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世说学”之分疏
笔者多年前曾提出“世说学”研究的六大系统：曰文献、曰文体、曰美学、曰接受、曰文化、曰语言[91]。此论不敢言周洽，然揆诸古今“世说学”之成果及趋势，尚可大致涵盖相关的研究。今根据台湾“世说学”之发展历史，对这六大研究面向做简要评述。
（一）《世说》文献学研究
所谓《世说》文献学，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作为对一部传世文献的研究，“世说学”首先是文献学。也就是说，《世说》文献学不仅是“世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义的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它必然要在传统文献学的背景和基础上展开，遵循诸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文献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规范。其二，《世说》文献学也包含了为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提供文献依据之意，具体地说，涉及《世说》的中古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和艺术史研究，都可算是宽泛意义上的《世说》文献学。
台湾的《世说》文献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部分。
一是对《世说》作者、书名、编撰、原文及刘孝标注的研究。这一论域几乎贯穿台湾近六十年的《世说》研究史。马森的硕士学位论文《世说新语研究》（1959），堪称当代“世说学”第一部专著，其考《世说》撰人及书名之流变甚详审，认为“临川王与刘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后，向为元王五世孙，义庆为向兄阳城节侯安民十八世孙。义庆书成，即以其先世亡书之名以名之”[92]。这一观点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马森论文第五章“世说新语考异”及第六章“刘孝标注条理”，分别对宋人汪藻的《世说考异》以及刘孝标的注释加以研讨，孤明先发，足为后世导引，惜乎此论文迄今未曾出版，故其在“世说学”史上之地位价值，今人多未加注意。杨勇《世说新语校笺》（1969）出版后，成为台湾学者研究《世说》之重要参考书，王叔岷在杨氏校笺基础上又加笺证，撰为《世说新语补正》（1975）一书及《<世说新语·文学篇>补笺》（1975）一文。又，关于《世说》作者及成书问题，关注者尤多[93]。对刘孝标及其《世说新语注》的研究，台湾学者起步也比较早，王富祥《世说新语注校正》（1966）与杨位先《刘孝标研究》（1971）是以刘孝标为主题的最早的两篇硕士学位论文。此后又有王久烈《<世说新语>之刘注》（1974）跟进，曾文樑等学者亦有专论进一步探讨。
二是以《世说》为中心的魏晋清谈研究[94]。之所以将此一议题归入“世说学”，盖因魏晋重要的玄学家无一不是《世说》中人，而《世说》本身又是研究魏晋玄学与清谈的第一手文献，故魏晋玄学清谈研究实与《世说》研究难分彼我，这也正是横跨文、史、哲三大人文学科之《世说》研究足以称“学”的关键所在。魏晋清谈研究起自民国初年，当时如刘大杰、贺昌群、容肇祖、汤用彤、牟宗三、杜国庠、孙道昇诸家均有著述，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陆的魏晋思想与清谈研究便告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才有王葆玹《正始玄学》（1987）、许抗生等《魏晋玄学史》（1989）、孔繁《魏晋玄谈》（1991）等书问世。而此二十年间，台湾的魏晋玄学及清谈研究却未曾稍歇，成果不绝，牟宗三《魏晋玄学》（1962）、周绍贤《魏晋清谈述论》（1966）、何启民《竹林七贤研究》（1966）与《魏晋思想与谈风》（1967），以及戴君仁《魏晋清谈家评判》（1969）等著作，成为带动魏晋清谈研究的引擎，嗣后一系列文献丰赡、考证翔实的清谈研究著作应运而生，如林显庭《魏晋清谈及其玄理究要》（1974）、林丽真《魏晋清谈主题之研究》（1978）两部学位论文，对清谈历史及主题的爬梳与分疏格外详审[95]。此后又有陈慧玲硕士学位论文《由<世说新语>探讨——魏晋清谈与隽语之关系》（1986）和唐翼明博士学位论文《魏晋清谈》（1992）相继问世，后者对清谈之定义、主题、内容及形式诸方面进行了极富逻辑性和历史现场感的寻绎、归纳与展演，使魏晋清谈研究庶几可以告一段落。
此外，从历史角度研究《世说》也是一大主题。如林显庭等从宗教史、逯耀东等从政治史、张蓓蓓等从学术史、尤雅姿等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切入，多方位挖掘《世说》之于魏晋史学的独特价值，也都属于切实有益的文献学研究。
（二）《世说》文体学研究
《世说》文体学，实即目前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的“世说体”研究。其内容盖分两端：一是直接关乎《世说》之编撰体例、文体风格及形式美学的研究，一是对历代“世说体”续书仿作的研究。前一种研究，尤其是对《世说》分类学的研究，常常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傅锡壬便发表《<世说新语>四科对<论语>四科的因袭与嬗变》（1974）一文，认为《世说》首四篇为全书之“本体论”，后三十二篇乃“批评论”，并以为全书乃“就其德行，才能之优劣予以批判”，既有赞赏（自《方正》第五迄《宠礼》第二十二诸篇属之），又有贬斥（自《任诞》第二十三迄《仇隙》第三十六诸篇属之）。并指出《世说》书名“因袭《论语》”，“意即‘新论语’也”；“是故刘义庆世说之命题，不外二因：一为己以孔丘自居，故直袭《论语》之名为《世说》；一为己以刘向自居，故袭刘向佚书以为《世说》之名，二者必居其一。”[96]应该说，这些看法皆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对于解开《世说》编撰之谜深具启发意义，然笼统地认为《世说》之分类全以“孔门四科”为权舆，《世说》之思想乃《论语》所承载之儒家思想的延续和回响，则难免削足适履，抹杀了《世说》所体现的时代特色与文体价值。逯耀东则从“新个性类型”角度解读《世说》分类，认为“三十六篇是对不同新个性类型归纳的总结。上中下三篇的排列秩序，代表这些个性类型不同的发展与形成阶段……在中卷里所出现的人物个性的新类型，是从儒家理想人格类型转化出来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以儒家道德规范为依据。后来经过曹操有计划的摧残，以及魏晋之际的政治的变动，而使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彻底与儒家道德规范分离，另外形成《世说新语》下卷更多的新个性类型”。[97]这一论点虽有可议之处，但已然凸显了《世说》时代的新特色，因而值得肯定。
其后又有一些学者对《世说》文体进行探讨，如尤雅姿《<世说新语>散文之成就》（1989）、曾文樑《论<世说新语>分门体例研究》（1997）、张雅纶《论<世说新语>之体裁定位问题》（2000）等。此外，也有学者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世说》文体风格，如梅家玲的《世说新语的语言与叙事》（2004）一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1991）基础上增润而成的。其书比较成功地采用西方现代理论的视角与方法，如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联想轴”与“词序轴”为工具，切入对《世说》语言及叙事艺术的解析和赏鉴，试图用语言学较具科学性的一面，来探索《世说》文本蕴藏的形式美学的接受可能性。她对《世说》品赏语言的空间美学新探，以及对《世说》叙事艺术的结构性分析，都是《世说》文体学研究不容忽视的新颖尝试和重要成果。此后，林琇宽等人也撰写了以叙事学为切入点的学位论文，丰富了这一研究面向。
对“世说体”续仿作品的研究也是台湾学者较早涉足的领域，不少硕士学位论文围绕此一议题展开，如陈永瑢《<皇明世说新语>之研究》（1989）、蔡丽玲《从晚明“世说体”著作的流行论张岱的<快园道古>》（1992）、姚琪姝《“世说体”小说发展述论》（1995）、官廷森《晚明“世说体”著作研究》（1998）等。此外，也有一些专题论文直接与这一议题相关，如李焯然《<世说新语>与<焦氏类林>》（1992）、郑幸雅《召唤经典——何良俊<语林>对<世说新语>体裁的因创》（2009）、雷雅淳《明清之际世说体对<世说新语>的继承与转化》（2013）等。这与近年来大陆研究生的论文选题恰成呼应。随着“世说体”研究的日益自觉，这一课题还会不断深入与丰富。
（三）《世说》美学研究(https://www.daowen.com)
《世说》美学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世说》文本所体现的美学风格；二是《世说》所反映之时代的美学风尚与美学追求。前者属于形式美学，包括对分类、结构、语言风格及叙事艺术的探讨，在某些方面与文体学的研究发生联系；后者则属内容层面，主要是通过对具体材料的研究，发掘《世说》在美学史乃至艺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世说》美学在文艺美学、自然美学和人物美学三个方面都有阐释空间，相比对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关注较多的大陆学者，台湾学者则对人物品鉴或曰人物美学致意再三，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博士学位论文共有3篇，即张蓓蓓《汉晋人物品鉴研究》（1983）、徐丽珍《<世说新语>呈现之魏晋士人审美观研究》（1994）、赖丽蓉《魏晋人物品鉴研究》（1996）；硕士学位论文共计6篇，即朴敬姬《<世说新语>中人物品鉴之研究》（1982）、林志孟《<世说新语>人物考》（1983）、廖柏森《<世说新语>中人物美学之研究》（1987）、方碧玉《魏晋人物品评风尚探究——以<世说新语>为例》（1995）、吴惠玲《<世说新语>之人物美学研究》（1997）、赖文远《魏晋人物美学从<人物志>到<世说新语>的发展》（2002）等。台湾学者的魏晋人物美学研究发端早，成果丰，对于整个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都有草创之功。
此外，还有从其他角度研究美学的，如梅家玲《<世说新语>品鉴美学中的人与自然》（2000）和《<世说新语>品赏语言中的空间美学》（2001）二文，以及徐丽真《<世说新语>自然之美析论》（1995）、朴炫坤《论<世说新语>之人物美学的形体美》（2003）、王岫林《由<世说>中的人物品评看六朝嗜美之风》（2004）、刘玮如《谈<世说新语>的丑感美学》（2006）、陈旻志《文化人格的才性论：<人物志>与<世说新语>的才性美学系谱》（2006）、曾春海《<世说新语>中的对话美学》（2006）等文章，都有相当的问题意识和创新努力，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对《世说》美学的讨论。
（四）《世说》接受学研究
《世说》接受学是对《世说》传播接受研究的简括。与文学史和研究史不同的是，接受学的研究是以读者为中心，对文本的逆向研究，也即姚斯所谓“重新构造读者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接受和解释同一文本的历史过程”[98]，展现“读者”或“受众”在《世说》流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从整个《世说》研究来看，这一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不多，海峡两岸对比，台湾学者似乎又走在了前面。早在1975年，香港的《大成》杂志便发表了王方宇的《八大山人的<世说新语诗>》，结合《世说》文本，对朱耷的八首《世说》诗进行解析，可以说是《世说》接受学的发轫之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接受研究渐受学界重视，詹秀惠《<世说>·<晋书><韩寿偷香>与<莺莺传>·<西厢记>的传承关系》（1993）、李栖《宋初诗话与<世说新语>的关系》（1996）、子衿《思通千载，心仪手追——“世说”与“红楼梦”》（1998）、杨玉成《刘辰翁：阅读专家》（1999）、李佳玲《李慈铭批注<世说新语>研究》（台湾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郑幸雅《论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的文化意蕴》（2009）、刘家幸《平安朝和汉文学对<世说新语>之受容》（2014）等一系列论文相继出现。这说明，接受学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渐趋自觉，作为一种研究方向已日臻成熟。
（五）《世说》文化学研究
文化学的研究包罗万象，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都与广义的文化学相关。这里的《世说》文化学乃取其狭义，是对以《世说》为中心的文化研究的简括，举凡对《世说》时代文化生态的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的还原与再现，乃至对各种文艺概念、文化思潮、社会风气、士人心态及时代精神的研究等，大抵都在其列。同其他分支不同的是，《世说》文化学的边界比较模糊，形成区别的往往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不是结论而是视角，不是认识论而是方法论。在这一原则之下观照台湾的“世说学”研究，可以发现，从马森的《世说新语研究》（1959）开始，台湾学者就或多或少地带有此一研究意识。此后，詹秀惠《刘义庆<世说>杂文学分立观》（1988）着重分析了《世说·文学篇》所体现出的“纯文学”意识，既是文学批评的研究，也是文化流变的研究。比较有意识地从文化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世说》，尤雅姿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其专著《魏晋士人之思想与文化研究》（1998）大致属于文化学的研究进路。她对魏晋士人休闲活动以及幽默行为的论述及其深层意蕴的阐发，丰富了“世说学”的诠释空间。此外，运用西方的哲学理论及术语来解读《世说》的文化内涵，也成了尤雅姿的一大研究特色。其后，又有王妙纯博士学位论文《<世说新语>食衣住行娱乐疏解》（2010），陈逸如硕士学位论文《<世说新语>呈现之隐逸风气研究》（2005）等，尽管水准参差，借用“他山之石”时颇有“用力过猛”之虞，但其取径则有相通之处。
文化学的研究还与艺术学及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互通，如王丽秀《<世说新语·排调>之幽默性研究》（2008）、曾春海《竹林七贤与音乐——以阮咸、阮籍、嵇康为主轴》（2009）、杨金峰《从<世说新语·术解·荀勖善解>篇探述晋太始笛律》（2010）、张玲《行品与性品：<世说新语>及其文化叙事结构》（2006），都尝试从不同角度发掘《世说》的文化蕴涵，值得肯定。
更有意味的是，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学者们，尤其是女性学者们，都比较关注女性议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以《世说》为中心的魏晋女性研究。如梅家玲、谢佩慈、林美君、王妙纯、陈美惠、洪淑玲、刘爱龄、刘雪真、高月娟、曾怡菁等，都曾撰写过专论甚至是篇幅可观的学位论文，来探讨此一议题，形成了台湾“世说学”的一道风景。
（六）《世说》语言学研究
《世说》语言学研究可分为词汇训诂、语法和修辞三类，在台湾起步较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已初具规模。与大陆以对词汇的训解与考释为主不同的是，台湾学者在词法、语法和修辞方面更加注意，而且师承有自，线索宛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辈语言学家许世瑛为“世说学”贡献了数篇论文；七十年代，其高足詹秀惠《世说新语语法探究》（1973）继承乃师之研究理路，对《世说》中几乎所有的称代词、语气词、关系词、否定和疑问限制词的构词及造句形态进行了细致有效的分析，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她认为：“在语法学史上，它（《世说新语》）是属于中古初期中较富于口语化的著作，中古初期的语法，它上承上古语法，下启中古语法体系的建立，甚而为近代和现代语法的先声。因此，《世说新语》可说是一部汉语语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文献。”[99]詹秀惠的语法研究尽管只是一篇硕士论文，但其贡献不在今日的博士论文之下，为海峡两岸的《世说》语言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此后，对《世说》词法、句法、习语的考辨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吴忆兰、梁光华、谢奇懿、侯亮宇、张旭文、邹浚智、魏岫明等学者都有专文发表，李淑婷、方淑美甚至以《世说》的连绵词、介词为中心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
此外，《世说》语言学研究还涉及到修辞艺术的研究，这方面，台湾地区起步也比大陆为早，梅家玲、尤雅姿、何永清、陈秀香、吕雪贞都有论列，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