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辰翁与《世说新语》
宋代是《世说》传播和接受日益多元化的一个时期，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书籍传播速度加快，效率提高，传播形式也较唐朝更为丰富，在征引、刊刻、续仿、考证之外，又出现了新的传播接受形式——评点。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当推宋元之际的著名文人刘辰翁。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南宋词人、文学家、评点家。早年入太学，理宗景定三年（1262）中进士，因对策忤权奸贾似道，被评丙等。曾任濂溪书院山长，咸淳元年（1265），授临安府学教授、参江东转运幕，后荐入史馆，除太学博士。南宋亡后，遂隐居不仕，埋头著书。刘辰翁工诗，擅词，又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诗文批点大家，著有《须溪集》十卷、《须溪词》三卷。遗著由其子刘将孙编为《须溪先生集》，全集今已佚。今有段大林整理校点的《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吴企明校注的《须溪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二书行世。
从传统的视角看，刘辰翁是一位颇有民族气节的爱国文人，不仅入元不仕，以遗民自居，所著诗文亦多感伤时事，深蕴家国故园之思。《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于宗邦沦覆之后，睠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78]。刘辰翁不仅在诗、词、文的创作上成果卓著，而且不遗余力地从事诗词、散文和小说的评点工作，取得了非凡成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特别是评点史上集大成的人物，被誉为“文学评点的奠基人”[79]。
不过，对刘辰翁评点之功过，历来颇多歧见，褒贬不一。称扬者如明代杨慎云：“庐陵刘辰翁会孟，号须溪，于唐人诸诗及宋苏、黄而下，俱有批评。《三子口义》《世说新语》《史汉异同》皆然，士林服其赏鉴之精，而不知其节行之高也。”[80]清人何属乾《刘须溪先生记钞序》亦云：“然吾尝阅先生点次九种书，于子录《老》《庄》《列》，于诗选摩诘、长吉、子美，于史辨班马异同，在晋则取《世说》三绝，在宋则喜苏东坡，其刻本精核动人，省览非若是集隐突不可句读，何为也哉！”[81]
轻诋者如清人钱曾谓：“宋刻《世说》三卷，刘辰翁批点刊行，元板分为八卷。间尝论之，晋人崇尚清谈，临川王变史家为说家，撮略一代人物于清言之中，使千载而下如闻謦欬，如睹须眉。孔平仲依仿而为《续世说》，此真东家之
矣。又尝论之，说诗至严沧浪而诗亡，论文至刘须溪而文丧。此书（指《世说》）经须溪淆乱卷帙，妄为批点，殆将丧斯文之一端也欤！”[82]这里的“淆乱卷帙”，盖指辰翁评点本对《世说》原书多有刊落，以致授人以柄。连对刘辰翁褒奖有加的杨慎也说：“刘孝标注《世说》，多引奇篇奥帙，后刘须溪删节之，可惜。”[83]《四库全书总目·须溪集提要》亦云：“然辰翁论诗评文，往往意取尖新，太伤佻巧。其所批点如《杜甫集》《世说新语》及《班马异同》诸书，今尚有传本，大率破碎纤仄，无裨来学。”由此可知，刘辰翁批点本刊于元代，由宋刻三卷本厘为八卷，其在刘应登删节刘注的基础上，进一步打乱卷帙，以致为后人诟病。李慈铭称《世说》：“此书遭刘辰翁、王世懋两次删补，殊堪痛恨，刘孝标之注更零落不全。”[84]
近人刘盼遂云：
明杨慎升庵有《世说旧注》一卷，清李调元刻入《函海》中。升庵自序“刘孝标注经刘须溪删改之可惜，孝标全本予犹及见之，今摘其一二以广异闻，共十五条”云云。按杨氏所录十五条，皆今本所有，而且尽属《言语》《文学》二篇注中隽语，须溪概加删削，真足使人齿冷。又见其《世说新语》评本，腐气逼人，真三家村塾师耳。尝谓《世说注》有二厄，前遭晏同叔，后值刘须溪也。[85]
刘盼遂亦对刘辰翁严加批评。但是，刘辰翁《世说》评点的价值终究不能抹煞，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对他的评点成就日益推重，前引杨慎等人的褒奖自不必说，其后继者更是不遗余力为之鼓吹。如明任肩生云：“辰翁之评，默契象外，真为精绝。”（《题林茂桂南北朝新语叙》）凌濛初则说：“诸书不可有评，评者为疣赘，为指枝，读《世说》单词片语，本是谭资，月旦阳秋，不妨饶舌。况刘会孟谭言微中，王敬美剔垢磨瑕，诸家指陈，皆足发明余蕴，不佞参考，颇亦有功。”（《世说新语鼓吹》卷首《凡例》）李贽也说：“宋刘辰翁校刻《世说》，注稍同异，批评多作隐语，今王学宪亦多发明。”（《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首《凡例》）焦竑亦称：“宋刘义庆作《世说新语》，而孝标、辰翁二刘先生为之批注。待我明何良俊增补，接有删释，而卓吾李翁又从而批点之。夫批注删释，特解之云耳。至于批点，则直探心髓，而推极究竟，笔则笔，削则削，简远幽邃，又在《世语》之上，亦深远矣。”（《世说新语补序》）焦竑径自将刘孝标、刘辰翁并论，美其名曰“二刘先生”。又，王思任《世说新语序》云：“前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嗣后孝标劻注，时或以《经》配《左》，而博赡有功。须溪贡评，亦或以郭解《庄》，而雅韵独妙。义庆之事，于此乎毕矣。自弇州伯仲补、批以来，欲极玄畅而续尾渐长，效颦渐失，《新语》遂不能自主。”陈眉公（继儒）甚至说：“须溪笔端有临济择眼法，有阴长生返魂丹，有麻姑搔背爪。”（萧正发《刘须溪集略序》）总之，古人对刘辰翁的《世说》评点，总体上还是肯定的。
今人对刘辰翁《世说》评点的研究，以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为早，孙琴安、曹辛华、焦印亭等学者继之[86]。谭帆认为：“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则已明显带有文学批评内涵，虽仅有少量眉批，但在三言两语的评说中已能注意人物的神态和语言特性，实开古代小说评点之先河。”[87]王能宪得出刘辰翁《世说》评点之四大特色：一是以小说眼光评点《世说》，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二是注意疏通文意和训释词语；三是间亦辨正《世说》谬误疏失和归类不当；四是批点语言“浅俗明快，略带幽默味，绝无学究气”。[88]基本上道出了刘辰翁的评点特色。不过，刘辰翁对《世说》究竟持何种态度？其评点成就及地位应该如何评价？除了评点，其诗词创作中对《世说》又有着怎样的呈现？等等，这些问题仍须深入探究。
事实上，刘辰翁对《世说》所持态度是颇为复杂的，既未脱刘孝标、刘知幾等人“史眼看《世说》”的总体思路，带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同时又以《世说》乃“小说家言”，对其抱着一种比较宽容和欣赏的态度。这种矛盾的心态在开篇类似于“总评”的一则评语中一览无遗。他说：
《世说》所载，多无识俚语。然皆今人所有，得而用之，则古亦不可谓无，故自未可弃耳。[89]
说《世说》“多无识俚语”，显然是承刘孝标、刘知幾等史学家的观点“接着说”，而“未可弃耳”则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或许才更言为心声。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成就了刘辰翁的批点，使其显得独出胸臆而又不失客观。
例如《德行》第7则：“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刘辰翁评云：“意是耳，觉此语为烦。”又如《文学》第87则：“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刘辰翁径自批道：“此语无识。列之‘文学’亦然。”另有多处批评《世说》编者归类不当，均可见出辰翁之手眼胸次，非一般文人可比。
相比指摘批评，刘辰翁对《世说》更多的还是欣赏和赞叹。如学者都注意到刘辰翁对《世说》作为小说文体的特点有着非常精准的把握和恰到好处的辩护。尽管古代小说概念和今天不同，但小说比之正史，总有“道听途说”、好奇多巧、编撰虚构等特征。刘辰翁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予以肯定。如《容止》第1“魏武将见匈奴使”条，刘知幾《史通·暗惑篇》指出魏武追杀匈奴使者一事不合史实，疑为捏造。刘辰翁则批云：“谓追杀此使，乃小说常情。”显比以“史眼”看《世说》的刘知幾更高一筹。又如《尤悔》第13则载：“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刘辰翁批云：“此等大有俯仰，大胜史笔。”充分肯定小说在叙事写人上有比史传更为独到之处。若无对“人心”及“文心”的深刻体察和审美洞见，怕是难为此言。(https://www.daowen.com)
从学术史的评价来看，我们既要为长期被“遮蔽”的刘应登正名，充分认识和厘定其在《世说》乃至整个小说评点史上的首创地位；同时，也应承认刘辰翁的确后来居上，后出转精，无论在评点的深度、广度，还是在对后世的影响上，都在刘应登之上。故刘辰翁在小说评点史上的宗师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刘辰翁对《世说》的贡献还不仅仅表现在评点、刊刻，以促进其传播上。和唐宋以来诸多大家一样，由于对《世说》中的人物和掌故十分熟稔和喜爱，刘辰翁在诗词创作中大量征引、化用《世说》典故、熟语，成为继辛弃疾之后，又一位密集引用《世说》典故并形成独特风格的词人。现将刘辰翁词中化用《世说》事典语典的具体情况择要列表如下：
刘辰翁《须溪词》化用《世说新语》事典、语典表（部分）：
续 表
据萧艾统计，辛弃疾词中引用、化用《世说》典故的情况很普遍，计有50例之多[90]，约占全部六百余首稼轩词的十分之一。而刘辰翁的《须溪词》，存词共353首（含补遗），据笔者统计，其中至少72首词，共80余处引用、化用《世说》事典和语典，约占全部词作的五分之一。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宋人诗词讲究用典，比唐人更为突出；尤其用《世说》典故，更在历代文学家之上。何以至此？盖因《世说》所记多为江左之事，南渡偏安心态正与南宋文人深层心理相合。《世说》中“过江诸人”的麦秀之痛、黍离之悲，最易传染给南宋士大夫，更不用说像刘辰翁这样入元不仕的南宋遗民了。故在刘辰翁的词作中，时有“睠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也就不难理解了。
大量引用《世说》典故，也使须溪词在风格上与稼轩词有着某种相似性。清代词人况周颐非常推重须溪词，他在《蕙风词话》卷二中说：
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独到之处，能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世或目为别调，非知人之言也。……若斯之类，是其次矣。如衡论全体大段，以骨干气息为主，则必举全首而言。其中即无如右等句可也。由是推之全卷，乃至口占、慢兴之作，而其骨干气息具在此。须溪之所以不可及乎！[91]
又同书卷三云：
《凤林书院草堂诗余》，无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并皆南宋遗民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而于卷首冠以刘藏春、许鲁斋二家，以文丞相、邓中斋、刘须溪三公继之，若故为之畦町。当时顾忌甚深，是书于有所不敢之中，仅能存其微旨，度亦几经审慎而后出之。[92]
不可否认，须溪词的“风格遒上”“骨干气息”“凄恻伤感，不忘故国”，以及隐逸遁世的思想情感，表现在词的语言形式和修辞技巧上，当与准确、巧妙、娴熟地用典有关，尤其是《世说》语典事典的大量化用，对于丰富词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力无疑都是大有助益的。
作为一个集大成的评点家，在刘辰翁评点过的数十种诗、词、文、小说等作品中，《世说》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刘辰翁不仅在刘应登的基础上，通过对《世说》的评点，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小说评点的疆域，奠定了小说评点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将《世说》的研究和传播进一步推向深入；而且还在诗词创作中大量化用《世说》典故，丰富了词的表现力，体现了他对这部传世经典的熟悉和喜爱程度。尽管后人对其评点工作褒贬不一，但毋庸置疑，刘辰翁的个人情感和文学生命，皆已与《世说》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了不容忽视也不可多得的“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