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取舍与剪裁

从上举数据可以看出，唐修《晋书》尽管取资《世说》甚多，但绝非像《四库全书总目》所说，达到了“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的程度。事实上，《世说》与《晋书》共同涉及的人物，其言行逸事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被《晋书》列传及载记割舍了，而像支遁、许询那样在《世说》中鼎鼎大名的人物，《晋书》竟然没有为其立传^[49]。这说明，《晋书》对《世说》的记载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取舍有度。而其遴选取舍亦遵循一定之原则，借此可以一窥其总体的编撰倾向。

首先，是重视重大历史事件中人物的表现。如简文帝本是一位雅好清谈的风流皇帝，留下了许多清谈及品题人物的名言佳对，如“登峰造极”（《世说·言语》44）、“会心处不必在远”“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61）、“以简应对之烦”（《言语》39）等，但《晋书·简文帝纪》将之一概剔除，而只将发生在简文帝身上的与国事大局有关的记载——如《政事》第59“初，荧惑入太微”条等——采之入书。

其次，是特别偏爱能够表现人物性情风貌的记载（如《识鉴》《赏誉》《容止》等篇），而对与人物身份相去较远的逸事则忽略不计，有时还为尊者、贤者讳。如《温峤传》只选取其临危受命、“建匡立之功”（《言语》35）等轶事，而著名的“温公娶妇”（《假谲》9）以及“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品藻》25）的记载，则付之阙如。又如《周传》为了表现周“处腴能约”“高才雅道”“抗言无挠，甘赴鼎而全操”（见传后“史臣曰”）的忠臣形象，就把他“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的所谓“千里一曲”（《任诞》25）的粗放行为一笔勾销。至于像“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尤悔》15）的尴尬事，当然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第三，对于过分夸张或不甚可信的记载加以适当剪裁。如《世说·德行》第14“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条及刘注，《晋书·王祥传》大部分予以采用，惟独不载后母夜半杀祥，“值祥私起，空斫得被”的恐怖情节。此外，剪裁的手段有时也服务于将小说叙事转变为历史叙事之目的。如《世说·尤悔》第7条：(https://www.daowen.com)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此条是《世说》最为典型的“呈现”法，历史大事成了突显人物瞬间行为的背景。而《晋书》将其系诸《宣帝纪》，在交代司马懿一生行状后，于最后一段节引此条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世说》中本无关于司马懿的正面记载，《晋书》挪用《世说》此条则成了对司马懿的侧面描写，在对司马懿本传收束的同时，又通过其子孙之口对司马懿作了形象的历史评价，这样的编排颇具匠心。而且，我们会发现，由于历史时间（“明帝时”）和叙事方式（倒叙）的确定，这段在《世说》中以“点”的形式被接受的故事，就被置于一种时间的“线”性流程中，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至于温峤其人，因为与主旨无关，干脆就被忽略了。此外，针对传闻异辞，《晋书》有时又会采用拼接之法，如《方正》第36“苏峻时，孔群在横塘”条、第38“孔车骑（愉）与中丞（孔群）共行”条，都提到孔群指斥匡术“鹰化为鸠，尤憎其眼”的话，实际上属于一事而传闻异辞。《晋书》不悟《世说》传疑之意，乃合两事为一，穿凿附会而偏离史实。故余嘉锡说：“盖《晋书》好采小说，不欲有所取舍，故为此弥缝之术也。”^[50]真是一语中的。

当然，《晋书》采录《世说》也存在不少错误。如《世说·自新》“周处斩蛟”事，本属不经之谈，而《晋书·周处传》竟引之入书。不过，这样的错误在《晋书》中毕竟还是极个别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