敬的态度。大家纪念这个天神般的人物，可是又责备他。大家在念《惩罚集》时，插入了为巴尔贝斯[20]打抱不平。在食堂，一片色彩既庄严又滑稽的旗帜使巴丹盖[21]处于受人唾骂的境地。我们的旗帜一面绘有共和国正扭着一只鹰的脖子，这只鹰流出殷红的眼泪，在另一面上，绘有一副头盔和护胫甲。横幅标语愤然写着：

“伯父是杀人狂。侄子是豺狼成性的人……”

“‘我发誓服从宪法。’‘叛徒！’”

吃饭时，有人在担架上抬来“受伤的孩子”。高师的四个波拿巴分子十分狂热，炫耀地在帽子上插了一束紫罗兰……

1887年3月31日，我在科学院参加小仲马主持接受雨果的继位者勒贡特·德·利尔的仪式，最后一次埋葬了维克多·雨果。这是一次出色的葬礼。勒贡特·德·利尔十分阴沉，他只是在对《托尔克玛达》发表激烈的、不太受欢迎的长篇议论时才激动，他咒骂这篇文字具有“可怕信念的愚蠢”。另一个掘墓人像《哈姆莱特》中的掘墓人一样，他既属于快乐的听众，又使听众快乐。他在玩弄死者的头盖骨。这个仲马玩得可真痛快！科学院嬉笑满堂。通过蓬发小丑带鼻音的尖利嗓音，通过他的嘲讽，科学院发泄了多年来酝酿的对死者克制的怨恨……终于有这一天！终于有这一天！……听众同它一起前仰后合。波利希内尔[22]棒打基饶尔[23]，圣约翰（有人说是若克里斯[24]棒打帕特莫斯[25]）……自此以后，我明白了，就像法雷尔[26]所擅长的，进入科学院的捷径是践踏维克多·雨果。我走出会场时，被这些快活的棺木扛夫的嬉戏搅得很不自在，但没有提出抗议。这回，死者确实死去了。不朽的声名却早开始存在。

仿佛这是规律似的，它的开始存在正由于后代的忘恩负义。我也加入我的一份忘恩负义。我忘却了维克多·雨果。我是在《戏剧艺术杂志》上初试我的批评武器的；当我们终于在这本杂志上重新谈到他时，则是居高临下，用傲慢的笔削尖的嘴对付他。我们用西哈诺[27]的古笛在当时引起的欢呼来作讽刺性的对照，对《欧那尼》中的魔号角态度变得更加严厉……(https://www.daowen.com)

年复一年过去。人们走向别的地平线，以为远离往昔和老星占家……战争期间，在这“蜿蜒曲折向上延伸的道路”拐角处，为了使战争黯然失色，人们又发现了维克多·雨果和伏尔泰——（谁料到看见他俩肩并肩呢？）过去我们对待他们是不公平的。如今，他们来援助我们，在战斗中雪了耻。我流亡瑞士期间，有时间来修正我的所有判断。我重看了我看过的一切。越过20至40岁的人的头顶，50岁的人又向青年人伸出手来。他们在同声赞叹中汇合。但他们赞叹的理由并不一致。我们珍视的不仅是伏尔泰的讽刺，还有他的人道精神，再加上自由精神不可制服的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只有两天可以生存；用不着在曲意逢迎可鄙的家伙中度过。唯有通过专门向众人的偏见做斗争的人的天才和坚定性，才能做出一点伟大的事业来。”

激动我们的不再是雨果的伟大的乐曲，而是他深刻的思想和新近阐明的《静观集》的信念；——“阴魂的嘴所说的话”，——反对这种阴惨惨的光，这种在他临危时渗入他心中的“黑光”。人们发现，正是他的同时代人，甚至他的知己所嘲弄的，他们不合适地指责老人返回童年的地方，却属于最宝贵、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未被认识的伟大思想家隐藏在他过于慧眼独具的精湛技巧摇曳的光辉中。为了避免人们对他的自由思想进行嘲弄，他只好把他思想的一半密封起来，只是在他死后，人们才发掘出来[28]。他对人类词藻华丽的呼吁，在格雷维[29]所主张的共和国的园地里，艺术爱好和实证主义扬花吐实的时代，人们是对之微笑的；而在1914年至1918年，浩劫席卷欧洲之后，这呼吁便获得了革命的庄严的意义。

我重新看了我保存的这个盖纳西岛民的一封信。它写于1859年11月，从奥特维尔别墅写给返回巴黎的一个流亡者，信中写道：

“亲爱的流亡者（因为您不能失去这个称号，人们对流亡是怀有尊敬的）……对这些人不要绝望，他们始终有自己要说的话，尽管是隐藏着的。您属于这样的人：有朝一日，他们应该大声疾呼……您具有荣誉和未来指望着您的幸运。您的思想是一只容纳火焰的深盆。我不需要对您说：鼓起勇气！而我对您说：抱着希望！”

今天，有多少流亡者得到最高贵的不幸者的祝祷，我们手擎“容纳火焰的深盆”，重复这富有生命力的话语：——“抱着希望！”我在维尔纳夫的山脚下和湖边的花园里写下这篇回忆，我就在这里遇到年迈的雨果，到8月份已经有52年了。时局使我选择了这儿作为我的住地（怎么会这样呢？），而没有事先想到他。

离我的住屋不远处，拜伦饭店发黑的废墟危险地倾斜着，两年前，这个饭店烧毁了。可是，老人对民众讲话，用嘶哑的声音高呼“共和国万岁”时，他站立的凌驾于花园上面的楼梯依然完好无损。我时而听到他拖着走的脚步声从小径传来。稍高一些，我从窗户看到公园里那棵百年栗树，据传，拿破仑开赴马伦哥[30]时曾在这棵栗树树荫下歇息。两个劲敌总是狭路相逢。

然而，沃德这个小镇忘却了它的客人，客人路过的痕迹一点儿没留下，同样，这些历史遗迹不久就将湮灭，瓦格纳在这儿写下《西埃格弗里德之死》的回忆，而泰戈尔、甘地的足迹也没留下。我是这些伟大亡灵的守卫者。跟随他们之后，我也将成为幽灵。但将来到此一游的人将在这个山谷，在湖泊和山岳之间找到过去这些形象：帝国的鹰飞过阿尔卑斯山；泰戈尔深紫红色的袍子和圣父般的脸孔；圣雄剃光的头顶、圆框眼镜后面的活跃目光、赤裸的灵活的脚；“年迈的俄尔菲”宽厚的老狮子般的脸和满头白发；瓦格纳尖锐的钢琴声预示着《特里斯当和伊左德》中的柔情和愿望永恒的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