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贸易公司与明珠广场
在这部分写作之前，我想了很久，把新都贸易公司和明珠广场放在一起的逻辑性是否成立？
最终我还是为自己找到了理由。
明珠广场包括管委会办公楼、明珠大酒店、三幢公寓楼的一砖一瓦是新都贸易公司送过来的，而这一砖一瓦差不多都是赊账赊来的。明珠广场1993年规划，1994年立项，1995年全面动工，1996年完成土建，直到1998年才装修完工，前后用去了五年时间，要是在如今，也许只要5个月就建成了。
新都贸易公司跟明珠广场在一起绑了五年，它们是一种同进退、共存亡的关系，这样表述似乎有些夸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都贸易公司送不来水泥、钢筋，明珠广场的工地就不得不停工。它们用五年的时间共同见证了开发区最困难、最艰苦的建设岁月，它们是两个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人。
新都贸易公司最初是工业发展公司下属的公司，经开区1995（64）号文件将新都贸易公司独立单列，经理由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总公司聘任，实际就是由管委会直接领导。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开发区最早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公司。
自1994年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建材由新都贸易公司统一采购、配置，1995年（78）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建筑材料实行统一采购办法的通知》，明确规定开发区管委会投资建设的建筑、装修等相关材料一律由新都贸易公司采购。
1994年8月18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了《明珠广场施工组织计划》，工程处牵头、建设工程公司具体实施、工业发展公司所属的新都贸易公司供应材料，规划土地处负责征地拆迁，计划项目财务处筹钱，会议纪要中对明珠广场的定位是：“明珠广场开建是开发区建设进入第三阶段的标志，也是开发区第三产业启动的开始。”
围绕着开发区工业化这一总目标，第一阶段10公里框型大道为招商引资提供了道路，第二阶段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为入驻企业提供了生产平台，那么第三阶段的明珠广场建设则是为外资企业和外商生活提供配套服务。
明珠广场最初规划面积182亩，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方案几经调整，一期工程47000平方米率先启动。明珠广场由东南大学深圳设计分院的孟建民设计，设计思路偏向于欧式风格，至2001年广场北侧欧风街开街，整体的明珠广场体现了非常鲜明的西方格调。
管委会办公楼下面规划设计有咖啡厅、游泳池、健身房、酒吧等，后来建成后只保留了咖啡厅。明珠大酒店原来规划是两栋办公公寓楼，后来改建成五星级酒店。还有三幢住宅公寓楼是专门为进区外企和内企管理人员配备的，原先明珠广场的整体规划中还有写字楼、商场、银行、酒楼、音乐喷泉广场、网球场、高尔夫球练习场、保龄球馆等，是一个功能齐全的集金融、商务、政务、酒店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中心，也是开发区城市化建设的启动区。只是由于资金困难和项目变故，原先规划中的兆信大厦、繁华大厦、管委会综合大楼只建成了一个，最初“国际社区”的规划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尽管如此，五年后建成的明珠广场还是震动了合肥，成为合肥最具现代感的“十景”之一。
10公里框型大道和10万平方米厂房建设太快，快得让人难以置信；而明珠广场又建设得太慢，慢得让许多人失去了耐心。
建设工程单位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新都公司的建筑材料时断时续，干干停停，停停干干，工程进度就像老牛拉着一辆破车艰难地向前迈进。工程一拖再拖，说到底就两个字：没钱。好在明珠广场建设不像10万平方米厂房那样100天内必须交付，不交付，项目就落不了地。
开发区有一句名言：要是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那要你干什么？就是没有钱也要把事情干成。
在新都贸易公司，这句名言被细化为：给你一块钱，你必须干成三块钱的事。不然，要你干什么？
这句名言一直到2000年以后，才提得少了起来。
卢崇福跟我说起过这样一个细节，明珠广场开建前，看着管委会小平房里每天都有要钱讨债的人，他很不放心，悄悄地问计划项目财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周玉：“老弟，明珠广场工程不小，我们到底有多少钱？”
周玉嘴里咬着香烟，不说话。沉默了好半天，他在烟雾中先伸出两个手指：“老哥，不瞒你，这么多！”然后又竖起六个手指。
卢崇福说：“260万？”
周玉吐掉嘴里的烟头，皱着眉头：“减去一个零。26万！”
合肥市和开发区的地标性建筑明珠广场就是靠这26万撬动的。
新都贸易公司在开发区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不在于统一采购材料省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而在于没有钱却执行了统一采购材料的艰巨任务。他们把不可能做成的事做成了，他们也因此承受了别人根本承受不了的巨大压力。好多当年的新都人对我说：“新都贸易公司的经历，与其说是一种磨炼，还不如说是一种磨难！”
没钱，但有来头。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厅级单位，合肥市政府派驻机构，省政府批准的开发区，不是个体户，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商小贩，你去看看10公里干道，再看看到处建设的工地，我们还能赖你的账吗，我们实际上是代表合肥市政府来跟你们谈合作的。
新都贸易公司出去谈材料购销合同，口气很大，语气很从容。他们要坚定供货企业的信心，虽然合同是跟公司签的，实际上是跟政府合作。
红砖以郊区常青砖瓦厂为主，还有肥西、肥东、长丰的砖厂供货，买这些地方的红砖路途近、运输成本低、价格便宜。水泥用量最大，供货厂家也最多，东关水泥厂、巢湖水泥厂、淮南水泥厂、铁道水泥厂、庐江水泥厂、海螺水泥厂、凤阳水泥厂等十几家。钢材用量也很大，资金占用量很多，主要以马钢、合钢为主，还有首钢、武钢、济钢、宝钢等。
当时新都贸易公司主要是为开发区建设提供红砖、钢筋、水泥这“三材”，“三材”就像战场上的炮弹，没有这炮弹的保证，仗就打不下去了，或者说，仗就打失败了。
公司在明珠广场工地附近建了一个材料库，临时围了一个大院子，搭了几间工棚，卢崇福、黄小平和公司员工轮流值班看材料，这些钢筋、水泥是工程建设的命根子，那工棚的日子真不好受，夏天蚊子咬，冬天寒风吹，四周一片荒凉，“管好、分好、发好”是新都贸易公司的基本职责。
新都贸易公司经理黄小平至今仍心存感激的是，省金属公司（属省物资厅）和市政府帮了大忙，省金属公司担保，市政府开介绍信，黄小平带着30万块钱，从马钢调回了价值300多万元的1500吨钢材，相当于用1块钱干成了10块钱的事。
十几个车皮的钢材运到合肥火车站，再用几十辆汽车转运到开发区，货还没到明珠广场材料库，劳务纠纷提前到了，老百姓要卸货，说这是开发区政策规定的。红砖好卸，可螺纹钢要是人工卸载的话，只能一根一根地往下抬，三天三夜也卸不完，运输钢材的车队排到了十八岗，必须得借助铲车、吊车卸载。可你不让老百姓卸货，就得给钱，只得由黄小平打白条，夏可政审核签字，老百姓到财务上领钱，而租用铲车、吊车卸货的费用还一分不能少。
水泥本来就紧张，欠钱太多，水泥调不到，工地又不能停工待料。一天黄昏，杜平太找到黄小平，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停工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你采用什么办法，你今晚无论如何要把水泥运到工地，夜里12点之前给我电话，不然我一夜都不会睡着。”
黄小平领命后，立即借用刘自忠副主任的桑塔纳轿车，由奚连珍开车直奔巢湖东关水泥厂。到了东关，天色已暗，厂长、供销科长就拉着黄小平去饭店吃饭，黄小平说：“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是来调水泥的。”厂长说：“你要是表现好，今晚上就给你水泥。”
厂长在酒桌上说：“你们拖欠的货款太多，按说不能再给你水泥了，想要可以，十杯酒，一车水泥。”
一车水泥只有10吨，黄小平说：“这么喝，我喝死了，也不够呀！一杯一车！”
厂长和供销科长同意了，酒杯不小，一杯半两，看黄小平招架不住，奚连珍要帮黄小平代酒，厂长说代酒不行。
黄小平一口气喝了十二三杯，当喝到第十八杯时，他已经站不住了，厂长见黄小平脸色发白，头上直冒冷汗，被打动了：“你不用再喝了，今晚生产的水泥全给你！”
刘自忠还在工地等着，黄小平连夜赶回来时，工地上的水泥已经送来了，这时已是夜里12点多了，黄小平给杜平太打电话说：“水泥已经送到了。”杜平太说：“好，我放心了！”
黄小平放下电话，只觉得天旋地转，昏昏沉沉中，不知道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方向。
张仁斌在河海大学的第二学位学的是经济贸易，所以让他到新都贸易公司当业务员属于专业对口，只是他没学过如何空手套白狼，但到新都，你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由于欠下的货款太多，到1996年的时候，一般的水泥厂已经赊不到货了。铁道水泥厂在华东国际建材城有一个办事处，还没打过交道，这是一个新的目标。单身汉张仁斌晚上在仓库值班，饭后就散步到建材城，看到水泥厂办事处后，就进去了。张仁斌自报家门后，就跟他们大谈起了开发区光辉灿烂的明天，对方跟张仁斌说：“先绘蓝图，后谈水泥。”第二天，铁道水泥厂的副厂长就赶来洽谈了，准备签协议的时候，对方咬死货款100吨结算一次，新都坚持开发区用量很大，必须1000吨一结，最后敲定500吨一结。张仁斌说，水泥送到480吨，就不敢要了，因为到500吨就要付钱。没钱付。(https://www.daowen.com)
没办法，只好再换一家水泥厂，张仁斌说，铁道水泥厂副厂长因回款不力，后被调整到分管后勤去了。开发区发展不只是开发区人做出了奉献，许多与开发区合作的企业和个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是牺牲。
开发区第一代创业者们都知道，黄小平做新都贸易公司总经理那两年，逢年过节的主要任务就是躲债，过年就像是过“鬼门关”，管委会领导很能理解黄小平的苦楚，年关将近时就叫他带上老婆孩子到海南过春节，既是对他的奖赏，也是保护他出去避一避风头。黄小平婉言谢绝了，他说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过年时，他被讨债的人堵在了家门口，他的家已经被债主们锁定，他就递香烟，说好话，求债主放他一马。巢湖地区水泥厂因为新都拖欠100多万货款，而把黄小平送上了被告席。
黄小平是共产党员，但他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债主逼急了，逼得走投无路了，他就跑去找杜平太诉苦：“你要材料，又不给我钱，你让我怎么干？”
杜平太也有一肚子委屈，他说：“有钱谁都会干。市委给了我一张纸，一分钱也没给呀！”
明珠广场到1996年8月份的时候，土建已经基本完成，可管委会办公楼、公寓楼、明珠大酒店只是一个空壳。没钱装修，买不起装饰材料，开发区管委会只能有一点钱就投一点进去。本着“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建设思路，明珠广场建设办公室盯上了兆峰陶瓷，兆峰陶瓷欠开发区土地款和厂房代建工程款，于是就让兆峰陶瓷以瓷砖、抽水马桶、洗脸池等产品折价抵押欠款，园林绿化就由开发区公服公司去做，涵管等建材由建设工程公司的香馨公司提供，凡是开发区几大公司和所属公司能做的项目一律自己做。一是省钱，二是自己欠自己的钱总不至于封门当被告，肉烂在自家的锅里。
劳务纠纷是任何开发过程中的一项常规内容，几乎是建设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国都是如此，开发区当然不会例外。开发区建设一边是材料紧缺，一边是材料来了后劳务纠纷立即跟上。规划土地处负责劳务协调，处长夏可政就是灭火队员，他每天从一个工地赶到另一个工地，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1995年夏天一天下午，明珠广场工地上送来了10车水泥，十八岗做劳务的老百姓说天热，管委会定的卸货每吨4块钱太低了，要加价，论包计算，张荣耀苦口婆心地说开发区实在没钱，不行，处长夏可政来了也不行，老百姓指着头顶上毒辣的阳光，说：“你们下，要是你们下，我们就不要钱了！”
憋了一肚子气的张荣耀和谢涛、王朝阳等几个年轻人说：“下就下！”于是，夏可政在车上搬水泥，张荣耀、谢涛、王朝阳在车下扛，扛了一个多小时，老百姓见两个小年轻毫不示弱，就又接着起哄：“你们要是一人扛两包，连续扛十次，我们真的一分钱不要了！”因为劳务纠纷已经形成惯例，老百姓即使不做劳务，只要在自己的地盘上，也得给他们一半的劳务费。
身高马大的张荣耀对稍显单薄的王朝阳说，“朝阳，你不要扛了，我一个人扛20趟！”
从下午5点下到晚上7点，80多吨水泥卸掉了30吨，其余的让施工单位卸了。张荣耀晚上到劳服公司开的繁华大酒店洗澡，天太热，头上的汗水将水泥和头发凝结在了一起，洗澡后还是掰不开，女友彭桂贞就一根一根地慢慢掰开。有的年轻人实在掰不开被水泥凝固的头发，就用剪刀剪掉头发。
十八岗的老百姓离合肥近，是“见过大世面”的，但他们还是被开发区的年轻人震住了，他们私下里议论着：“这么厉害，像是从少林寺招来的。”因为诸如此类卸水泥的事不止一次，有时夜里送货到工地，深更半夜根本叫不来老百姓，叫不齐又不愿干，所以夜里新都贸易公司和规土处自己扛水泥下货的事很平常，夏可政、黄小平、张荣耀、张仁斌、谢涛、王朝阳等人卸水泥的功夫一点都不亚于老百姓，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来开发区工作就应该扛水泥。
老百姓所有的劳务纠纷都与开发的利益相关，还有就是肥西这一带的农民太穷，他们失地后一点自我造血的功能都没有，干劳务实际上只是想保证温饱，靠扛水泥、卸红砖肯定是发不了财的，他们有时候的刁难更多的是基于贫穷和生存的压力。所以管委会发生劳务纠纷时，只要不是太过分，管委会大多数时候是妥协。当然，老百姓本质善良，有时也会让他们动起恻隐之心，一次凤阳水泥送到了明珠大酒店工地，老百姓要现钱，不给就不卸货，驾驶员急着要回去拉后面的货，就逼着张仁斌赶紧处理，走投无路的张仁斌动情地对老百姓说：“我也是农村来的，你们就是我的叔叔婶婶或是兄弟姐妹，假如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兄弟在外面工作遇到这种事，怎么办？你们能不帮忙吗？我保证，明天就向领导报告，把欠你们的钱要回来，求你们现在帮我一个忙！”老百姓见张仁斌说得言辞恳切、情绪激动，就纷纷站起身，将水泥卸了。但此后一个月还是没结清劳务费，开发区实在太困难了，规划土地处处长夏可政负责在白条上审核签字。
那时候，开发区的白条满天飞。
明珠广场项目建设开始是由建设工程公司负责的，由于规划复杂，工程量大，建设战线长，管委会专门成立了明珠广场建设办公室，杜平太任办公室主任，姚峰、张义权任副主任，姚峰负责规划设计，张义权负责工程建设。
张义权在说起明珠广场建设时，脸上的表情已经很平静了，但在说到工程建设被卡住脖子时，仍抑制不住地涨红了脸，好像又回到了那举步维艰的施工现场。
明珠广场建设办公室先从市区的新城社会化公司抽来了何建埠等四人，从建设公司抽来了董积平，1996年又抽调来宁波、刘晓婕、张红环。他们是一帮干工程和做设计的好手，可到明珠广场工地，立即陷入了巨大的困顿和无能为力之中，有力使不上，或者说发出去的力像是拳头打向了空气。
建设中没钱要去协调，协调就是求人，就是说好话，可好话不当钱花，协调异常艰难而痛苦。管委会办公楼由省水安公司承建，明珠大酒店由省三建施工，三栋公寓楼则由肥西水安、郊区建设公司、皖江建设公司等几家分包。省三建工程量大，欠的工程款也多，1996年正月初六，张义权和董积平拎着烟酒给省三建老总拜年，老总窝了一肚子火，把张义权和董积平骂了个狗血喷头：“你们开发区不按合同办事，害得我连年都过不下去，你们简直就是骗子！”两个二十郎当岁小青年拎着烟酒灰溜溜地逃了出来。
省三建老总跟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薛典伦是朋友，后来由薛书记出面请老总吃饭，好话说尽，总算在正月二十五复工了。
我与管委会很多创业者们聊起在酒桌上协调建设的事，他们都说，那是一种不想喝也得喝的酒，喝下去的酒，就像喝药一样，痛苦不堪。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表述，但心情大体上是不好受的。没有钱，有酒。很多矛盾和危机是在酒桌上解决的，所以，中国人喝酒不是因为对酒精的迷恋，而是酒精里面所象征的人情、面子、尊重、友好、义气等等传统文化内涵，所以称之为“酒文化”。
工程协调比劳务协调要难得多，关系和情面也不是永久的护身符。明珠国际大酒店门前做铺装，欠的钱太多，省三建坚决不干了，张义权找到了肥西县水安公司来干，小公司干这么大的工程是相当兴奋的，带资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前后工程款100多万。到1996年春节时，肥西建安公司老板找张义权要钱，张义权找管委会，管委会的门都被上门要债的堵死了，到哪儿要到钱去？张义权对要钱过年的小老板说，实在没办法，肥西水安那位30多岁的工头，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他抹着眼泪鼻涕诉说着：“那么多兄弟，干了大半年，你一分钱不给，过不了年呀！”张义权看到他的头发在冬天的寒风中就像一蓬稻草，心里很难受，他回到家，把家里仅有的5000块钱拿了出来，给他回去发给农民工过年。
年关来管委会要钱，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有吵的，有缠的，有哭的，有闹的；有要不到钱就不走的，有堵办公室门的，还有堵家门的，有打官司的，还有打人的，最过分的莫过于河南某地方法院开着警车、带着枪来封管委会的门和车。
时隔二十多年，说起那次惊心动魄的管委会尊严保卫战，许多人依然表现出异常激动的情绪。事情很简单，管委会将兆峰陶瓷的建设任务总承包给合肥湖滨建筑公司，湖滨建筑公司又将工程分包一部分给了河南某地的施工队，实际上是河南施工队与湖滨公司的工程款纠纷，与管委会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管委会给湖滨的钱没有完全结清，所以河南施工队起诉至法院，管委会就有了连带关系。
当时管委会有四五个人被送进了医院，徐险峰也受伤了，她身上很疼，疼得站不起来。
管委会领导赶到后，党工委副书记薛典伦跟河南某地方法院便衣在小平房会议室谈判，党工委书记张维端跟周玉一起到市中院汇报，请求市中院出面。
事情在市中院的干预下化解了。但这件事给管委会创业者们造成的刺激和影响是深远的。它至少有以下两点启示：一是管委会是一个大家庭，遇到了事，全家齐心协力一起上；二是没有强大的实力，不仅捍卫不了自己的尊严，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安全。
新都贸易公司采取“全面撒网、多点捞鱼”的战术采购建筑材料，如果遇到有供货商突然断货，则会在“全面撒网”的铺垫下，收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和“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奇效，以确保建设工地不轻易停工，谁都知道，停工的损失是惨重的。而在工程款结算上，1994（107）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印发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总公司内部银行章程的通知》。开发区自己办了一个内部银行，要求所有的项目单位必须在开发区“内部银行”开户，工程款先由“内部银行”开具信用凭证，拿到信用凭证就相当于开发区已经跟项目单位把钱结清了，如果项目单位真的需要钱，再由内部银行开具可以实际提款的银行兑换支票，然后到银行取钱。所以“内部银行”开具的信用凭证实际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当年参与“内部银行”业务的骆强说：“‘内部银行’打的是‘时间差’，项目单位拿了信用凭证要变现，就得多一道手续，换成真实的银行支票，拿了支票再到市里去变现，路程远、时间紧，如果再遇到双休日、节假日，这就为开发区资金周转赢得了时间；‘内部银行’的信用凭证不像工地上劳务开具的白条经常兑不了现，内部银行的信用凭证只要变现，随时兑付。由于信用度高，一些施工单位不等着急用的钱就存在了内部银行。”
管委会“内部银行”最多时开户数多达80多家，为缓解管委会资金压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被逼出来的创新，也可以说是绝路上的绝招。
在管委会揭不开锅的日子里，管委会全体职工把家里的钱掏出来，集资渡难关，从领导到职工无一例外。1994年晨龙加油站集资30万；1995年开发区劳动服务公司向管委会干部职工每人集资2500元，共102人，筹建资金255000元，这笔钱用于市土地开发总公司转让的香馨公司股份3.6万美元。有些职工家属见这么大的开发区还要向职工借钱，再加上外界对管委会的质疑一直不断，一些家庭不宽裕的职工家属就不愿拿钱集资，一些职工只好动用自己的私房钱集资，没有私房钱的，就向同学、朋友、父母借钱来交集资款。
其实，也不完全是靠26万块钱撬动明珠广场亿万工程的，1994年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担保，交行给管委会贷了1500万，这钱相当于从太平洋保险公司拆借的。1996年，经省人民银行批准，管委会以工业发展公司名义发行了3000万一年期企业债券，由市信托投资公司面向合肥市民销售，债券发得很快，可一年后，钱花完了，连本带息一分钱还不起，明珠广场还没建好，装修工程断断续续，经常停工。当初市信托就不愿承销，计财处副处长周玉在市信托老总家软磨硬泡，周玉说：“好话说尽，老总还是不答应，天下雪了，我赖在他家不走。”后来总算答应了。承销的风险很大，到期不能还本付息，老百姓会把信托砸烂的，一年后市信托业务人员到管委会来要求兑现债券，见要钱无望，就说周玉是个骗子。
1996年底，明珠广场的土建已完工，四面楚歌的新都贸易公司撤销，业务及债务并入了建设公司，由建设发展公司总经理祖朝兴负责善后，黄小平又回到了工业发展公司。黄小平说当新都贸易公司总经理两年相当于过了二十年，管委会只给了他1500万，新都贸易公司搞回来了4500万的材料。新都贸易公司终于做到了“花一块钱办三块钱事”的奇迹。
明珠广场装修阶段，对核心区的音乐喷泉广场，管委会提出了“十个起来”，“音乐响起来，喷泉喷起来，旗子飘起来，鸽子飞起来，钟声响起来，广场绿起来，旗杆竖起来……”
明珠广场建成后，接待了多位党和国家政要和许多外宾、企业界精英。不仅是合肥市的接待经常安排到这里，省里的重要接待也安排在这里。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谜语》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后来我在封二扉页里，看到了作者简介前附的照片就是以明珠广场为背景的一张照片，时间是1998年，那时候，我与管委会还没有任何关系。
明珠广场是当时的“合肥十景”之一。“合肥十景”是一种广告式的认同，这里真正的意义是体现了合肥的现代意识、展示了合肥的开放意志。古朴庄重的欧式建筑与浪漫优雅的西方情调在这里和谐统一，坐在咖啡厅里，品尝着香气四溢的原味咖啡，看落地窗外的广场上鲜花锦簇、绿草如茵，数十米高的喷泉随着音乐的节奏在跳跃，数百只鸽子在蓝天下飞翔，如同置身于欧洲大陆的某一个地方。当年这是一种在合肥找不到的感觉，也是在安徽体验不到的感觉。
咖啡厅是开发区一个重要的历史记忆，许多项目是在咖啡厅里洽谈落实的，许多领导人是通过咖啡厅认识开发区的，许多参观者是在咖啡厅记住开发区的。
在2000年前后，省、市实际上是把明珠广场当作“新合肥”的形象窗口对外介绍的。
然而，对于管委会来说，更多的是实用性的意义和价值，管委会有了一条龙服务外商的行政中心，接待外商有了合肥第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安置中外资企业的高管和员工有了设施配套齐全的公寓楼，服务外商有了餐饮、咖啡厅、保龄球馆、银行、超市……
开发区的服务业从这里迈出了最炫酷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