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对魏晋士风的讥议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更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亦自署蒋山佣，昆山（今属江苏省）人。入清不仕，潜心治学，开乾嘉实学一脉。为学注重考据，主张经世致用，严谨务实。江藩《汉学师承记》载其尝与人曰：“文不关于经术政事者，不足为也。”又云：“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尝谓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又谓：‘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时人谓其评论切中南北学者之病。”[3]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
作为一代大儒、清代考证学的开山者，顾炎武为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旨归，对明儒空谈心性，而不能通经致用之弊深恶痛绝。《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云：
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4]
又《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条云：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5]
顾炎武将晚明盛行之“王学”与西晋王衍之清谈等量齐观，固然有其严苛之处，但联系明亡与西晋亡国之史实，则不得不承认，此一判断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与深刻的学术洞见。后来江藩所谓“经术一坏于西东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6]，实与顾氏一脉相承。
顾炎武批评宋明理学空疏之弊，其实是为了复兴汉代经学尚实之风。他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7]持此严正之立场，其对祖述虚无、浮文妨要、“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惔传》）的魏晋清谈之习，自然深拒而力排之。如《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云：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紧接着的一段议论更是经典：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8]
顾炎武对山涛与嵇绍的指责与清初另一位大儒王夫之可谓不谋而合。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https://www.daowen.com)
嵇绍可以仕晋乎？曰：不可。仕晋而可为之死乎？曰：仕而恶可弗死也！仕则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诛，子雠焉，非法也；父不受诛，子不雠焉，非心也。此犹为一王之下，君臣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诛不受诛者言也。嵇康之在魏，与司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杀而杀之，亦平人之相贼杀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汤、武而见惮于昭，是晋之终篡，康且遗恨于泉下，而绍戴之以为君，然则昭其汤、武而康其飞廉、恶来矣乎！绍于是不孝之罪通于天矣。[9]
可知清初儒者，有激于清人当国之现实，乃固守夷夏之辨、进退之节，不肯仕清者自然不能容忍嵇绍之仕晋。父仇国耻，不能不辨。清谈时代，常常辨异玄同，弥合分际，故为顾、王所不齿。《日知录》卷十三“清议”条云：“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10]
对于《世说》，顾炎武自然熟读常引，《日知录》多次引用《世说》，或评论人事，或考证名物，或训诂词语，但其对《世说》总体评价不高。《日知录》卷十三“重厚”条云：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邓飏之行步舒纵，坐立倾倚；谢灵运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后皆诛死。而魏文帝体貌不重，风尚通脱，是以享国不永，后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为貌之不恭。昔子贡于礼容俯仰之间，而知两君之疾与乱，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扬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四明薛冈谓：“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推是言之，可谓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谚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养蒙之道也。南齐陈显达语其诸子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即取于前烧除之。[11]
顾炎武引四明薛冈“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之言，足见其基本立场。这一立场与其说是基于学术，不如说是基于对道统的捍卫。如此一来，顾炎武不过将《世说》当作考证之材料，情感上并无宋明文人的熟稔亲近。如《日知录》卷二十八“职官受杖”条云：
《世说》：“桓公在荆州，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犹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12]
顾炎武引《世说》此条，不过为证明“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仅涉及事实判断，而无关价值判断。又卷二十九“方音”条云：
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
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说》言：“刘真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13]
余如卷九“关防”、卷十八“窃书”、卷二十九“郎”“对人称臣”，卷三十二“阿”诸条，皆取《世说》以证。其所著《肇域志》亦大体类此。
顾炎武对《世说》与魏晋清谈及士风的批评立场，对清代中期以前的文人学者影响甚深，盖有清一代，虽清人当国，亦以儒学为正宗，经学复兴之世，玄学遂遭排抑。正如梁启超所言：“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