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访问维勒纳夫

潮湿的黑暗被电灯朦胧地照亮着；我在利奥奈特别墅的门口的黑暗中，等待着。我看到那个矮小的人来到了，他披着白色的呢斗篷，光着脑袋，冒着细雨，露出瘦削、骨棱棱的双腿，戴着眼镜，缺牙没齿，笑脸相迎（每次他来看我时，都是神经质地笑着，仿佛这是一种问候），做着印度人表示敬意的手势：双手合十，举到嘴的高度。他把面颊靠在我的肩上，用右臂搂住我：他把那花白的头靠在我的脸上。他理了光头，头发粗硬，湿漉漉的。这是圣多明我[2]和圣弗朗索瓦[3]的吻。随同他一起来的是米拉[4]——她脸容高傲，像得墨忒耳[5]的庄严姿态——，还有三个印度人，两个是秘书：马哈德夫·德赛和皮亚雷拉，一个是甘地的儿子德瓦达斯（他30岁，但看来不到20：圆脸，快活）。我们上了二楼，我们为甘地准备的房间前面是平台，有三扇窗，一扇开向罗讷河谷和“南方之齿”峰，其余两扇（一扇是窗，另一扇是落地窗）面朝奥尔加别墅和莱蒙湖。交换过几句话以后，甘地和印度人几乎马上盘起了腿，坐在地板上，——我的妹妹和我坐在椅子上。电灯光熄灭了；他们在做七点钟的祈祷。[6]每天，祈祷分成三次唱歌：梵文旧颂歌，由甘地译成印地语（第一首选自Gita[7]），结尾总是同一首对拉玛和西塔的颂歌，米拉庄重和热烈的歌喉振响起来，大家唱着复调。

在另外两首歌中，第一首非常接近教皇格里哥利核定的古老的单旋律圣歌；第二首丰富得多，带着送气的和元音化的鼻音，属于同一类别，不过是东方式的；只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印度人才能唱出来。（米拉对我说，她就唱不好。）这些出色而单调的旋律，在夜晚平和地扩展开去，间歇时万籁俱寂，又恢复宁谧。——最后一首曲子最长，——然后甘地小声下令开灯；谈话恢复了。效果也许是感人的；但是，我一面体会歌曲的美，一面感到格格不入和置身局外；不管这些歌曲是印度教的还是基督教的，这些宗教礼仪的神圣祈祷，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它们增加了我的孤独。

我们让甘地进晚餐（40来颗椰枣、生菜、羊奶），把约会移到第二天早晨。他坚持要在我家里，在奥尔加别墅约会，避免让我穿过花园。米拉和印度人过来共进晚餐。（他们也是素食主义者，不过没有那么严格。不吃鸡蛋和奶酪，但吃煮熟的蔬菜和面食。）从他们到来直至离开，电话铃声不断响起，玛丽有许多事要做。

翌日，星期一，对甘地来说是“沉默的日子”。他不说话，但他听着；他笑着说过，对别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时刻，能让别人强加给他想让他听取的话。他要忍受一切，不能反驳。（不过有一点区别；他容许自己写下简短的回答。）上午10点整，他来到我家。他睡得好极了，一直到8点钟才醒。（在伦敦，他只给自己和随从三至四小时睡眠，——凌晨一点回来，三点又起来祈祷。因此，他们——他除外——看起来很疲倦。再说，甘地在11月的伦敦的雾气中得了重感冒；可是他结实的体质使他很快就可以丝毫不变，仍然到处奔忙和参加会议。）他登上我的楼梯，以短促的笑声表示到来，我让他坐在办公室的大扶手转椅里。他马上将光脚伸出便鞋，盘起双腿，披着呢斗篷。他的眼镜很宽大，镜片镶有两个半拱形，既可看近东西，又可看远处的。他的皮肤晒得很黑，呈青铜色，而不是深黑色。头颅的侧面是长条形，这个印象由于没有门牙而显得更加突出；缺牙使嘴变薄，像老鼠嘴一样，——下唇很厚，往前突出，——上唇覆盖着稀疏的花白髭须。鼻子挺直，有点儿陷进去，是个塌鼻子，鼻翅很宽。耳朵叉开。天庭广阔，配搭匀称；当他说话时，他额头布满皱纹；但是面颊和其余部分肉头很厚，不像我们欧洲人的面孔那样满是皱纹。乍一看的脆弱是骗人的：这个人很壮实。他的手大而瘦，将斗篷按紧在胳臂上。这双手骨棱棱的，布满脉管，肌肉突出和鼓起。手的不断颤抖（还有斗篷下令人捉摸到的双脚抖动），向我透露出这个如此沉静的（其实是热烈的）、始终控制着自己的人有神经质。（米拉向我证实了这个印象。后来她告诉我确有这种肉体感觉过敏，但精神控制着这种神经过敏。当她聚精会神地用浸过油的小颗粒放在手下滚动，给他按摩大腿时，会引起甘地痛苦的颤动，但他又压抑下去。）参加谈话的人还有我的妹妹（她做翻译，因为他不说话，只听得懂英语）、米拉（她坐在我们脚边的地毯上）、甘地的两个秘书（他们记录）。从第二次谈话起，米拉也为我记下所有的话。

这第一天，我已经说过，只有我一个人说话。我长时间给甘地陈述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精神和社会状况。我简要地上溯到1900至1914年的时代，解释战时和战末出现的所谓现实主义者（政治上的）和理想主义者的双重破产。作为象征的是克莱孟梭[8]和威尔逊[9]双重的最后失败。由此而来的是几代人的强烈不满。我指出政治隐蔽起来的真正面貌；只是到了战争中期，这种面貌才开始受到我们的怀疑；金钱、大冒险家和工业巨头（扎哈罗夫、德泰丁）、托拉斯和国际卡特尔，——它们对国家的主宰日渐一日得到肯定，而且通过收买的报纸，左右舆论。我提供了明显的例子：冶金工业公会、战时的布里埃[10]事件、炼钢厂石油公司、于根贝格和雷诺的会谈、因事件的国际性而激发和煽起的卑劣、好战的民族主义。我研究今日对于这种腐蚀可能出现何种抗拒：腐蚀蚕食着西方和美洲，目标在于蚕食世界的其余部分。民主力量没有任何方法自卫：金钱已经腐蚀到它的骨髓，它被收买、分裂、肢解。法西斯主义（它的反响得到说明）本身也是金钱手中的玩偶。基督教和甘地主义是主张不抵抗的吗？如果想组织不抵抗，那就必须考虑这不仅仅是对待战争。在西方，战争已不算什么危险。在盗贼之间，利益的安排在于如何损人利己。为了反对榨取世界的其余部分，就必须发动群众；获得利益的困难要大于把群众组织起来，反对迫在眉睫、落在头上的危险，仿佛战争发生在他们的国家里一样。自私自利表现在：和平在西欧和中欧得到保证，却是以别的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真正有效的不抵抗将在工厂、兵工厂和工业无产者那里。为了反对匿名的金钱势力，这是唯一的重要对抗力量。金钱拥有巨大数量、原封不动的活力，摧毁活力的不义，认为世上唯有利益和权利相得益彰的见解所提供的精神力量。需要补充的是，广泛使用机器的进步，导致工人中真正高明的优秀人物的产生，在他们身上，灵与肉的双重活动十分和谐。这是阻挡资本主义巨人前进的大军。自此以后，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策略方面的。目标明确：必须让人民和劳动者获胜。这是唯一正确和必要的律令。——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达到呢？非暴力还是暴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得到正确命令的方法。非暴力能做到吗？是的，如果用在不妥协的绝对精神，即您甘地在印度所代表的精神上，那就好了。可是，如果您在印度找不到一个阶层准备接受非暴力，您就不能实施它；但这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民，自古以来习惯于非暴力。在欧洲，情况决不相同。在盎格鲁-撒克逊、捷克、斯拉夫民族国家，主张非暴力的一小批人稀稀拉拉，而在拉丁民族国家却几乎不存在。宗教感情不会受到挑战。在西方，宗教感情很普遍：但几乎到处都有战斗的个性——“战斗的教堂”。《圣徒传》被僧侣阶层歪曲了，况且，他们的文字不够准确，在战争期间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论。尤其西方精神是讲实际的，目光短浅，期限要短。当一个西方人谈起进步时，他几乎决不会理解成遥远的、明天的事。需要有一种策略，能够获得明天的胜利。然而，他与什么对手打交道呢？同一个庞然怪物打交道，明天，这个怪物会吞噬人类。必须赶快工作。这是一场决斗。要整装待发，未雨绸缪。非暴力能做到这点吗？拉日帕特·拉依告诉我们：“我在印度是非暴力的捍卫者，因为我深信，它会让我们胜利。可是，在欧洲，我不会实行非暴力。”甘地对此作何感想呢？无论如何，目前的事实是：从1917年以来，工人无产者在深重的苦难中建立了一个武装强大的新世界。这种盔甲是旧世界强加给它的一种需要。有四五个强国武装干涉俄国，不断策划阴谋，企图毁灭苏联的金钱势力实施恶毒的诡计。苏联进行自卫。我们西方人，我们能做什么事呢？我们在两个阵营之间交叉抱起双臂吗？建议苏联也交叉抱起双臂？我们感到，它的毁灭就是世界希望的毁灭。让我们工人的力量停止行动，以对付一切反苏的行动吗？是的。那么，必须看清楚，这是起义和内战。您会对我说，让西方的无产阶级群众做出牺牲吧！牺牲什么？必须让他们相信有一个善良的天主。他们现在并不相信。他们相信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神圣。这不是毫不足道的！当有人力图以唯物主义的名义使这个理想黯然失色时，我提出抗议：这是提供最英勇无畏的牺牲的源泉。但是这种自我牺牲不一定要非暴力。我重复一遍，问题是以实际行动的方式提出的：行动应是最有效和最迅捷的。如果人为的或别的障碍挡在中间，那就必须无情地但平静地把它排除掉。我向甘地指出苏联的司法机关在精神上的冷漠性质。它决不是（在原则上）一种复仇。它粉碎对集体有危险的人。如果这个人不再危险，——不管他的罪行如何——它就不会复仇，它就不会杀他，它只满足于使他变得无害。如果可能，它就让他变得有用。像列宁这样的人没有任何个人仇恨。他对人类幸福怀着强烈的激情。他以自认为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方法为之效劳。反对这种策略的非暴力，不仅是一个理想（这还不够），而且在于要衡量其结果。

简括说来（关于1900年至1914年概况的开场白在这里几乎被取消了），这就是我向甘地所说的话，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甘地聚精会神地谛听着，往往不看着我，别转了脸（但我可以这样观察到他所有的表情），却看着我的妹妹；她将我的每句话翻译给他听。不过，谈到重要的地方时，他便把睿智的、专注的目光转向我；他不止一次有力地点点头，表示赞成。在捍卫俄国群众为了人类的未来幸福，做出自我牺牲，而表现出所谓的“唯物主义”时，我说我看到了其中有着一种理想主义，远远高于西方的假理想主义者；他们决不肯做出任何牺牲，去兑现口头上的理想主义。这时，他就是这样表示的。

我说完以后，甘地在他的拍纸簿上写下今天对我的讲话的思考，以及明天要给我的回答。我转交别人给他的一些问题，这是法国工会的共产党人和莫纳特[11]派写下的；他答应回答。来到维勒纳夫的出口，我补充说，我还要和他谈谈他计划到意大利的旅行，不过我要改天再说。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如果可能，他准备立即听我说出来。我们停下五分钟，甘地手下人给他喝一杯热柠檬汁（每天如此，在上午十一点钟）；而我呢，我喝一杯椴花茶。然后，我开始让他了解等待着他的危险——当然不是冒犯性的！——相反，在法西斯的意大利，是狡猾的融合（就像对泰戈尔所做的那样）：因为今天没有一种残暴的专政不寻求在真正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保护下，虚伪地戴上假面具。我通过几个明显的例子（马泰奥蒂、阿芒多拉），给他指出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通过意大利驻印度的领事斯卡尔帕，甘地收到了罗马某些知识分子团体，例如前部长让蒂尔领导的文化学院的邀请。我从让蒂尔开始，给甘地揭穿了某些人物的嘴脸。我将千百万受压迫的意大利人和法西斯的意大利相对照；意大利人被迫沉默和相信谎言，痛苦地忍受这种精神的堕落。我向甘地指出，甘地出现在他们的压迫者之中，会对他们产生难受的印象。甘地会白费力气，意大利报纸全部掌握在法西斯手里，这些报纸确信能利用他的出现。在意大利，根本没有反驳的可能。我提起泰戈尔的例子，他无辜地参加了法西斯分子的一些仪式和对法西斯主义的赞颂场合，无所觉察，还以为这是对他表示的敬意呢。他在意大利整个逗留期间，被严格地与一切不听从当局命令的人隔绝开来。甘地一面听一面记录；十二点半刚过，我们的会见结束了。。他回到利奥奈特别墅，一路上被摄影记者纠缠个没完；他们好几天都在别墅周围、花园和附近的公园里转悠。

我忘了说，当会见刚结束时，我的房门几乎被穆丽尔·莱斯特小姐强行打开；甘地在伦敦是她的客人。这是一个聪明的、精力充沛的英国女人，在伦敦关心贫穷的阶层，举止粗暴、激烈。如果她没有带进来别的访问者，我或许会原谅她破门而入的古怪举动；其中一个来访者我本来要拒绝他进来的，要是我及时认出他的身份的话：一个大块头的英国警察伊文思，他和一个同事负责护送甘地上岸。甘地竭力望着他，像一个朋友那样介绍他。（这是天真还是冷漠？我倾向于相信第二种，如今我知道在甘地身上绝没有天真的成分。）但这是危险的。这些警察表示自愿负责保护甘地。但实际上，他们在监视他。他们控制了他的行动和访问他的人。大块头伊文思不加掩饰，他问爱德蒙·普里瓦、我和甘地，我们的会见谈的是什么内容。这个善良的普里瓦老实地回答，我对甘地谈俄国。（结果是，几天以后，《蒙特雷见解报》让小小的瑞士提防甘地的引诱，把他说成来到“布尔什维克罗曼·罗兰家里”，致力于解除勇敢的瑞士人的武装，以便把他们更好地出卖给莫斯科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