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冲突：托克维尔和戈比诺

两代人的冲突：托克维尔和戈比诺[1]

托克维尔和戈比诺的通信，[2]使我们看到了两个重要人物的精神交谈；一切似乎使他们接近，一切其实使他们分离。他们互相热爱，他们通过阶层的联系、举止的相近、[3]政治的利益，通过效劳，通过从不中断的挚爱与忠诚，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们的高度智慧本来使他们以为会趋于相互结合，走同样的路，却使他们不由自主地走上不同的道路；这种分歧扰乱他们的友谊，但他们无可指摘的真诚一点也不想削弱它；分歧使他们每个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本性，甚至使两个朋友最后承认，“他们属于两个截然相反的天地”。[4]说实话，两个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在发展；另一个人止步不前：他已经成形了。当通信开始时，托克维尔到了不惑之年，他过了政治生涯的顶峰。戈比诺不到而立之年。他自我寻找了16年，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期间，他同托克维尔进行精神交往；阅读这些信使我们兴味盎然地跟踪——我不说这种专制思想的发展——而是说它的突然变化。这种思想使了解它的最坚定的朋友也感到困惑，然而却符合他的个性的逻辑要求。

戈比诺在开始时（1843年）与晚年的思想恰好，或者似乎恰好迥异。他为托克维尔的利益着想，致力于一件重要的工作，为道德科学院研究19世纪的伦理学说状况及其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中的应用，他表现出比托克维尔远远更赞成当时的要求；他既赞成当年流行的多愁善感，又赞成当年的意识形态，其时，浪漫主义已经结出果实，而革命已经达到开花的盛期。他发表了两篇专栏文章，论述阿尔弗雷德·德·缪塞，[5]这倒不比捍卫正在策划，而且在我们中间进行的伦理颠覆，更令托克维尔反感。他绝对想发现新原则……

“您要改变世界的面貌；您不愿意浅尝辄止……”[6]

而这种颠覆并非有利于宗教。戈比诺怀疑宗教的社会功用；他对于伊斯兰教有偏爱，而他对《福音书》态度冷漠。托克维尔捍卫基督教，反对他的观点，感到苦恼和愤怒：他阅读《新约》的时候竟然不激动。[7]

1849年，托克维尔成为外交大臣；他挑选戈比诺为办公室主任。可是这两个朋友的政治好运是短暂的，托克维尔在1849年10月31日的总统咨文公布以后辞了职，戈比诺作为驻伯尔尼的使馆秘书去赴任了。这是他漫长的外交生涯的开端。他决不中断同托克维尔的关系。他忠实地让他的老师和朋友了解自己的工作、对出使国的思考、对未来政治的预测。因此，我们看到他对瑞士（1850—1854）、对德国（从汉诺威和法兰克福去观察）、在意大利统一和德国统一前夕对奥地利和意大利，最后，他在1855年至1858年出使波斯时对这个国家的判断。用不着提到这些信，尤其是写于德黑兰的信的历史和文献价值；写于德黑兰的信组成《亚洲三年》和《论中亚宗教和哲学》必不可少的补充。

作者的个性特别令我们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信中找到了宝贵的知心话。——首先，关于他的生涯。人们会十分惊讶，一个才华如此卓绝的人，在外交上竟然这样无所作为；而他的名字，他的关系都给他打开了广阔的道路。通信给我们间接地解释了他的失败。他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和他的性格。1851年1月，托克维尔和蔼地告诉他，如果他做到与别人多联系一点，他就白璧无瑕了。戈比诺承认，他应该受到这个责备，那是在托克维尔当外交大臣的时期，牵涉到一次争吵。可是他一点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伯尔尼大使馆的全体人员（大使、二秘和随员），从1851年2月起，强烈要求把他调回国。他发回部里的报告激怒了他的同僚。但他终于不顾同事的反对，保住了伯尔尼的位置。可是，他非但不保持沉默和息事宁人，反而策划阴谋，要让大使退休。[8]他待在伯尔尼的所有时间，都是在处于临战状态中度过的；他的好斗脾气似乎从中找到乐趣。[9]托克维尔感到不安，担心这种不断挑战的态度使他弄巧成拙。——他被派到法兰克福，又立即开始同大使发生争执。他激怒了德·费纳龙先生，后者要求把这个戈比诺送到魔鬼那里，因为无法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10]对此，戈比诺回答，费纳龙是个需要捆起来的疯子，下场不妙。[11]出色的托克维尔恳求他不要重蹈伯尔尼的覆辙，要非常谦虚，尽量少活动，不要试图侵犯大使的职权……

“我相信，您会看到他不准备让他的使馆秘书发一封电报……您没有必要证明您的能力，而您的社交活动，请您天天记住……”

还有：

“您写书吧，但是决不要写回忆录，也不要发电报，如果您想不久就升到最高位置的话。这至少是我的意见，我作为您的老朋友，在没有请求的情况下，向您提出来……”

劝告很好，戈比诺答应照着去做：

“今日已不太可能像德·兰阿尔先生[12]所做的那样，说是我甚至不可能抄写，而且像德·费纳龙先生所重复的那样，除了学中文，我什么也做不了。”[13]

他的傲慢态度收敛了。他写书。——但是人们可以肯定，他绝没有放下武器。他从来不会隐藏他比人略高一筹的意识和对有头衔的、有地位的傻瓜的蔑视。他在一事无成方面倒是很突出。

但是还有别的理由——在我们看来而不是在外交界人士看来更加严重，——表明戈比诺很不适宜从事外交。这个头脑非常精细，能深入到个人心灵的动荡生活中的人，——这个有鹰一样锐利的目光，能纵览历代广阔的天际的人，——这个比孟德斯鸠更深刻，比司汤达更洞察入微的人，——几乎持续不变地撞在当前和不远的未来的事件上。他（也许）看到已经发生的事和两千年的遥远未来要发生的事。但他从来不预见明天。他的政治错误是不断的，而且很大。这是其中一些例子：

1.开凿苏伊士运河，对西方来说，招致重大损失。非常明显，所有利益都在希腊方面。马赛和波尔多将陷于悲惨境地。[14]

2.英国在印度的财政和商业要破产。只有印度人发财。[15]

3.1854年，他在法兰克福写道：“如果德国明显的军队调动是在北方（也就是说在普鲁士），主力、决定性的力量应在南方（也就是说奥地利）。”[16]

4.1851年在伯尔尼，他预言被奥地利吞并的瑞士迫在眉睫的毁灭。“当奥地利在俄国的支持下，在压制普鲁士时”，它可以通过损害瑞士，给普鲁士某些安慰，入侵泰散和格里宗。[17]

5.1851年，到皮埃蒙去旅行使他预言，维克托-艾玛纽埃尔“很少关心政府的事务，非常愿意立热那亚公爵为王”。他还预言，不久，“萨伏瓦家族将回到奥地利联盟中”，因为“德·卡乌尔[18]先生的新商业政策”将毁掉本地工业，而有利于热那亚和英国。全部问题是要知道谁统治意大利，是英国还是奥地利。戈比诺看好奥地利。[19]

6.1851年，他看到“俄国帮助奥地利建成一个强国，我担心，如果它的各部分并入日耳曼联邦的话，这个强国要超过查理五世追求的理想……”[20]等等。

可以看到，德·泰布夫人的作用对德·戈比诺伯爵并没有效果。不要对他太严厉！在历史方面，他是远视眼。他不是对卡乌尔和俾斯麦[21]，而是对西拉[22]看得更清楚。说实在的，他对当前局势的错误观点，不必让人担心他对历史的预感。但是，怎样否认明显的天才见解呢？（这也许不是没有危险的。他的文学天才胜过分析当前事实。不过，当他掌握不住事实时，相信他的才能也是可以的。）

通信集里最有趣的是与这部重要作品有关的内容，它不仅给不了解情况的朋友们，而且向他自己展示了戈比诺《论人类的不平等》。我们看到这部作品的产生和他人世的头几步。看到纯朴的托克维尔被戈比诺利用，认真地致力于培养这个魔鬼，[23]它一生下来便反叛他的内心感情，这是相当令人兴味盎然的。

他在1853年10月收到第一卷。他好不容易才决定阅读。根据戈比诺告诉他的情况，他预感到自己要同朋友的思想分道扬镳；他温柔的个性竭力延迟这一时刻的到来。然而必须迎上前去；经过一个月的等待，他开始表达自己悲哀的印象。思想-母亲的概念他觉得是唯物主义的，表示反感，——“亦即不仅实施于个人，而且实施于民族身上的机制的命运。”[24]他不同意戈比诺的理论，“这种奥古斯丁式的宿命论，不过它对智力产生影响”，结果是完全取消了人类自由。然而，托克维尔“依然处在这些理论的相反一端”。在“使人实施道德真理优秀品质”和“社会才干”之间的区分，令他不快。“在您的理论和我的理论之间有一个精神世界。”——托克维尔是一个1848年之前坚持不变的老自由党人；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不能从一部作品产生的道德或政治效果中得出对这部作品的判断。他觉得戈比诺的论断是有害的：倘若各民族都相信这种论断，他们就不会再做任何进步的努力；“不平等永存的理论会产生傲慢、暴力、蔑视他人、暴虐和卑劣。”

戈比诺尽可能久地不得罪他的老朋友。他决不告诉托克维尔——（至少在不得不这样做之前）——他对各民族不屑一顾（尤其是对本民族），——他认为除了极权，对它们没有更好的东西（特别对法国而言）。[25]他只满足于回答，他是一个科学家，对真相的效果无动于衷，只关心把它说出来，而不管是什么样的真相。[26]——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厌恶“目前精神的迟钝，一方面这种迟钝是普遍的，另一方面是无药可救和无限扩展的”[27]。“Non ragionam di lor...”他让各民族听天由命，只“关注几百个人，他们生活在普遍的迟钝之上”。

托克维尔对这种无情的悲观主义感到厌恶。尽管他在政治上失意，他仍然属于这类人之列：他们只能生活在梦想人类进步和世界向善发展之中。他指责戈比诺使人泄气。“这部作品力图向我们证明世人服从宪法，几乎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影响命运，这是给一个病人的鸦片。”[28]

鸦片这个词击中了戈比诺的要害。他怒不可遏。他同意说中了，但不同意他要麻痹人。

“如果我是一个腐蚀者，那么我是用腐蚀剂，而不是用香水去腐蚀人的。”

他让人自由地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事，去激动不安、高谈阔论、战斗、沉溺在“断断续续的活动的激奋中”。

“这跟我毫不相干……但是我说：‘您就要死……’我说，您过了青春之年，您已经垂垂老矣。无疑，您的秋天比世上其他东西的衰老更强有力；但这是秋天，冬天来临，而您没有儿子……当您这一代完结，再没有人代替您。折磨着您的渴望物质享受，是一个积极的征兆。这是像患肺病的人双颊的红晕一样肯定的标志……那么，我能做什么事呢？因为我说出眼下的事和将来的事，我便从您的全部生命中夺走一点东西吗？我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医生，他对我说末日临近了。”[29]

这些可怕的话，在戈比诺身上显示了预言家——远远超过历史学家和艺术家；这位预言家深信获得和掌握命运的秘密。这些话说出来自然不是为了取悦第二帝国，同样，预示耶路撒冷崩溃的不祥神谕，也不是为了取悦以色列人的。德国人和英国人讨论戈比诺的作品，美国人还翻译过去，法国人甚至不看它。作者的自尊心对这种沉默感到愤怒，他错误地认为是一种阴谋：

“我很清楚这种情况来自何方。这些人实际上总是准备到处放火，在宗教和政治方面什么也不尊重，而在科学方面总是世界上最怯懦的人……”[30]

他催促托克维尔在科学院谈论他的书。这使他的朋友进退维谷。托克维尔不想谈这本书：因为（他坦率地写信说）他只能抨击它。他不再隐瞒他的反感。他援引戈比诺把自己同医生所作的比较，说是他不会原谅向他宣布患了不治之症、难逃一死的医生。（“还不算，”他补充说，“医生常常搞错！”[31]）他也能找到戈比诺的敏感点。他客气地怀疑戈比诺的天主教信仰，——这刚建立的新信仰，戈比诺还不太了解。尽管“他向教会脱帽致敬”，戈比诺的体系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反基督教的玩意儿。

戈比诺受到伤害后跳了起来；他宣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信，具有使人心碎的激动人心的忏悔价值。[32]可以看到，他的皈依天主教不仅是他的精神和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是他刚经历的局势和从1848年革命及流亡亚洲后获得印象的结果：

“我是取悦看来错误的舆论的人吗？……这样做像我吗？……不，如果我说我是天主教徒，这是因为我是的。尽善尽美吗？肯定不，而且我感到遗憾，我希望有朝一日这样；当我说天主教徒时，那就全身心是天主教徒；如果我像您一样以为我的历史观点与此不一致，我就马上抛弃这些观点。无疑，我曾经是哲学家，黑格尔的信徒，无神论者。我从来不怕寻根究底。正是通过最后这扇门，我摆脱了面对虚无的理论，回到有价值和有深度的理论中。”

雷缪扎[33]的一句话对他有重大影响。雷缪扎对他说：“您确是本世纪的产物；您有封建思想，所以成了反基督教。”戈比诺对这个见解有强烈印象，寻求他的错误在这两点中的哪一点。是封建观点取胜。——此外，对大革命的观察“是用眼睛，而不是在头脑里进行的，所有这些肮脏的罩衫使他产生极大的厌恶，以致为了更确定地反其道而行之，要是他没有结婚的话，他可能成为教士”。——最后，“真正活跃的生活逐渐起了其余的作用，亚洲的经历打上句号。这里，人们整天求助于祈祷。生活不是没有危险。在炉火边谈哲学观点是很好的，而骑在马上谈就枯燥乏味了；这些哲学观点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因此，我是非常真诚、非常实实在在、十足的天主教徒……虽然我十分遗憾地承认，在我看来，如果我的信仰没有缺陷的话，在我的行为中也有缺陷。”

他的信教不容人怀疑他的真诚；随后，戈比诺把他关于法国和所谓“自由体制”，关于大革命和自由主义的谎言（按他的理解）的政治思想的全部内涵，这回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托克维尔，完成了他的交底：

“一个民族，同共和国、有代表性的政府，或者帝国，总是恭敬地保持着对国家干预一切事务，对宪兵队，对征税员、路政官、工程师消极服从有一种无节制的热爱，它不再懂得市政管理，对它来说，绝对的不作反驳的集中是最高的善。这个民族不仅永远没有自由的体制，而且永远不了解这是什么。实际上，它总是在不同的名字下拥有同一个政府；既然必须如此，那么还不如让这个政府原则上总是同一个政府，在实践上尽可能简单……”

（这就是说，他更喜欢极权。）500年来，在法国的政体中，没有丝毫自由的东西。“只要愿意，就可以无政府，而始终是专制。”戈比诺喜欢“黑衣胜过罩衫，喜欢刺绣衣服，远胜过黑衣”。[34]

这次，两人之间再也没有思想默契了。一切已轰然倒塌。不可能对他们在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露出的深渊还抱有幻想。托克维尔痛苦地看到这一点：

“我热爱人们……即使我对人也许不像您那样抱有更好的见解，我也相信可以改善人，而且应该尝试这样做……当我不能尊重，也不能赞赏人（这在我是常有的事）时，我至少喜欢在他们的恶习中寻找某些善良的感情，它们可能混杂其中……至于您，或者很自然，或者是由于您的青年时代勇敢地进行过艰苦斗争的结果，您习惯于以蔑视为伴，这是一般说来人类、特殊说来您的国家使您产生的……您深深地蔑视人类；您不仅认为人类堕落，而且认为人类永远不能重整旗鼓……至少为了在下等人中保持一点秩序，以刀甚至以棍来维持的政府，对您来说是很好的……”[35]

戈比诺生气了，结束了争论。此后，在他们之间只谈伊朗史、楔形文字和戈比诺与铭文科学院成员的纠纷。幸好使两人分离的意见绝对分歧，丝毫没有触及他们的心灵。托克维尔的去世（1859年春），戈比诺是在新地岛的远方执行任务时得知的，使他悲痛万分。他在一封信[36]中以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封信结束了通信集。

我跟踪这两个朋友的重大争论时，我的思想不断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我觉得这场争论还有现实性。同时，我认为分清了某些理由，德·戈比诺伯爵战后突然在法国获得出人意料的声誉，原因正在于此。

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天才说明他的荣耀的合理性。不过，这种荣耀，在1914年之前和1918年之后都一样说明其合理性；而且没有理由认为，战后人们的目光变得比战前更敏感于精神和美学方面的美。几乎总是这类文学发现的现象——这种大作品的再生长期以来就存在，如今突然获得公众的赞赏——从潜意识的理由中得到解释，不是美学上的而是伦理上的解释。一代人在他和作家之间发现了某些思想或气质的一致性，使得这代人赞赏他的艺术和他的精神。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

但这不可能是戈比诺对“所谓祖国这空洞的和可笑的木偶”表达的感情。这个木偶，随便哪些江湖艺人，在牵动他的线时说：“因为它自身并不能活动。”——这不可能是他对民族的蔑视；海盗奥塔尔·雅尔的作者和后裔，以自己的种族与法兰西民族对照。[37]——这更不是他对法国的尖刻评论，这些评论激怒了托克维尔，以致使这个如此耐心和有节制的朋友写道：

“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外国人，如果这也许不是德国教授这类学究的话，会对法国发表像您这个法国人所持的见解。”[38]

但当人们决心去爱——或者决不爱——一个大作家时，那么只会看愿看的东西。很少读者思想兼容并蓄，足以容纳他的全部思想。几乎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做出选择，在使人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中，读者只选择其中之一，以便不了解另一种。德·戈比诺伯爵的声誉，有时在法国，令读者只想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令人不快的”（unpleasant，萧伯纳的含义）方面。今日，这种声誉却得益于他的作品暗中取悦某些人的心绪。

需要指出，我们生活的时代，与1848年之后戈比诺刚强有力和幻想破灭的思想得以形成的时代不无相似之处。托克维尔对这个时代的谴责，正是过于与时代的精神合拍，[39]——这种精神产生于巨大希望幻灭之后，“在热烈地寄希望于进步和人类”之后——这种精神产生于“对革命的疲惫，对激动的厌倦，对如许巨大幻想的破灭……”[40](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呢，我们也看到巨大幻想的破灭，包括法律、自由、进步、人道，——并非这些神圣的思想可能被拙劣的效力者的软弱，或者被得益者的伪善真正损害了；——这些思想无耻或可悲的代表失去信誉，对一代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力量和行动的希望。正如在托克维尔和戈比诺的时代一样，在这两类人中形成对峙：一类是坚持相信进步的昨天的人物、老人道主义者、不改初衷的自由党人；另一类是新人物，他们暗暗地仇视自由、蔑视过于使他们失望的人道。一代强有力的青年——（我只指强者：我让享乐者和低级的文艺爱好者沉溺于堕落中，）——一代精英人物，经过火的考验和洗礼，表现出悲观的、宿命的却是英雄主义的现实态度。这代精英不再抱希望，在废墟上，精神虽然被制服，却仍在反抗，不顾一切获得快乐，强硬而自豪，由它所否定和肯定的一切组成：“只有我，这就够了！”只有心灵，不用拐杖，凛然傲立，自我约束，遵纪守法，不憎恨身内身外的混乱状态，在天宇下投射出变得巨大的身影，——他的天主。在他封建贵族式的傲慢中，一个亨利·德·蒙泰朗[41]式的人物向天主和异教的上帝提出他的条件，这个上帝就像他的兄弟一样。今日的青年——（它在兄长中吸引的人）——在德·戈比诺伯爵身上毫无困难地找到了对进步、自由主义、“人道的鸦片”、民主理想的公开蔑视，对民族之间的战争悲观的高傲的观照，对人间和天上的国家和教会中绝对权力的有意识选择。最后，以力量、秩序、意志的理想，反对自由的理想。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入战斗，我们的思想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我们提出这些思想的机会不会缺少，——将来也不会缺少。今天[42]，我们只想限于观众的作用。因此，我们在两代人的交锋中，看到人类的钟摆一种不断的运动；这钟摆从一极摆向另一极，寻找一个平衡点，它过大的摆动不断超越过去。但这种在两极之间的过大摆动和晃动，要不是历史的节奏，人类的呼吸，又是什么呢？钟摆达到平衡点后确定的那一天，生命的脉搏也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