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语林》其书
《何氏语林》，《明史·艺文志》著录三十卷[5]。据卷首文徵明（1470～1559）《序》“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之落款，知该书当刊刻于嘉靖三十年（1551）四月之后，距袁褧嘉趣堂本问世，正好十五年。此书之作，与唐宋时之“世说体”续仿之书颇有不同，一方面体现了何氏对刘义庆原书的赏爱，另一方面亦有补偏救弊之初衷。从其增设《言志》《博识》二门，即可窥知其中消息。其所撰《言语》门小序云：
何良俊曰：余撰《语林》，颇仿刘义庆《世说》。然《世说》之诠事也，以玄虚标准；其选言也，以简远为宗，非此弗录。余惧后世典籍渐亡，旧闻放失，苟或泥此，所遗实多。故披览群籍，随事疏记，不得尽如《世说》。其或辞多浮长，则稍微删润云尔。
显然，何良俊站在更为中和平允的学术立场，认识到《世说》以“玄虚”“简远”为宗，“非此弗录”，难免失于一偏，挂一漏万，故披览群籍，随事疏记，冀能保存旧闻，汇集史事，传之久远。此志不可谓不宏大，其见地亦不可谓不超凡。这与何良俊沐浴时风，涵融经史的经世思想不无关系。其所撰《四友斋丛说》卷三《经三》云：“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则不知视经传为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经传，何患经术不明？经术明，何患天下无善治乎？余所撰《语林》，山东各王府亦时时差人买去，则知河间献王何代无之。今议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无见。”[6]又，同书卷五《史一》云：“自唐以前诸史，唯《晋书》最为冗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粗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观美乎？盖经五胡云扰之后，晋事或多遗漏。而王隐之书，晋人元陋其浅鄙。唐之诸公，遂以郭颁《世语》、刘义庆《世说新语》诸小说缀缉成书。其得谓之良史乎？”[7]从中均可见出何良俊对经传良史之重视。
大略言之，《何氏语林》相比《世说》及其他同类著作，特色如下。
其一，会通古今，具有通史之性质，集大成之规模。《何氏语林》采集两汉以后正史、笔记杂录及山川地理类著作中之琐闻轶事，剪裁删汰，分类编次以成书，并义庆原书共得两千七百余条，二十余万字。文徵明《何氏语林序》云：“初，刘义庆氏采撷汉晋以来理言遗事，论次为书，标表扬榷，奕奕玄胜。自兹以还，稗官小说，无虑百数，而此书特为隽永，精深奇逸，莫或继之。元朗雅好其书，研寻演绎，积有岁年，搜览篇籍，思企芳躅。昉自两汉，迄于宋元，上下千余年，正史所列，传记所存，奇踪胜践，渔猎靡遗。凡二千七百余事，总十余万言。”[8]无论从内容的时间跨度还是篇幅规模，《何氏语林》皆非同类著作可比。
其二，编撰体例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首先，该书沿用裴启《语林》书名，又仿《世说》体例，全书分三十八门，除《言志》《博识》二门外，余则一仍《世说》三十六门之旧。何氏在每门开头都撰有小序，概述此目之来历，提纲挈领，阐幽掘隐，时富胜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八门序言大抵以孔门圣学为圭臬，表现出鲜明的儒家立场。如《德行第一·序》云：
夫孔子以四科裁士，首列德行之目，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也。”呜呼！夫行胡可以为伪？然事变递陈，杂然泛应。士有百行，焉能以一概取哉！狂狷殊途，均能厉圣。刚柔异秉，善克则中。百虑一致，要本于德尔矣。何良俊曰：观郭有道扫除旅舍，庾异行跪而授条，与阮长之误着屐自列事，岂必皎皎伟绝殊行哉？顾人以为易，多忽之耳。夫掇煤易箦，亦何关于大德，而孔门以为美谈。察微知著，圣人所贵，苟有心于著，则虽让千乘之国，又何多焉？故余所列都不遗于细小。
又《赏誉第九·序》：
孔子尝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则孔子但不毁人耳，何尝不誉人哉？然必试耳。余观东汉喜标树，晋世好加奖饰。然一时虽门阀子弟，皆贤可施于行列。昔人以为名者，摩世厉钝之具，岂不信哉？善乎庞士元之言曰：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即声名不足企慕，而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夫古多善俗，或者用此道也。后世欲以深文苛议，激振颓风，然一遭讥贬，而贤者率多自弃。呜呼！有世道之责者，可无加之虑哉！
甚至连《任诞》一门的序言，亦不离孔门中行之道：
世所谓任诞，其孔门狂者之流与？昔孔子传道，不得中行而思其次，曰“必也狂狷乎”，岂不以狂者志意高远，易于入道耶？自东汉尚清名，好为诡激之行；魏晋以来，又喜言庄、老。一时如嵇、阮辈，以率情任性为得大道之本。其后阮孚、谢鲲之徒，咸共祖述，浸以成风。观其脱落礼教，不持名检，固多可非。然能皭然尘埃之表，举天下不足回其顾，则岂流俗所能庶几乎？奈何世无孔子，莫为折中，以斯人而卒于狂也。惜哉！
何氏的门类小序，汇总起来颇有认知价值，几乎可以视为“世说门类诠释学”，其间隐约可见何氏“以儒解玄”、补偏救弊之良苦用心，值得重新审视及研讨。(https://www.daowen.com)
其次，何氏于每条之下，又仿刘孝标注《世说》例，自为之注，引书多达数百种，左右逢源，允称博赡。如卷十《言志篇》“或劝皇甫士安修明广交”条，何氏注引皇甫谧《玄守论》《释劝》两文，洋洋数千言。而刘注之“别见”“已见”之例，亦加保留，读之颇有《世说》况味。当然，因注释繁复，难免千虑一失，好在瑕不掩瑜，足资考证。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三《文》中说：“古人文章皆有意见，不如后人专事蹈袭模仿。余于古人文章中，如沐并终制。袁粲《妙德先生传》、徐勉《与子书》、王僧虔《戒子书》、苏沧浪《与京师亲旧书》诸篇，集文者既不当入选，然有意见非漫然而作者，余皆编入《语林注》中，读者当细求之。”[9]其用力之勤，可见一斑。故《四库全书总目》称：“每条之下又仿刘孝标例自为之注，亦颇为博赡。其间摭拾既富，间有牴牾。如王世懋《读史定疑》所谓以王莽时之陈咸为汉成帝时之陈咸者，固所不免。然于诸书舛互，实多订正。如第二十二卷纪元载妻王韫秀事，援引考证，亦未尝不极确核。虽未能抗驾临川，并驱千古，要其语有根柢，终非明人小说所可比也。”[10]《提要》以“简汰精审”“简澹隽雅”“颇为博赡”“语有根柢”等语评价《何氏语林》，深中肯綮，而绝非溢美。
第三，何氏还在一些条目之后以“何良俊曰”加以点评。如《言语篇》“朱公叔年二十”条，何氏在注引朱穆《崇厚论》后，又加按语云：
何良俊曰：观朱公叔之论崇厚，似欲含光混俗，志存闷闷者。及其著《绝交论》《与刘伯宗绝交书》，又何察察忿狷若此耶？蔡中郎以为括二论而言之，则刺薄者博而洽，断交者贞而孤。及考公叔之平生，刺奸疾邪，又若不肯以身而受物之汶汶者。则《崇厚》之作，岂亦其矫性之谈欤？蔡又云：“孤有羔羊之节，与其不获已而矫时也，走将从夫孤焉。”余则以为孤不可以立训，乃录其《崇厚》著之篇。
可谓持论严正，善体人情。又《政事篇》“孙安国为长沙太守”条后，亦有评语曰：
何良俊曰：小人黩货，固惟其常。苟求廉洁，自将正当责之贤者。桓元子当察举之寄，实宜矫厉颓流，使属城听采，以彰轨物。今孙盛赃贿狼籍，乃独以名高不劾，及以放荡致隙，始复按之，罪状既明，又舍而不问，将使小人，因之有辞。而中才犹或自沮，求之举措，俱为失据，晋于是为失政刑矣。
此又可以政论史评目之。如此集撰、注、评于一体，在“世说体”仿作中仅此一见。
其三，此书卷首及卷末有文徵明及陆师道所撰《何氏语林序》，藉此可以窥见明嘉靖间吴中一带文人交游与《世说》流布之情实，乃研究明代“世说学”的第一手材料。
文徵明（1470～1559），原名壁（或作璧），以字行，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长州（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人。曾官翰林待诏。诗、书、画俱佳，诗文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书画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明史·文苑三》称文徵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文徵明不仅为当时吴中士林领袖，身边聚集着一批风雅名士，而且也可算作明代“世说热”的重要推手。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刻本问世后，袁褧果然“传之同好”，文徵明即获赠一套，并致信袁褧称：“《世说》定本，领赐尤感。”[11]此后，吴中名士乃争相讽诵，心摹手追。嘉靖庚子（1540）、辛丑（1541）之交，文徵明借《世说》予周天球[12]。十年后（1551），《何氏语林》出，文徵明不仅亲为作序，又嘱另一位弟子陆师道为之后序[13]。
从文徵明此序可知，其与何良俊交游甚密，同有《世说》之好。文徵明《序》称《何氏语林》能不为俗学所惑，“贯综深博，文词粹精，见诸论撰，伟丽渊宏，足自名世”，评价甚高。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对文徵明亦多有称述。卷十五《史十一》记述求序之事云：“余求衡山作《语林序》，序中曰：‘元朗贯综深博，文词粹精。其所论撰，伟丽宏渊，自足名世。此特其绪余耳。辅谈式艺，要不可以无传也。’先生方严质直，最慎与可。苟非其人，必不肯轻许一字。某误蒙奖饰，实为过当。故每自砥砺，期以无负先生知人之明，乃今筋力衰惫，竟无可称。每一思之，面赤发汗。”[14]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而陆师道（1510～1573）[15]《何氏语林序》亦盛称其书云：
华亭何元朗拟刘氏《世说》作《语林》成，翰林待诏文公既为序之以传矣。又以示师道，俾志其末简。予惟《世说》纪述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以垂法戒，而选集清英，至为精绝，故房、许诸人收《晋史》者，往往用以成篇，不知《唐·艺文志》何故乃列之“小说家”。盖言此书非实录者，自刘知幾始。而不知义庆去汉、晋未远，其所述载，要自有据，虽传闻异词、抑扬缘饰不无少过；至其言世代崇尚，人士风流，百世之下，可以想见。不谓之良史，不可也。岂直与志怪、述妖、稽神、纂异、诬诞、恍惚之谈类哉？是故齐梁以来，学士大夫恒喜言之。宗工钜儒往往为之注释缀续，叙录删校，尊信益众，而此书亦益显。于是有拟之而作《唐语林》《续世说》者矣。然或止纪一姓，或仅载数朝，固未及贯综百代，统论千祀矣。其所采撷，亦终不能如刘氏之精，而元朗乃独上溯西京，下逮朔漠，悉取其精深玄远之言，瑰诡卓绝之迹，聚而陈之。而刘氏所遗，更加搜抉剪裁，属比严约，整洁不下前书。自非博雅通方之士，其孰能与于斯哉？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若元朗则藏器海滨，明经应举，而不以帖括佔
，夺所嗜好，绎荟萃，不仰同志，校之刘氏，难易岂啻什百哉？况《世说》精绝，亦由孝标作注，详援确证，有不言之妙，顾事出二手，作述不同。而元朗所注，乃一时并撰，纲目互发，详略相成，开阖贯通，一无牴牾。至其所引，奥篇秘典，靡不具列。视之刘氏，富赡略等。信该洽之巨观，而文笔之弘致也。而说者顾以其多取近世杂家，颇伤玄雅，而又以鞮译之士厕之，中华夷夏几不分，虎羊之鞹为疑是。不知元朗之志在于法戒，则不得不兼取，久近而具列焉。耶律蒙古近而可征，盖所谓商监秦喻也，恶得而舍诸？若夫其文则史，随世污隆者，又安能尽汰之哉？元朗之叙《言语篇》，固自谓玄虚简远，不得尽同刘氏，览者可自得之矣。元朗著述大方已详文《序》，予独论其与《世说》所以同异者著之，亦以白作者之苦心云尔。长洲陆师道撰。
陆师道此序主要“论其与《世说》所以同异者”，实是一篇专论。其可注意者有四：一是一反成说，肯定《世说》之史料价值，甚至谓之“良史”，这在《世说》研究史上可谓孤明先发；二是认为《何氏语林》步武临川，远超众作，精深玄远，不下前书，予以高度评价；三是为彰显《何氏语林》独撰之功，首次提出《世说》可能“成于众手”，对后世影响颇大；四是指出《世说》与刘注“事出二手，作述不同”，而《何氏语林》自注则“一时并撰，纲目互发”，又说“元朗之志，在于法戒”，“玄虚简远，不得尽同刘氏”，言极公允，可谓何氏知音矣。总之，以文徵明为首的吴中名士，对《何氏语林》的推重，实则源于对《世说》所载魏晋风流的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