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世说学”之新路径
以上，我们对近六十年台湾“世说学”研究进行了分类评述，大致可以窥见其历史沿革及发展脉络。若将这些研究聚合并观，是否可以为未来“世说学”发展提供前瞻的线索呢？换言之，未来“世说学”还有哪些生长点和新路径？
在对台湾“世说学”研究的考察中，笔者的确看到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即取径思想史、学术史与人学史的理路，糅合文献学、文化学、文学及美学的研究方法，对《世说》及魏晋士风进行或宏观或微观的探照。比如，将人物品鉴之学与魏晋玄学及名士人格研究两种向度加以绾合，由此形成一种对魏晋名士人格的新的观照与诠释。这一学术方向之所以可能实现，实与魏晋时代“人的觉醒”大有关系。张蓓蓓曾指出：“魏晋人的特别的兴趣之一，是研究人物。其他时代人，对于人物，绝不似魏晋人般观察得如此详明、分析得如此精细、研究得如此深入。人物不但是清谈的一种主要内容，甚至当代的文学评论，也以人物论（作家论）为主轴；当代的史学，也以人物研究（传记之属）为重心。另外，当时的学者，也留下了不少研究人物的专书专论，直至今日仍可供学者参考。所以，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贯穿在四部之学里，形成魏晋学术的特殊异彩，其重要性可知。”[100]这种对于特定时空之特定人物的观照与诠释，固然是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但又充满哲学义理的思辨性与人学研究特有的人性光芒。我们姑且名之为“《世说》诠释学”。
因为文史哲在文学研究中的会通无间，台湾学者的《世说》研究更能将思想与历史、时代与人物、文化与审美、概念与现象等有机融合，从而更易进入魏晋这样一个充满玄理与深情的多彩时代。就魏晋名士人格的诠释而言，只有那种富有哲学思辨功夫的学者才有可能养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提炼”本领。前辈学者中，牟宗三率先开启了《世说》诠释学的研究，他在《魏晋名士及其玄学名理》一文中将“清逸”作为名士风度之“一格”，指出：“然则名士者，清逸之气也。清则不浊，逸则不俗。”[101]随后，廖蔚卿拈出“狂痴”和“雅量”二格，以矫牟氏之偏[102]。张蓓蓓则从学术史角度切入，以“别解”的思路，从“器识”“容止”和“任诞”三端，对魏晋名士的人格内涵进行字源学、文献学及社会文化学的多重透析，大有“深从六艺溯流别”之旨，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均臻于佳境，不可多得。[103]此外，作为研究魏晋玄学的专家，江建俊从更为宏观的视角，通过对《人物志》和《世说新语》的比较研究，全面审视魏晋的两大人格类型：“英雄”与“名士”[104]。他多年来致力于竹林七贤的研究和推广，已经成功主持举办了三次竹林七贤国际学术研讨会，形成“竹林学”的研究热潮，为《世说》诠释学的深入开展贡献不菲。
在年轻一辈学者中，有意识地运用诠释学视角和方法推进“世说学”研究的，当属吴冠宏。他的专著《魏晋玄义与声论新探》（2006），以魏晋名士、《世说新语》与嵇康《声无哀乐论》为研究对象，在牟宗三、廖蔚卿二先生对魏晋名士人格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情理并茂”和“越名教而任自然”二端把握魏晋名士精神内涵的观点，补充了前说的不足。同时又以《世说》中“王澄探雏”“王湛隐德”“支公好鹤”三则故事为个案，做了具体而微、别开生面的动态诠释。其所标举的“辨异而玄同”的诠释学理路，丰富和深化了《世说》诠释学的研究空间[105]。与此同时，吴冠宏对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也予以研究史和诠释史的论析和评判，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突出的诠释功力和温厚的人文关怀[106]。
总之，近六十年台湾的“世说学”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特别是前三十年，台湾《世说》研究在整个“世说学”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为“世说学”的近代化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台湾学者在这一个甲子走过的路程堪称辉煌，他们在很多领域的研究要么与大陆学界遥相呼应，各擅胜场；要么是捷足先登，一度得风气之先。窃以为，此一现象之形成，当与长期以来台湾中文学界在学科上并未被粗暴割裂，较为注重经史子集四部的交互渗透，研究视野相对宏通开阔有关。从学术的良性发展来讲，一定程度的“仍旧贯”无疑要比无视人文学科延展性与广博性的“坚壁垒”好得多。我深信，随着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展开，一种更为多元、综合、深入的“世说学”研究当可期待。
【注释】
[1]周祖谟：《世说新语笺疏·前言》，《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页。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97页。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52页。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04页。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606页。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50页。
[7]如杨勇就说：“《世说》之书，实荟萃诸家，网罗众说之作，自有其旨趣。余氏当以此书为对象而加以笺疏校正之；于此之外，虽有相似之意，似不宜窜杂混合入书，免滋淆乱。然余氏为之牵合者甚多，或连类及之，枝蔓不已。”“余氏最令人不安者，其为烦重。或一事而尽录诸说，虽重复亦不惜剪裁。或取人之说而张大其言。不审孝标注书之精简，要在发挥原书之精神也。”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2003年，第82、83页。今按：实则余氏之“史评”，正孝标“史注”之流亚也。
[8]参刘强：《世说学引论》，第71～83页。
[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5页。
[1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2页。
[1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680页。
[1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73页。
[13]如杨勇便说：“盖当时清谈之士，既重音辞，尤尚超脱，而不重行迹形下之事；若拘拘于礼法为志，则不翅以唐宋人之见而论魏晋，犹引儒以责黄老也。其与《通鉴》胡三省注、顾炎武《日知录》、王若虚、李慈铭同一论调，不足以预时流、参微言也。”参氏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92页。
[14]按：原作“《抱朴子》刺峤”，误。
[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1页。
[1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42页。
[1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25页。
[1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46页。
[1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41、149页。
[20]周祖谟《余嘉锡先生传略》称：“至于立身处世则深受宋代儒学的影响。他秉性刚直，尤严义利之辨。注重知人论世，砥砺名节。”“对魏晋士大夫佯狂避世以自保，高唱无为以求安的矛盾心理状态均作了深刻的剖析。”“又说：‘凡事当明辨是非，不可从风而靡，不可见利而忘义。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立言谨行，殷殷期望于后学如此，都来自宋学。”见《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679、675、681页。
[2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634页。
[2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02页。
[2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38页。
[2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645页。
[2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372页。
[26]详见本书第一章“《高僧传》与《世说新语》”一节。
[2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364页。
[2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37页。
[2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627页。
[30]参见杨勇：《读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后叙》，载前揭《<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82～93页。
[31]见《余嘉锡文史论集》，第672页。
[32]饶宗颐：《序》，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
[33]郑骞书评，原载台北《学苑》第7卷第6期，1970年6月。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2003年，第103页。
[34]柳存仁书评，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华文化研究学报》第3卷第1期，1970年。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105页。
[35]周法高：《读世说新语札记》，原载台北《书目季刊》第24卷第2期，1980年9月16日。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133页。
[36]参见马瑞志：《<世说新语>法译本审查报告》，范子烨译，《读书》2002年第4期。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165页。
[37]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76年，第1～2页。
[38]最早知道杨勇先生，是通过范子烨先生的《世说新语研究》，后者对杨氏多有征引且执弟子礼，让我对杨先生心生敬意。2002年3月，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我收到一份厚厚的邮件，打开一看，竟是子烨先生赠送给我的一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封面已经脱落不见，扉页上有两行钢笔字：“子叶同学参用/杨勇赠/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四日。”这是我得到的第一部杨勇先生的校笺本（2013年又从陈尚君老师处获赠1971年10月台湾明伦出版社印行的本子），如奉拱璧。2003年3月间，不意又收到杨先生寄自香港的《<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两册，并附一函云：“刘强博士大鉴：顷接范子烨博士来函，知先生正在撰写《世说新语研究史》一书，十分难得。并嘱寄上近作《<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以为佐治《世说》之用。查此书研者甚多，真知灼见者少，拙编或可提许多资料，请先生选择。我有修订本乙函（两册）前已寄存贵校，亦可参考。匆此并祝/文祺 杨勇三月十二日。”“另乙册赠贵校图书馆，请回信收据。勇又及。”拜读这封用圆珠笔写于便条上的来信，深为杨先生提携后进之忱所感动，先生手迹，至今珍藏。
[39]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5页。
[40]柳存仁书评，参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110、113页。
[41]参刘盼遂：《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清华学报》2卷2号，1925年。
[42]《凡例·十一》云：“《考异》中有三条正文为宋本所无者，此系宋时别本《世说》所有，其出于二刘原书无疑，不能废弃。今度其文意之相近，系于《雅量篇》《赏誉篇》《纰漏篇》之末。”加上《德行篇》增入一条，正好是四条。
[43]引文据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台北：明伦出版社，1971年再版本。
[44]详参拙文《史敬胤的<世说>选注》，曾在2016年厦门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文选学年会上宣读。亦见本书《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第一章第一节。
[45]按：此条之所以被删，源于柳存仁书评的商榷。然柳氏不仅未曾指出杨著妄增原书之失，反顺着杨氏的思路说：“疑此《考异》别出之五十字系错简，当在‘併当箱箧’及‘长豫亡后’两句间。”（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108页）杨氏虽在修订版中改《初版自序》“一千一百三十四条”为“一千一百三十三条”，却不仅没有如柳氏所建议的在该条正文中增补此段，且又在《德行篇》末尾删去了第48条。足见杨氏亦未必以柳氏之说为然。遗憾的是，杨氏并未将另外增补的三条也一并删去，以致永久留下了版本上的一大瑕疵。
[46]柳存仁书评，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105页。
[47]何敬群书评，原载《香港珠海书院学报》第4期，1971年7月。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114页。
[48]转引自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一文。参陈垣：《校勘学释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49]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见陈垣：《校勘学释例》，第11、14页。
[50]根据其弟子陈少廷撰写的传记材料可知：徐道邻名审交，以字行，江苏萧县人，1906年生于东京。为徐树铮之子，幼年在家受国学教育，后留学德国，1931年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秘书，驻意大利公使，行政院政务处长，台湾省政府、江苏省政府秘书长，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大学、东海大学等校教授。1962年赴美国讲学，先后执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1973年圣诞节前因心脏病突发逝世。(https://www.daowen.com)
[51]徐道邻：《评<世说新语校笺>》，原载《香港明报月刊》82期，1972年5月。参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123～126页。
[52]唐翼明：《评<世说新语>英译本》，原载《读书》1986年第2期。参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158页。
[53]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唐翼明学术论文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54]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页。
[55]杨勇：《<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前揭书，第41页。
[56]原载《图书季刊》新6卷1—2期合刊，1945年。
[57]以上三段引文，均参见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8卷第2期，1976年。亦见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前揭书，第41、43、44页。
[58]按：这一误判也影响了后来学者的判断，萧虹就采用了杨氏的说法，称：“早期书名《世说新书》依汪藻之见，始自梁代顾野王（519～581）。”见氏著：《世说新语整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页。范子烨亦曾征引杨氏观点并指出：“据此，创造《世说新书》这一书名并将刘注本《世说》改编为三卷的，可能就是顾野王。……可能是顾野王对《世说》原书作了一次整理，而为与原本相区别而仿效刘向校书惯例的结果。”参见《<世说><续世说><世说新书>》，《书品》2001年第2期。
[59]按：受杨氏影响，萧虹也以为“有过四十五篇本，末卷大抵重复以前内容”。见萧虹《世说新语整体研究》，第18页。
[60]王能宪按云：“此本四十五事中有二事为前九卷所无。又据汪氏《叙录》，另有他本第十卷凡五十一事，其中三事为前九卷所无。”见氏著：《世说新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61]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第一册，第13～14页。
[62]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第一册，第16页。
[63]今按：杨氏在《<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的《后记·余言》中说：“我的《世说新语校笺》有这么九位高贤一致肯定，交相称美，其书品位不问可知。也着实增加了我书之声价。”而事实上，九篇文章，专门的书评仅有郑骞、柳存仁、何敬群、车柱环、徐道邻五篇，其中徐道邻书评主要持批评意见，唐翼明的文章也颇有微词，实在谈不上“交相称美”。又，何敬群、车柱环的书评都提到《言语篇》第53条：“庾稚恭为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云云。杨笺曰：“庾稚恭，当作庾叔预。武帝，当作成帝。《晋书·庾翼传》翼卒于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五十一。则武帝在位（265～289）期间，翼尚未出生，不得以毛扇献之明矣。”两人都认为此条笺疏是杨勇的考订成果而大加称赏。实则这条考证出自刘盼遂的《世说新语校笺》，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亦承之，并非杨氏之考证成果；且庾翼的年龄，刘、王二氏所校不误，皆作年四十一，杨笺则误作五十一。杨氏对此一“谬赞”未做任何解释，亦可见其当时之心态。
[6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65]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页。
[66]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唐翼明学术论文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54页。
[6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51页。
[68]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177页。
[69]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06页。原文分节，这里并为一段。
[70]杨勇编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前揭书，第213页。
[71]周法高：《读世说新语小记》，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2003年，第133页。
[72]江巨荣：《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读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73]杨勇称：“徐氏又不知刘注体例，所录‘已见’‘别见’例，疑皆抄袭拙著。甚或拙著误者，徐书亦照误不遗一字。……又徐书此例漏载者甚多，尤以《品藻篇》63以下及下卷各篇为然。”见《<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前揭书，第214页。
[74]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490页。
[75]龚斌：《世说新语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62页。
[76]方一新：《<世说新语校笺>标点失误举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
[77]此文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4期，题为《朱铸禹先生<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
[78]朱一玄：《序言》，见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页。
[79]按：余笺、徐校所用底本分别为王先谦重雕纷欣阁本和明袁褧嘉趣堂本。
[80]朱铸禹：《前言》，见氏著：《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前揭书，第1页。本书所引该书引文皆据此版本，页码不详注。
[81]朱著出版后，又有三种涉及会评的著作陆续问世，即刘强《世说新语会评》（2007）、龚斌《世说新语校释》（2011）、周兴陆《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2017），诸书对朱著亦多有取资，足见其开创之功。
[82]朱铸禹：《世说新语会校集注·序例》，第4页。
[83]参拙文《一则以喜，一则以憾》，《读书》2003年第9期。
[84]详参刘强：《世说学引论》，第62～63页。
[85]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页。
[86]按：此文写于2011年，故“近六十年”乃指1949～2011这六十余年间，今仍其旧。
[87]按：因《世说新语》乃研究魏晋清谈之最重要文献，故关于魏晋清谈之研究实亦“世说学”题中之义。而现代意义上之“世说学”研究其实是从清谈研究开始的，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1919年发表的系列论文《清谈源流考》（《史学杂志》30卷4、5、6、9、11号），可以视为现代“世说学”的先声。
[88]即许世瑛：《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习俗的一斑》（《新社会月刊》1：7，1948年），陈健夫《魏晋清谈与<世说新语>》（《台湾新生报》12月3日第八版）。
[89]即马森：《世说新语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59年。
[90]按：限于篇幅，本文的数十条、近万字注释只能从略。笔者编有《百年“世说学”著述及论文编年目录》，作为附录收入拙著《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即将出版。
[91]参见刘强：《“世说学”论纲》，《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
[92]参见马森：《世说新语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藏，1959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1页。
[93]较重要的论文有：章江《刘义庆和他的<世说新语>》（1969）、方祖燊《<世说新语>与其作者》（1973）、萧虹《<世说新语>作者问题商榷——附：刘义庆年谱》（1981）、尹德民《<世说新语>作者临川王考证》（1985）等。
[94]按：笔者数年前发表《从“清谈误国”到文化研究——魏晋清谈研究的历史回顾》（《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对台湾学者的清谈研究仅注意到唐翼明《魏晋清谈》，而对林丽真和林显庭二先生的研究未曾寓目，展读之际，颇有恨晚之慨。
[95]按：林丽真突破传统“清谈亡国论”和“清谈即谈玄说”的成见，从学术发展史之立场出发，全面检讨魏晋时期的相关典籍及文献，从经、史、子、集、佛五大面向，以例证和考辩相结合的方法，钩玄索隐，对清谈的主题及学术流变进行了相当扎实的再现与梳理。特别是对一系列相对概念和范畴的训解及分疏，深具廓清之功和启发之效。
[96]傅锡壬：《<世说新语>四科对<论语>四科的因袭与嬗变》，《淡江学报》第12卷，1974年。
[97]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78页。
[98]〔德〕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4页。
[99]参见詹秀惠：《世说新语语法探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第4～5页。
[100]张蓓蓓：《魏晋学风窥豹》，载氏著：《中古学术论略》，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101]牟宗三诠释“清逸”云：“沉堕而局限于物质之机括，则为浊；在物质机括中而露其风神，超脱其物质机括，俨若不系之舟，使人之目光唯为其风神所吸，而忘其在物质机括中，则为清。……逸者离也，离成规通套而不为其所淹没则逸。逸则特显‘风神’，故俊；逸则特显‘神韵’，故清；故曰清逸，亦曰俊逸。逸则不固结于成规成矩，故有风；逸则洒脱活泼，故曰流：故总曰风流。风流者，如风之飘，如水之流，不主故常，而以自在适性为主，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参见《魏晋名士及其玄学名理》，见氏著：《才性与玄理》（修订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第68页。
[102]廖蔚卿《论魏晋名士的狂与痴》一文认为：“狂者虽不尽是痴人，而狂者的行径常因不合世间的情理，因此被目为痴则是必然的；反之，也可以说：以痴见称的行为，常是近于狂狷，或以狂狷为形态，何故？因为痴也是一种有所不为的表像。……总之，不论狂或痴，都是行为上的一种夸饰，用以反抗现实的桎梏，而求一己之真性能与天地精神往来。”（《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又在《论魏晋名士的雅量》一文中，将“雅量”作为魏晋名士的另一种特质。（同书，第99～147页）
[103]张蓓蓓《中古学术论略》（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收录作者七篇论文，涉及“世说学”的就有五篇，其中直接以《世说》标目者两篇，分别是《世说新语容止别解》与《世说新语任诞别解》。这些论文，体现了研究者的功力和见识，为魏晋学术及名士人格的诠释打开一途径。
[104]参见江建俊：《论英雄与名士——析论<人物志>与<世说新语>所代表的两种不同人物典型》《颜延之<五君咏>与萧统<咏山涛王戎>作意蠡测》二文，收入氏著：《于有非有，于无非无——魏晋思想文化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9年。
[105]详参吴冠宏：《魏晋玄义与声论新探》，台北：里仁书局，2006年。
[106]参见吴冠宏：《余嘉锡以史评进路笺疏<世说新语>的现象考察》（《东华汉学》第8期，2008年12月）、《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之诠释特色及其文化意义初探》（《成大中文学报》第22期，2008年10月、《魏晋“方正不阿”及“与世委蛇”之人物论述的探索——从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所揭示之两种宁武子之愚谈起》（《台大中文学报》第29期，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