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氏类林》的续仿新变
《焦氏类林》八卷刊于万历十五年（1587），而在此之前，万历十三年（1585），张文柱刊刻王世贞《世说新语补》，王世懋批点《世说新语》吴中本、闽中本，以及太仓王氏所刻《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皆已相继问世。可以说，这三年，是明代“世说热”最为兴盛之时。《焦氏类林》出现于此时，乃大势所趋，其来有自。而其所呈现出来的文本面貌及编撰旨趣，却与《世说》不甚契合，而自有体制与章法。
《焦氏类林》收集了作者自四十一岁至五十岁九年中的读书笔记，内容多为前朝人物之轶闻事迹。焦竑《题<类林>后》自述其编撰原委云：
余少嗜书，苦家贫不能多致。时从人借本讽之。顾性颛愚，随讽随忘，有未尽忘者，往来胸臆又不能举其全为恨。表圣之诗不云乎：“亡书久似忆良朋。”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读书有感葛稚川语，遇会心处，辄以片纸记之。甫二岁，计偕北上，因罢去残稿，委于箧笥，尘埃漫灭，不复省视久矣。李君士龙见之，谓其可以资文字之引用，备遗忘之万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说》篇目括之，其不尽者，括以他目。譬之沟中之断，文以青黄，则士龙之为也。嗟乎！古之学者提要钩玄，率所不废。顾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书，破碎大道，为博雅之訾而已。书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编纂一篇，故缀之卷首。[92]
焦竑云“庚辰（1580）读书有感葛稚川语”，盖指《焦氏类林·编纂》所载：“葛稚川云：‘余钞掇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见博。’”[93]而据“譬之沟中之断文以青黄，则士龙之为也”，可知是书最终乃由李士龙“手自整理”。士龙即李登，一字如真，南直隶上元（今江苏省南京市）人。嘉靖乙丑（1565）拔贡，隆庆初以选贡充太学生，授新野知县。万历丙子四年（1576）任崇仁县教谕，为焦竑好友，其所撰《刻焦氏类林引》称：
焦弱侯于书无所不读，而钩玄提要，动侔古人。每披书，当赏会与夫自有所见，欲以阐幽正词者，辄手裂赫蹄，细书而贮之，纷纷总总，如禁脔在厨，碎锦在笥，未有秩叙。最后除自言者别为《笔乘》，其第辑录备览观者，特付愚诠次，命愚子弟录之。乃取《世说》标目，稍稍裒益其间，成帙时以余同版一印，行之未广也。兹王孟起氏，博雅嗜古，爰寿诸梓，以广其传，复征引其端。[94]
可知此书门类乃由李士龙参赞，且“稍稍裒益其间”，先印一版，行之未广，又王孟起再加刊刻，以广流传。是书编撰体例规模《世说》，以类相从，共分59门，如下：
卷一上：编纂、君臣、父子
卷一下：兄弟、夫妇、师友
卷二：方正、长厚、清介、雅量、慎密、俭约、识鉴、言语
卷三：政事、文学
卷四：幹局、赏誉、品藻、夙惠、警悟
卷五上：豪爽、任达、宠礼、企羡、仕宦
卷五下：栖逸、游览、伤逝
卷六上：术解、书法、巧艺、兵策
卷六下：容止、简傲、汰侈、矜率、诋毁、排调、假谲、纰漏、惑溺(https://www.daowen.com)
卷七上：象纬、形胜、节序、宫室、冠服、食品、酒茗、器具
卷七下：文具、典籍、声乐、摄养、熏燎、草木、鸟兽
卷八：仙宗、释部（按：下划线者为新增门类）
单从分类便可看出，《焦氏类林》与一般“世说体”仿作大不相同。
首先，《焦氏类林》虽然按照《世说》体例编撰，但并不完全亦步亦趋，而是做了很大的损益。比如减少《世说》之《德行》《规箴》《自新》《贤媛》《黜免》《俭啬》《谗险》《尤悔》《仇隙》凡9门，改“捷悟”作“警悟”，“任诞”作“任达”，“轻诋”作“诋毁”，又新增《编纂》《君臣》《父子》，以至《仙宗》《释部》等共32门。从其书名来看，不用“语林”“说林”而偏用“类林”，显然是受到唐宋类书的影响。焦氏的分类学，上承《唐语林》，下启李贽《初潭集》及张墉《廿一史识余》[95]，代表了“世说体”小说中追求新变的一个方向。
其次，从内容上看，《世说》以玄远为宗，门类设置也与玄学清谈及人物品藻关系甚大，故其取材相对比较集中，而《焦氏类林》则试图融摄百家，甚至将名物及释道一并包容，显与《世说》旨趣乖离而更具“百科全书”色彩。可以说，《焦氏类林》虽然属于笔记小说，但作为小说的文学性已大大降低，而作为笔记的信息量则明显增加。如《文具》第一条：“养笔以硫黄酒舒其毫，养纸以芙蓉粉借其色，养研以文绫盖，贵乎隔尘；养墨以豹皮囊，贵乎远湿。”（《文房宝饰》）这种没有人物参与、完全静态的知识性记述，在《世说》中绝不存在，而在《焦氏类林》中俯拾皆是。而《世说》之条目，《类林》鲜有采录。这与《何氏语林》的选材原则大体一致。
第三，从思想旨归上看，《焦氏类林》显然不满《世说》总体上重自然而轻名教的思想趣味，而试图增加儒家思想的比重。如其将“德行”的内涵加以拆解，提出了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友）及长厚、清介、慎密等要素为旨归的儒家特色之“德行”观。个中深意，姚汝绍在《焦氏类林序》中言之甚明：
昔汉末曁魏晋诸公，雅善清言，謦欬间皆成珠玉。宋临川王刘义庆，辑其隽永者为《世说新语》传焉。由是历代珍之，在今尤盛，不但挥麈者资其谈锋，而操觚者亦掇为菁藻，信乎其言之有味也已。然以愚管评之，纂言要在垂训，言不足训，虽新何关？今刘书则颇有离而去之者，又所载务奇僻，或远于人情，与正史多乖刺，不知何所折衷，遂以为据，毋亦溺于所嗜而弗遑深考与？且自汉而上，可采者尚繁篇籍，顾略不蒙其网罗，读者又安能无遗憾也乎！吾友焦弱侯氏，具绝世资，于书无所不读，乃先得我心，披览之余，自羲轩以及胜国，凡言之可以企踵《新语》者，皆笔出之。积久而多，取《新语》篇目，稍为增损更正，类以入焉。既成，题曰《类林》，示予命之序。予读而卒业，乃言曰：嗟乎！博哉美矣！以视刘氏所纂，虽至简少似不逮，然绝无叛道不经之谈；所称引固多秘玩，然皆参伍有征，非臆说，非耳标，尤为可尊可信也。大都刘氏主在辅谈，弱侯欲以为训，亦自各有攸存，是书若行，自可与之分路扬镳，亦何须铢两于上中下驷之间而判其优劣也哉？或曰：弱侯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顾以闻见博人，何居？……[96]
姚序首先批评《世说》“言不足训，虽新何关”，谓其“所载务奇僻，或原于人情，与正史多乖刺，不知何所折衷，遂以为据，毋亦溺于所嗜而弗遑深考与”，这样的批评立场在《世说》大受欢迎的明朝可谓振聋发聩。又称赞《焦氏类林》与《世说》相比，“绝无叛道不经之谈”，“可尊可信”。更进一步指出，“刘氏主在辅谈，弱侯欲以为训，亦自各有攸存，是书若行，自可与之分路扬镳”，大有超越《世说》、另立门户之意。此说虽出姚氏，亦可视为焦竑心声。因其下文又道：“予于弱侯为同好，尝得其所用心，因复举之，为览者告，俾毋浅之乎睹此书云。”显然，姚汝绍之序可以看作为焦竑代言。
王元贞《焦氏类林序》亦称：
往临川王掇拾汉末魏晋诸名流所谭议，萃为《新语》，至今修辞者珍之。然玄（按：《丛书》本原作“元”，今回改）言雅尚，标群绝俗，殊往古所未逮，斯亦奇矣。顾独一时风致渐靡，任放纵佚，率旷达不羁，只可益扺掌资耳，曷足为要典？乃今焦弱侯氏揽百家，猎千古，言有当于心者，辄手录之，遂集成《类林》。其编目则取于《新语》，而言自庖羲曁胜国，然书约言该，无庸考索，而百氏艺文，可一披阅间得之，古人嘉处，似无遗矣。夫弱侯赋颖异资，志圣贤学，兹讵侈夸而抑性道哉！[97]
王元贞称焦竑“志圣贤学”，与姚汝绍谓其“生平以道自命”，可谓不谋而合。若非同道之友，常相砥砺，岂可相知若此？又，前引李登《刻焦氏类林引》亦云：
《世说》一书，超超玄（按：原作元，今回改。）致，吾士林雅尚旧矣，是编搜百代之菁华，掇群书之芳润，乃详于伦纪而略于玭璺，该及品汇而结局于仙释，其于名理心宗，往往而在，指示历然，此其于《世说》，又不知为孰多。……
以上诸人似乎皆以《世说》为参照，同时又把《世说》当作理应超越的对象。而在《焦氏类林》撰成后一年，即明万历十六年（1588），李贽又合《世说》与《类林》而成一书，即其自称“虽志喜也，实志叹也”的《初潭集》。李贽在《初潭集》中将《焦氏类林》与《世说》并论，誉为“不刊之书”[98]。尽管身处南京的这一拨文人，与刊刻《世说新语补》的吴中文人取径不同，但从客观上说，对于晚明兴起的“世说热”，两者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焦氏类林》中的不少条目，还都注明出处。如《编纂篇》有云：“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十，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斋中，命诸生求集事类，投中倒取，钞录成书，故记代无次。”正文后注曰：“《谈苑》。”余如引《唐书》《清异录》《吹剑录》《吕览》《墨子》《管子》等，皆一一注明，引书盖在百数十种。此一自注出处之体例，体现了颇具现代意识的学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