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者的《世说》研究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对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又说：“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重以制科帖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故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1]此说极有见，对于了解有清一代学术思潮之主流如何由理学返回经学，由宋归汉，特别是经史考证之学与地理小学何以在此时兴起，颇具启发意义。就“世说学”而言，明代除了模拟续仿之外，余则少有建树，王世懋虽提出“世说学”一说，却缺乏扎实可据之研究，如宋代汪藻《世说叙录》之类的著作，全付阙如，确实给人以凌空蹈虚之感。整体而言，其创造力的确是下降了。顾炎武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2]。语虽尖刻，然不为无因。故清季以来，学者注重经世致用之“实学”，对《世说》之故实、名物、语词等进行富有科学精神的考辨与训释，又对魏晋历史、政治、人物、世风等予以诠释与评判，“世说学”的整体面貌及成就遂为之一变。以下就顾炎武、钱大昕、孙志祖、赵翼、郝懿行诸人著述中有关《世说》考释之内容略加介绍，以明当时学风之大概。(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