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丛语》的文史价值
《玉堂丛语》系焦氏晚年作品，刊行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是编亦仿《世说》之体，采摭明初以来翰林诸臣遗言往行，分条胪载，凡五十四类，其卷次如下：
卷之一：行谊、文学、言语
卷之二：政事、铨选、筹策
卷之三：召对、讲读、宠遇、礼乐、荐举
卷之四：献替、侃直、纂修、调护、忠节
卷之五：识鉴、方正、廉介、义概、器量、长厚、退让、慎密、敏悟
卷之六：出处、师友、品藻、事例、科试、科目、容止
卷之七：赏誉、企羡、恬适、规讽、豪爽、任达、夙惠、游览、术解、巧艺、伤逝
卷之八：志异、简傲、谐谑、俭啬、汰侈、险谲、忿狷、刺毁、纰漏、惑溺、仇隙
观其门目，确如郭一鹗所说，“体裁仍之《世说》，区分准之《类林》”[99]。不过，相比《焦氏类林》的汇总百家，《玉堂丛语》则更具亲历闻见之真实性、记言记事之文学性，以及独出机杼之原创性，除采录其他文献外，许多条目均出自焦竑之手，故其文学及史料价值相得益彰。这在“世说体”小说中亦不多见。焦竑《书<玉堂丛语>》云：
余自束发，好览观国朝名公卿事迹。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此为史职，非第如欧阳公所云夸于田夫野老而已者。顾衙门前辈，体势辽阔，虽隔一资，即不肯降颜以相梯接。苦无从咨问，每就简册中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廷之论建，隐居之讲求，辄以片纸志之，储之巾箱。顷年垂八十，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其初心，不啻韩子所言者，业一切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其尝为心思所及而广之，余不能止也。读者倘与《近日翰林记》《馆阁类录》《殿阁词林记》《应制集》诸书而并存之，亦余之幸也夫。万历戊午（1618）夏五澹园老人焦竑书。[100]
“此为史职”云云，可见焦氏抱负乃在保存史料，以为后世资鉴。郭一鹗称其“取裁抽扬，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不为无因。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玉堂丛语》提要则云：(https://www.daowen.com)
案朱国桢《涌幢小品》曰：焦弱侯率直任真，元子初出阁，定讲官六人，癸未则郭明龙，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萧元圃、全元洲，己丑则弱侯。太仓相公谓宜择其近而易晓者勒为一书进览。无何，太仓去国，诸公不复措意，惟弱侯纂《养正图说》一册。郭闻之不平，曰：“当众为之，奈何独出一手？”后其子携归，刻于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珰，陈矩适至，取去数部呈御览。诸老大恚，谓由他途进图大拜。又载其序吕坤《闺范》，郑国泰乞取添入《后妃》一门。众大哗，谓郑氏著书，弱侯交结作序云云。竑作是书，以《仇隙》终篇，盖感此二事，借以寓意。然陈矩为司礼太监，郑国泰为贵妃之侄，何以二书适入二人之手，俱得进于宫禁？当时物议，实有其因，未可尽委之排挤也。[101]
此可聊备一说，而未足尽信。
此外，焦氏所辑不少材料亦自注出处，征引典籍达五十余种；未注出处的条目亦其来有自，非凿空附会之言。尤其《科试》《科目》诸篇，记述明代科场轶事、历年状元名姓及行状，班班可考，可补正史之不足。故顾起元（1565～1628）称此书“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词林一代得失之林，煌煌乎可考镜矣”[102]。
《玉堂丛语》的文学成就要高于《焦氏类林》，其叙事宛转周至，写人如在目前，更具《世说》趣味，以下摘几例以观：《冶城客论》）（《言语》）
赞善大夫龙泉章公溢，始生，其音如钟，及成童，嶷然庄重，不习乡井轻儇态。至正壬辰，蕲、黄妖寇自闽犯龙泉，公从子存仁避乱山中，存仁为贼所得。公心计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无后。”挺身出，语贼曰：“儿幼无知，我愿代之。”贼素闻公名，方出重购以求之，得公大喜。贼帅欲问计，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顾为此灭族事耶。”贼怒，系之柱，以刀磨其胁曰：“不降者死！”公曰：“贪生恶死，固人常情，然吾终不为不义屈。”贼怒曰：“汝诚不畏死？”曰：“死即何畏乎！”贼壮之，不敢加害。公夜绐守者，乘间脱归，避地闽中。太祖以束帛召公，遂起为佐命勋臣。（《行谊》）
文待诏徵明，性不喜闻人过，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终其身以为常。（《行谊》）
国初，朱善为大学士，太祖问：“卿家丰城，乡里人物何如？”答曰：“乡有长安、长乐，里有凤舞、鸾歌，人有张华、雷焕，物有龙泉、太阿。”（原注：
陈白沙身长八尺，目光如星，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状，音吐清圆，大类中州产。常戴方山巾，逍逍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容止》）
徐文贞督学江西，道遇毛尚书伯温，过其舟，毛曰：“君得无饥否？”呼侍者捧大盘四，其二装炙鹅，鹅皆大脔，其二装馒头，大如碗者，各五十许。又不置筯，以手掇之。银碗二，使注酒。长醊大釂，傍若无人。时文贞年少，勇于酒，互举无算，欢然而别，曰：“公大器也。”（《豪爽》）
新建好聚敛，多姬妾。自诡知字学，语姜仲文曰：“妇人口液名华池神水，吮而咽之，可不死，故活字乃千人口中水也。”一时传以为笑。（《惑溺》）
当然，《玉堂丛语》中也有《志异》一篇，所记乃当时流传“怪力乱神”之事，若以《世说》体例衡之，自然难免“体制不纯”之讥，但从另一个侧面看，适可见明代文人对《世说》仿作并未拘泥成法，敢于突破而自具手眼。前引顾起元《玉堂丛语序》末尾说：“先生所以为玉堂重者，又自有在矣。起元三复斯编，为之舞蹈，私谓后之君子，讽而求之，所以矢谟揆策、抚世长民之道，有不下带而存者。若夫成规未泯，轶典如新，于以折衷是非，网罗文献，又其余事。其它流润麈尾，丐馥笔端，咸号碎金，并失拱璧。第曰与前纪录诸书，存之为词林掌故，犹未敢谓窥其大也。”也即是说，作为一代儒宗的焦竑，虽是《世说》的爱好者和续仿者，但其本心，并非要为所谓“魏晋风流”隔代招魂，而是要为保存“其腹笥所贮词林往哲之行实”，“所以扬前徽而诒后鉴者”，这绝非名士或小说家的偏好，而是“志圣贤学”之儒者的抱负。
职是之故，在晚明“世说体”仿作中，《焦氏类林》与《玉堂丛语》显得与众不同，焦竑也因此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