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会见卡尔·施皮特勒

回忆与会见卡尔·施皮特勒[1]

卡尔·施皮特勒的名字，由于一篇政治讲话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遐迩。不能确定的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学奖是对这篇讲话的赞同。在苏黎世，1915年，七旬的诗人公开谴责比利时对中立的侵犯和德国的政策。发表这篇讲话需要一些勇气：因为德国是施皮特勒的作品为人所知的唯一欧洲国家；而德语瑞士区谨慎地宽容危险的邻居。但是，正如才能一样，勇气在施皮特勒身上是自然而然的。他并不重视或多或少的危险。一言既出，他就置诸脑后。

人们倒为他担心。来自同盟国的致敬，从四面八方飞向他在卢塞恩的家。包括文章和讲话、代表团、过分的颂扬、公开的庆祝。法国科学院向日内瓦科学院派出几个院士。于是，可以看到这个有趣的场面：没有看过施皮特勒的作品一行字的人，徒劳无功地要在花园里采集一束辞藻华丽的花朵。面对这出喜剧，我可以衡量官方人士的无知。我从法国了解到情况，法国人束手无策，或者只看了诗人一部作品（天哪！），打开一部德语词典，在Spitteler的条目下面找到这样的解释：“Spitze：尖端，顶端。”于是他们关于这一点杜撰出一些出色的词句。再说，宴请施皮特勒的东道主，法语区的瑞士人，也知道得不多。在日内瓦的宴会上，当施皮特勒讲话时，我偶尔捕捉住零星的谈话：

“您读过他的作品吗？”

“没有，您呢？”

“噢！没有（讽刺地），首先，诗歌对我来说太高不可攀了，高得吓人！……再说，我不会德文……（中断讲话）。好啊！……”

施皮特勒对此狠狠地嘲笑过一番。他毫不惊讶。他对什么都不惊讶。他毕竟出其不意地给以他们震惊！一个人在出名之前，本应高喊：“当心！”今日，熟悉业务的善良出版商，会利用机会用一小张活页纸——“请予刊登”——把读者和批评家先生需要考虑的一切公之于众。但是，施皮特勒的德国出版商出于神圣的爱国心，同雇主闹僵了。

自此以后，10年过去了。人们对施皮特勒知道得更多吗？今天，法国人了解施皮特勒吗？只有两三部次要作品：《中尉康拉德》。这个有思想的诗人不同凡响的成功表明，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显示现实主义。也许，有的人看过《伊玛戈》，这部作品得益于弗洛伊德今日的流行。但是，主要作品，凌驾于我们时代的史诗的纪念碑，——《奥林匹亚的春天》和两部描写普罗米修斯的作品——这些阿尔卑斯山的巨大高峰，在法国（甚至在瑞士）有多少人攀登过呢？有谁想到过，刚逝去的那个人属于歌德和密尔顿的后裔呢？

三部史诗。第一部（《普罗米修斯和厄皮墨透斯》）和第三部（《受难者普罗米修斯》），是同一雕刻艺术的两种表现，同样的题材，但乐队不同，风格迥异。一个是搏斗中的35岁的力土，另一个是毫不怀疑取得胜利以后奄奄一息的老斗士。

中心思想是孤独的人的反抗，他拒绝以自由的心灵去交换官方的、公认的道德良心，这是主子——国家或天主——威严地赋予他的。他忍受着痛苦。最后，他为了拯救他的刽子手，他的主子——这个天主和他的代表，进行了胜利的战斗；天主及其代表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只得求助于受害者。这是对受到人们侮辱，却拯救人们，孤独而赤裸裸的灵魂的巨大赞歌。

唯有《奥林匹亚的春天》才是一部完整的天体演化学，——如同一部印度的史诗——自然的某个时代的巨大演变——先是新的天神，我们时代的主人，从黑夜之中上升到灿烂的天穹；他们为了获得统治权所采用的手段和进行的斗争；然后，是秩序确立，奥林匹亚的青年时代，美满幸福……以祝福的时刻告终。但是诗人在魔宫最初的爆裂声中止住了笔。他把脸别转开不祥的未来。他只消从高峰看到另一面的斜坡和生之幸福即将滚落的深渊。他的诗歌以天帝之子赫拉克勒斯的降临而告终，后者朝着为人类所做的牺牲走去。

但愿我们不要被这些希腊名字所欺骗！没有一个名字适应我们中学时的思想。所有的神话都改变了。一切都是新的，包括形式和思想。奇就奇在，瞻仰过这些阿尔卑斯山的众神意想不到的角色和在施皮特勒描绘他们的新舞台上的活动，他们似乎便不再可能有别于作家所创造的形象。这是天才令人目眩神迷的一点。

我敢肯定，法国人总有一天会对这些诗篇的美感到兴趣。我甚至认为，拉丁民族的国家甚至比日耳曼国家的人，生来能更好地欣赏这种美。因为它是富于造型性的。这些作品中的一切都进行过观察，而且是通过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直至深邃的思想都经过观察。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一切都有一个躯体，一个富有个性的形式，——直至精神的概括。

第一个完美而忠实地把《普罗米修斯》和《奥林匹亚的春天》译成法文的人，那是给他的一份重礼。这是自从两部《浮士德》以来，日耳曼天才给予西方最壮丽、最丰富的作品。如果我年轻30岁，我会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个崇高的任务。我知道有人在致力于这项任务；谁也比不上他[2]对诗人更恭敬更热爱。这里，我只限于向我在当代欧洲诗人最赞赏的一位表示亲切的敬意。

1915年4月，我和施皮特勒有了来往。这是在大战爆发后8个月。我单独地进行了8个月艰苦的战斗，对此，我不无讽刺地称之为“在混战之上”。这场战斗不管正确与否（不由我来下判断），是我的信念、我的心灵要我进行的，——这时我遇到了把生命献给了心灵的人物——英雄普罗米修斯。我快乐和激动得难以自持。我不再是单独一人。我有了一个导师和同伴。

我写信给施皮特勒。这是在他70岁生日前不久。我向他表示赞赏他的作品中散发出来的自由和美的双重光辉……

“在这悲剧性的时刻，当看您的作品时，仿佛笼罩着欧洲的乌云裂开了，在当中，我们的头顶上，可以看到闪烁着深邃的天空，具有永恒法则的宁静。在摧残着我们的战斗中，我把您看作至高艺术的壮美、平静，表示我的敬意。”

第二天（4月22日），他给我回信：

“我们在精神上有许多方面很亲近。例如，我们的欧洲思想方式，竭力正确地对待不同的民族……在我们的作品和我们的生活中，有那么多性质相同的东西。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的妻子看过这部作品以后，大声说：‘多么令人惊奇啊！仿佛是你写的一样！’此外，我们都赞赏贝多芬……”

当时我在日内瓦，正在筹办“国际战俘代办处”。欧洲的狂热情绪正达到顶点。各国的“智者”正在比试运用暴力和丧失理智。在法国，有人在抨击“那些二流的人物：康德、歌德、海涅”。[3]在德国，有人在抵制施皮特勒；每天，他都收到谩骂的信，他把这些信装进一只他称之为“鱼缸”的大玻璃缸里；他不时钓一封信出来消遣。我也不见得更幸运。我夹在两股荒谬的子弹的连续齐射中。法国报纸指责我热爱人类是背叛法国。德国报纸指责我“以自己的作品造成战争的延长”！用不着再举例了！我说了该说的话。我写出一系列文章，通过饶勒斯，[4]不是没有困难地发表在《日内瓦日报》上。我在永恒的艺术中才缓过气来。

我带着《普罗米修斯和厄皮墨透斯》，蛰居在图恩。我有一个月生活在这本书中，就像生活在堡垒里一样。其余的一切都消失了：战争的喧嚣，狂热的欧洲……唯有燕子的呢喃，阿尔高地和那里的芦苇，碧玉般的河，美丽的银色的树，——和潘多拉[5]欢快的步子，她同小溪一起欢笑……

..Und Nacht und Friede war esum sie her，und blaulich funkerten die Sterne uber ihrem Haupt，und keinen Laut vernahm ihr Ohr im weiten Weltenraum，als nur der eignen Schritte leises Treten...[6]

（……她的周围是黑夜和静谧，在她头上，蓝色的星星闪烁着，广阔的空间里，除了她轻轻的脚步声，没有任何声音穿过她的耳鼓……）

我被带出了本世纪。

这是我在人世间遇到的第一部“永恒的”作品。《战争与和平》除外。但是《战争与和平》有着一个时代的面孔，人类一天一夜的上百副假面具。施皮特勒的诗歌撞碎了时间的日晷。创造的大师创造了时间，就像创造了人物一样，而他并不服从时间；他是心灵宇宙之王。这些光辉的史诗近似吠陀时代的印度和荷马时代的希腊杰作。我认为这些盖世英雄消失了。我觉得他是最后一个代表[7]。孤零零处在时代中。如果他出了名，那是出于误会……

1915年8月末，我到卢塞恩去看望他。他住在“预先祝福街”（Gesegnetmattstrasse），一条安静的街，从湖岸开始往上升，越过库萨尔那边。一座市民的房子，有一个意大利式的花园。

他张开双手，极其热烈地接待我。他高大、强壮、腰圆背厚，但有点伛偻，面色红润，一把白胡子，颊髯还带着金黄色，头发梳向后边。高傲中带着微笑。贵族式的善意。1915年4月，霍德勒尔对他的肖像描绘，给人准确的印象。

他的声音温柔而沉浊；他的法语说得很好。他的举止是老式的、优雅的谦恭：对女人殷勤有礼，对人人都很可爱，又带着友好的嘲讽。他眼里带着善良的笑意，看着你说话；当你对他说起某件事时，——（或许他没有好好倾听）——他有一种说话的方式：“是这样！”声调有力，令人惊讶……他和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生活，避开文学界；他根本用不着接近文学界。当我问他在卢塞恩有什么精神生活时，他回答：

“谢天谢地，没有！”

大木屋宽敞的内阳台爬满了植物，越过坡度很陡的花园，俯瞰着田野和湖泊；从阳台看不到卢塞恩。你会以为是在小城郊外。可是他喜欢参与民众的生活。每天早上七点钟，在早饭之前，他到市场去；他要亲自买水果和蔬菜，——为了同这一个或那一个聊聊的乐趣，——因为他喜欢好的东西。他对此十分擅长！

他喜欢家居。青年时代他在德国度过一年，在俄国度过两三年，在巴黎住了八天，在意大利也住了八天，——直来到庞贝，然后返回！但在瑞士，他爱漫步，从不厌倦；从他熟悉的大山、他的小迪森堡，附近的里吉，可以看到人世的一切景象。

他在瑞士关系很少。在外面没有朋友。

在德国，是魏因加特纳让他出名的。施皮特勒对他感激不尽，虽然在苏黎世的讲话之后，魏因加特纳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和他断绝了关系：他说，他继续赞赏施皮特勒的作品；可是他宣称作者不值得称赞：“不是他写出了作品，是一个天神上了他的身。”当然是一个德国天神！——对此，施皮特勒以善意的讥讽回答：“仍然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德国天神会来到一个瑞士人身上，他懂得法文、英文、俄文，天神却不到兴登堡、马肯森先生的公司那里……”

他不太喜欢今日的德国，虽然这是第一个接受他的天才的国家；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许多狭隘的学究的头脑；他极其蔑视地谈到这一点。

“那里的人，”他说，“阅读评论诗人的著作；那里的人不看诗集。”

他认为自己常常证实了这一点，甚至关于歌德和他最著名的作品《伊菲革妮亚》，都是这样。

他拿法国的精英人物与德国读者对照；法国人总是懂得对古典作家保持崇拜，记得他们的杰作。再说，德国人（始终是他在说话）不是根据杰作来评论，而是根据理论来评论；他们不说：“这部作品很美，或者不美。”他们在琢磨：“这部作品符合使它变得美的定义吗？”他们先验地对《奥林匹亚的春天》进行挑剔：1.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再写史诗；2.因为施皮特勒所用的尺度过时了。他们不考虑，天才的Hoc volo，sic jubeo[8]是否像理论和时髦一样，具有令人尊重的权利。

我说过，从大战以来，德国粗暴地抛弃了他。对此，他耸耸肩。他把德国人说成是服从的人民，失去了一切思想的独立性。“他们变得无法了解自由的人和自由的民族。”（也许施皮特勒有点夸大了人和自由民族的自由！）他明晰地谈到瑞士的文学艺术胜过德国的全部创作——谈到瑞士人的个性的优越性。他深信，这种略高一筹源于瑞士是一个共和国，它具有共和国的风俗和健康的自由精神；作家是独立的；没有等级，没有科学院，没有文职级别或军阶，没有官员或社交级别！人人都处在同一水平：人人相似。

因此，这个心灵高尚的大艺术家，这个自由人，赞美他的民族的民主平等，他和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作品的群众混在一起。

贝多芬出现在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中。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两个在青年时代都跟随过他的脚步——duca e maestro[9]。他是给我们灵感的英雄。施皮特勒在17岁时想成为作家，他发誓在他的第一部作品堪与贝多芬的第一部作品媲美之前，什么也不发表。

他和我谈论音乐，他的脸光彩熠熠。我对他说：

“奇怪的是，我觉得您是个画家，赛过音乐家。”

他快活的脸马上阴沉下来。他说：

“绘画我不谈，我不想谈，因为它造成了创伤。如今已经结疤；但是创伤可能重新开口。因此我不想看画：这使我不快。而音乐，我可以……我得到享受！”

据我了解，他16岁时，他的父亲曾禁止他学画。我告诉他，我也有相同经历，我16岁时，我的父亲禁止我学音乐。施皮特勒的脸重新笑逐颜开，这在我们之间又多了一种好感的联系。

他承认，他的画家气质实际上体现在他的作品里。在写作之前，他需要在心里确定一切细节的发生地点、气氛、各种计划……“我必须观看。”

提到潘多拉这个美妙的插曲时，我说，读者感到大自然是他的老师。他和大自然生活得很和谐，他后退一步，说道：

“但不用去寻找大自然。大自然不是我描绘的对象。我的望远镜总是转向远方、云彩——象征、玄想，随便怎么说都行。在云彩和镜片之间的空间，飞过一些苍蝇。我把它们赶走。但是它们总是飞回来。我偶尔抓住了几只。”

他还说：

“我总是想，我总是知道，要说理想主义者不如现实主义者看得清现实，事实并非如此。理想主义者看得清楚得多。再举另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已经引用过，我说，从一座摆满家具的房子里和从一座空房子里，能一样从窗子看清外面发生的事。”

但是里面发生的事，心灵的深渊，目光往里探视，不用担心头昏目眩！他观看，他不解释。我不让自己去问他观察的方向。他像歌德一样回答：

“我也不知道！”

当我告诉他，他的一些词汇我觉得很难理解时，他以为我想谈论思想：

“我也一样，”他说，“有很多东西是模糊不清的。”

天才就是浮士德所说的“大地的精灵”，他的展现能力超过了理智力量。但施皮特勒不像浮士德那样，面对他不得不使之出现的人，并不发抖：(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我什么也不怕。”

他这样回答我，半讽刺半受到冒犯。那天，我从他家到火车站，不想让他疲倦，在大桥边上问他是不是怕太阳晒。

这个继承了瑞士英雄传统的诗人，他从来不知道恐惧。

“对付生活的一切痛苦，我使用的药是勇气。什么也不要担心。”

他的微笑在蔑视命运。当他的灵魂在毁灭的虚无的门槛儿上抛弃他时，它在自己的花园里植下一根带花的嫩枝：抹不去的微笑照亮了他的生活……

将近夏末，在日内瓦庆祝过他的70岁生日不久，我在洛桑又见到他。他瘦了，显得疲惫。他抱怨突然出现一大群赞赏者，占去了他的所有时间。他问我怎样摆脱他们。我告诉他，我设法让自己变得不好相与。他真心地笑起来，羡慕我运气好。他说自己有点羞愧于像拉马丁那样涉足政治。他援引这个例子，说明艺术家不应该这样做。日内瓦人的好感至少使他振奋起来。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告诉我还想再活几年，享受生活的乐趣，他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他以往的生活并非始终甜蜜。我刚和他谈起他的《普罗米修斯》。我告诉他，我从这第一部作品中看到个人的悲苦，而不像在《奥林匹亚的春天》这部金色的成熟之秋的作品那样，一切都是阳光。他用严肃而激动的口吻对我说：

“青春不是快乐的。人们总是说，它是幸福的年代。并非如此。青春至少对人来说，是可怕的年代，尤其在这样一个精神受压制的国家里……”

他讲起他的回忆，我也回忆起来。我们互相说，生命不够长，正当开始理解和品味生活的时候，生命却衰朽和离去了。

晚上，在我们相聚地点的主人、前美国大使伦森·怀特豪兹家里，有一个文人小圈子谈论文学。可是文学几乎就像政治一样，让施皮特勒感到厌烦。他挽起我的手臂，把我拉到一个小客厅里，聊起我们喜欢的音乐。我给他演奏蒙特威第[10]的作品、17和18世纪意大利和德国的古老乐曲，还有贝多芬的《骑士芭蕾》。我们低声交换了友谊的问候。临走的时候，我拥抱了他。

我找到回来后写下的笔记：

“我想到好老头疲倦的脸，死亡正刻印在他的脸上，——我很高兴，但跟他相见恨晚。他是我见到的在世第一位诗歌天才。但为什么要等到他71岁，而我50岁，我们在一起同行的路那么少的时候才相识呢？”

天才的奇迹在于他的生命决不会消逝，因为它汲取了生活不朽的精华。他的生命、欢乐和痛苦的全部本质，他都置于他的艺术中，使之变得崇高；它永远在那里。自此以后，不管相距很近或很远，我总是和施皮特勒一起前行。他的作品这条大河在峡谷里充满了欢唱。当我的思想和行动停止时，我便听到这条河流的潺潺声。尤其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觉得他身上的一切一概都是新的。1915年，每天每时我都用来探索他。

首先，我被《普罗米修斯和厄皮墨透斯》，被它的粗犷、它混沌的外表、树液的强盛抓住了；这树液从树干中喷发出布里亚雷橡树的一簇簇新叶，由此产生出朴实、亲切而庄严的神话、寓言，这是蛮荒的象征，似乎来自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或者，欢乐啊！瑞士的田园牧歌、潘多拉这首交响乐无可比拟的欢乐……简直可以说是年轻的贝多芬和他热烈的探索，——不过已经充满经验，以他孔武有力的手砸碎所有思想和形式的束缚，就像在最后的四重奏中一样。

随后，我沿河而上，如同从黑暗的深谷中出来一样，潘多拉——（总是这个永恒的恋女！我下不了决心和她分离……）——她看到深谷沐浴在阴影与阳光中。为了表达她过度的幸福，她唱起她最阴郁的歌曲，她最喜欢的那首dusterund trauring[11]，——我看见巨大的环形山打开了，而河流宽阔而平静，漫到河岸，流经天神之国：《奥林匹亚的春天》。这不再是普罗米修斯的个人悲剧，不再是对他的痛苦和曾经有过却失败了的雄心的歌唱。这种强烈的野兽气味，这种独创性，是他早期作品的本质。人们更加感觉到他的意志、精神、创作活动、英雄阿波罗[12]。多么丰富、美丽而又迷人的想象、幻想、创造啊，而且是崭新的、清新的、健康的和真诚的！百花吐艳的春天。高山上的六月盛夏。满天繁星闪烁。这是一个神话的新世界。令人陶醉……

我熟悉瑞士已经有40多年，我期待出现一个伟大的瑞士诗人，他不仅是本民族的阐释者，就像戈特弗里德·凯勒[13]出色地所做的那样，而且是本土的力量、云彩、白雪、岩石和水泽的阐释者！这就是他！除了他，还有哪个瑞士的天才能够写出新的天神，从哈得斯[14]到奥林匹亚诸神了不起的攀升呢；它们在令人昏眩的陡坡上半路与被雪崩席卷而去的旧神相遇；和骑着直立的马的克罗诺斯国王[15]相遇，他像一块石头落入深渊之底[16]……我跟踪着奥林匹亚诸神的脚步，攀登着，倾听着牧羊女赫柏[17]的歌声。她用手当号角，放在嘴上，唱着她的“Juchhei！”[18]我们沐浴在高山清新的空气中，乌拉诺斯[19]的好国王的七个迷人的女儿在那里游荡！从迷人的休息中流淌出平静的肉欲快乐，别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给过我这样的感受。它与什么相近？可以同时想到阿里奥斯托[20]、莫扎特[21]、委罗内兹[22]。这种艺术的魅力似乎把词汇改变成味道和色彩。我有时听到施皮特勒抱怨，文学材料在精神上的无生气，[23]就像“一块无用的冰冷的面团”，在他的笔下却变成了绘画与旋律。魅力是这样迷人，以致离开了这七个美丽的阿玛丝潘就耿耿于怀，仿佛失恋一般！

但是吸引住我们的还有其他景象，其他大地和心灵的风景，整个梦幻的世界，从这一极到另一极，从超然物外、无思无忧的无限快乐，到痛苦的深渊，到冷酷的命运确定的生活之谜。歌德经历过同样的困苦，却怀着颤抖把痛苦强压在心里。施皮特勒比歌德更无畏，像浮士德一样，以母亲们的名义，[24]不肯后退一步。他一直走到深渊之底、虚无的边缘。他不仅从那里返回，而且在额角上保留了“从地狱返回的人’的痛苦皱纹，能自我约束，又能约束内心世界。他掌握内心世界的钥匙，像乌拉诺斯一样，在黑夜中暗地里反对坚持要动摇生活基础的愚蠢魔鬼。他像乌拉诺斯一样，把他的光辉和强有力的笑[25]扩散开来。

诗篇形成一组光彩夺目的交响乐的变奏曲。在写下这句话时，我再一次想到贝多芬，想到以同一题材呈现思想的各种面貌，在一系列音乐的浅浮雕中显示各种各样的感情的神秘艺术（如在《以迪亚贝利为题的三十三种变奏曲，作品第120号》中那样）。我是这样来看待《奥林匹亚的春天》中“时间之峰”的十二种变奏[26]的。这是最高精神的有力技法。直至悲剧性的转调《命运站住！》，结束了《幸福》这首孩子之歌，把恐惧的主题、死亡的主题、赫拉的不安和救世主的《无论如何》[27]放进交响乐中！救世主“平静而从容地”赴难……一个音乐的海洋。看不到结尾。我刚刚重新翻开了书。我好不容易摆脱出来。我很想在那里航行多年。为什么回到岸边呢？生活，同海底深不可测的黑夜，以及在欢笑的浪涛上戏弄的阳光汇合在一起，这就是一切。

这部描写奥林匹亚诸神的交响乐绚丽多彩，听过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最近几个月，我看了第三部史诗《受难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der Dulder）[28]。我又见到最初诗篇的英雄，写得更有戏剧性，因为去掉了过多的梦想的装饰和青年时期剧烈的展翅飞翔。形式变得更加柔和、传统、集中，排除次要的东西，压缩成基本的有力量的体裁。但在简洁的轮廓表现的崇高意图下面，有着痛苦而强烈的丰富经验。较之第一部《普罗米修斯》，这要辛辣得多，冷漠得多！痛苦是无边的，获得的平静也是无边的。我不知道还有比最后一首歌《战胜者》（Der Sieger）更阴郁，也更平静的诗篇了。这是登峰造极的作品。从第一部《普罗米修斯》开始，至此是个终结；战胜者了解到荣耀已成过去。人达到了最后胜利的阶段，——镇静沉着，毫无恐惧，也毫无希望，对光明不抱幻想。

人尽皆知这心灵的悲剧的崇高构思——这有个性的心灵从不夸口，但很自信和平静，敢于顶撞“上帝的天使”，[29]而且蔑视地拒斥他的良心，他提出要与之作交换。天主勃然大怒，发泄在骄傲的反抗者身上。受迫害者孤独悲惨的岁月，在沉默寡言的约伯花白的头上，堆积起灰尘和污泥。正当敌人侵入天主的王国时，人们保卫得很不得力，他们苍白的良心让双腿发抖，而那个受迫害的、受诅咒的、孤立无援的人——普罗米修斯，却救出了天主之子。他不热衷于战斗，不想得到酬报，甚至不想获得公道。他按心灵的吩咐去做。这个心灵，在第二部《普罗米修斯》中，他再也不上它的当，虽然他总是一样爱它，但不存幻想，而是公平对待：因为他知道而且当面对它说出他为它付出的代价……这个心灵在他受苦的年代抛弃过他，曾经要求他放弃一切人间的欢乐，——这个心灵向他要求一切，却什么也不给他，而且在胜利的时刻来临之际（他再也不感到胜利的喜悦），抛弃了他的朋友、他垂危的忠仆！……但是他丝毫不谴责它。他爱它！如果需要重新再来，他会再开始……这是绝对的苦行主义，不过带着强烈的英雄之爱和睥睨一切，以至于苦行主义成了醉人的饮料。

对强者是醉人的。他们人数不多。这样一部作品不被人理解和熟知倒是好事。强者摆脱了冷漠，只是为了憎恨这个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因为他耗尽了他们的希望；他的代替物，这心灵之火，对柔弱的心，对一般的人来说过于炙热了。

我把他看作阿尔卑斯山的独立高峰。从山麓到山顶的整座大山。人人都可以取得他的一份，割草，采集鲜花，采摘果实。人人都可以找到饮水的源泉，躺下休憩和入梦的荫凉处所。气候和景色丰富多彩，能让路人选择和一知半解，或者虽然不理解，却能去爱，爱其艺术的一个细节、思想的一角。正是由于这种丰富多彩，那些杰出诗人才得以留存于人们的记忆里。

正当山泉抚育着山谷里的人，覆盖着白雪的高峰在蓝色的深渊中矗立；还有白色和黑色的枞树林之顶，在冰冷的黑夜颤抖的繁星[30]。风雨欲来，风吹草低，摇曳不定。普罗米修斯全身血液沸腾。忧心忡忡，望着保持永恒美丽、双目迷人的女神——“心灵”走来。他想逃走：他被缚住。她走近了；她带着古怪的笑容，把双手放在她选中的牺牲者的肩上。她的睫毛一眨一眨；在她身后，火光闪烁，仿佛一只埋伏着的老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