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一个身份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初的定位是“国家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就像“国家级运动员”一样，是身份，也是实力。对于建设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合肥”来说，这是一个金字招牌，是一张闪光名片。有了这张招牌和名片，不仅可以提升招商引资的吸引力，而且可以堵住合肥市上下反对和质疑的嘴，更重要的是，在招牌和名片背后，是一系列的国家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
当年对于缺少区位优势的内陆城市合肥来说，国家级开发区的招牌，举足轻重。
所以，把牌子扛回来，一开始就是开发区跟招商引资同等重要的工作目标。
虽重要，但大家没想到这会比招商引资难。申报国家级开发区，政策允许，申报材料1992年底就由省政府上报到了国务院特区办，这本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或者说只是一个履行手续的工作程序，开发区却像经历了一次万里长征。
经开区在二十埠拉开建设序幕后，我查阅到管委会每次会议记录中，几乎都要提到把国家级开发区的牌子扛回来，会议中用了“拿牌子”这一通俗的说法。拿牌子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而是“争取今年下半年拿牌子”“明年上半年把牌子拿回来”之类即时性的表述，这说明当初对拿牌子虽心情迫切，但并没有太多的担忧。
1993年风云突变，6月份开始，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抑制开发区热”，但大家想到的应该是抑制市、县、区、乡盲目圈地的开发区，哪会抑制国家级开发区呢？全国总共才三十几家，待批的也就那么十来家，国务院特区办点过头要批的，这个身份肯定是要给的。至少在1993年上半年，开发区对“拿牌子”是相当乐观的，认为开一个身份证明过来就行了。
然而，就是这份身份证明，让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苦苦煎熬了八年。为了拿到“户口本”，创业初期，根基脆弱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之耗尽了心血。今天记录下这段历史，是想还原开发区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韧性与搏击，以及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斗志与努力。1995年被列入全国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终于迈进了国家级行列。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是一种理性的思路；而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却常常是一种无奈的现实。
宏观调控就像下了一剂猛药，1993年下半年，全国急剧升温的房地产业几乎遭遇灭顶，开发区卖不了地，招不到商，修不成路。
在1993年10月20日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梁建银旗帜鲜明地指出：“特事特办，就目前来说，要做到低潮不低，相关部门必须坚定信心，没有这一点，什么事都办不成。”
框型大道已经建好，势子已经拉开，开弓没有回头箭！
年底，开发区管委会一班人在分析了形势后，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开发区必须顶着困难向前冲，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停顿的前提下，一边加大力度招商，一边抓紧拿国家级的牌子。1994年2月14日，管委会主任办公会上，杜平太在部署全年工作时，第一条就是：“九四年要把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牌子扛回来”。
这个时候，国家级的牌子不只是一个身份证，也是一个护身符。
刚刚诞生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1993年11月10日，“合肥市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听取了杜平太的工作汇报，会议形成的文字纪要中确定：“开发区管委会要和市政府办公厅配合，抓紧与国务院特区办联系，争取在1994年得到国家批准，必要时可请省市领导帮助。”
形势严峻，市政府也急了。
当然，最急的是开发区管委会，虽然有市政府支持，可具体工作得由自己去做。怎么做？一个人都不认识，国务院特区办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
要想批“国家级开发区”，得先在国务院特区办挂上号，得想尽办法把自己推销出去。内陆省会城市已经报了十二个，还有陆续要申报的，风声吃紧，必须主动出击，争取理解，获得支持，抢占先机。
跑特区办由开发区一把手杜平太挂帅，副市长邵林生督阵，管委会主任助理李平突前，管委会计划项目财务处处长助理曹文林协助，这四人类似于一个国家为举办奥运会而组建的“申奥”团队，他们为申请国家级开发区而开始了艰难的长途跋涉。
凭什么推销自己，靠什么来引起关注？1993年底的开发区拿得出手的只有10.8公里的框型大道，还有一张9.8平方公里的起步区规划图，除此之外，就只有麦田、菜地和低矮的农舍了。
1993年10月，李平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有关开发区发展方向的研讨会，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抑制过热的开发区，开发区怎么走就成了这次会议的一个令人焦虑的议题。李平对这个议题没有太多的兴趣，她的任务是在会上跟国务院特区办接上头，挂上钩。李平很能干，她热情而又有亲和力，容易与人相处，带着管委会的重托，她不负众望，在会上认识了刘安东司长、刘培祥副司长、连启华处长。
李平第一次跟省外资办程利民主任去国务院特区办的时候，就像推销化妆品或保健品的推销员，挨个地敲每个办公室的门，递上名片，自报家门，强行认识。她摊开9.8平方公里的规划图给特区办的人看，态度诚恳地说：“我们已经启动了，10公里的框型大道都修好了，香港兆峰陶瓷、印尼轮胎、日立建机，几个外资大项目，马上就要来了。”李平语速很快，特区办的人听得一脸迷茫，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合肥还有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但看着李平迫不及待推销的神情，他们在心里先记住了李平，然后就记住了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要把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推销出去，除了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要让有关部门和领导来看看，“看看”的官方表述叫“视察”，实地视察，加深印象，最终是寻求支持。大家都这么做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也不能例外。
1993年年底时候，在省市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努力下，国务院特区办的曹司长终于来到了合肥经开区视察。合肥市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高度重视，市长、管委会领导陪同视察后在小平房会议室座谈，邵林生、杜平太分别汇报。我查了一下汇报会的记录，尽管当时被讨债者围追堵截的管委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但两人在汇报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危机感，他们汇报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不等不靠，外向型企业马上就开工，他们要给国务院特区办以信心和勇气，顺便想露两手相当脆弱的实力。最终表达的意思是：“成立国家级开发区，我们亟待国务院领导批准。”
曹司长在听取汇报后，头脑似乎比较冷静，他按惯例先对合肥经开区进行了肯定，起步区较大，路修得很气派，建设的热情很高，干劲很大，但他同时尖锐地指出：“你们现在的开发区内没有东西，就是形象还没有树立起来。”“我感到这边的开发意识、服务意识还不够。”应该说，曹司长的话虽有些刺耳，却是真实的，因为他没说假话。曹司长说批开发区是国务院特区办经办，国务院批准，1994年有希望，但别等，每个省都要上一个国家级开发区，而宏观调控的大环境致使国务院不可能一下子批这么多开发区，所以，牌子迟早是要给的，你们先干起来。“江苏昆山开发区就是先干后批的，你们先干成气候！”曹司长透露已上报了十二个国家级开发区到国务院了，过了年还要报一批，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曹司长建议开发区跟特区办的开发地区司加强联系和沟通，因为报批意见由开发地区司拿。
虽说曹司长要求开发区先干起来再说，可合肥不是昆山，不沿江，不靠海，绿皮火车从上海开过来要八九个小时，没有国家级的牌子，没有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土地政策、资金政策，谁愿意来投资？拿牌子也像基础设施建设一样不等不靠，必须主动出击。李平在10月份的会议上已经认识了开发地区司司长刘安东，所以管委会决定立即把刘司长请到合肥来，让他走走看看，加深了解，寻求开发地区司的支持。此时已是腊月二十五了，全国人民都在忙着过年了，杜平太没心思过年，他给李平下达了一项任务：“年前必须把刘安东司长请来看开发区，请不来就不要回来过年！”
李平的安庆口音很重，“东”和“灯”是一个口音，刘安东司长家住东四东口灯草胡同，她一路问“灯四灯口灯草胡同”在哪里，谁也听不懂，直摇头。李平在北京大街上呼啸的西北风中急得头上直冒汗。
直到晚上9点多钟，李平才敲开了刘司长家四合院的门，因为已经认识，刘司长在客厅里热情接待了李平，可当李平说到请刘司长来合肥开发区看看，刘司长表示为难，一是马上就过年了，时间来不及；二是年底事也多，走不开；三是年关交通不便。每一条理由都是事实，毫无托词。但李平软磨硬泡，耗在他家客厅不走，她恳求刘司长：“就算同情同情我吧，你不去，我就不能回家过年。”
刘安东司长被李平的真诚和决绝打动，终于答应来合肥经开区视察指导工作。
李平连夜去订票，可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大雪纷纷扬扬，许多机场和航班不能按时起飞。买到合肥的机票，由于航班取消，退票，改买上海，上海票买好后，说合肥航线又通了，再退，刚买到合肥的票，又说机场封了；改签南京。腊月二十六到南京的是小飞机“运七”，别称“空中拖拉机”，一路颠簸，落地后，李平一出舱门就吐了。
邵林生副市长和杜平太主任在南京机场迎接。
刘安东司长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看了一天，腊月二十八回北京。通过实地察看和调研，他对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印象特别好，不是因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多少大项目，而是开发区的创业激情、执着的信念、超前的理念深深感染并打动了刘安东。此后，国务院特区办对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看一眼，报批“国家级开发区”排名优先。后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被特邀参加1994年“9·8厦门招商会”，1995年跻身全国开发区体改试点行列，这是管委会与国务院特区办的深度沟通以及管委会上下的努力是截然分不开的。(https://www.daowen.com)
钟咏三市长、邵林生副市长参加了在管委会小平房进行的汇报座谈，大雪天赶来的刘安东司长在听了汇报后的发言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说：“这个开发区场面大、观念新、后劲足，我要是外商，我也愿意来投资。”这是他在看了开发区工业布局的模型后发表的感慨，钟咏三、邵林生、杜平太汇报了兆峰陶瓷、日立建机、新加坡佳安轮胎、华东国际建材城等几个项目，刘安东听了后很兴奋，说：“你们把真正好的项目集中放在一起，外商看了后形象要好一些，上海浦东就是把后劲足的项目放到新区去，26个月发展速度赶上人家好几年的。”刘安东又给开发区出招说：“开发区硬件不足软件补，软环境上你们再下下功夫。”
接待刘安东司长。就餐也是安排在管委会小平房食堂餐厅，开发区以自己的朴素、节俭、热情、真诚感化着每一个来参观视察的中央部委办、省、市领导及中外投资商。小平房餐厅成为开发区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对外形象窗口，它让所有来宾感受到了在麦田里、在乡村里的合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梦想，只要不是铁石心肠，一般的来宾都会被感动。刘安东和杜平太很投缘，他们都喜欢聊天，喜欢音乐，他们在一起谈中国的现代化走向，谈雅尼的音乐，谈雅尼紫禁城音乐会上演奏的《追梦》，甚至还谈到了家庭。杜平太说：“我们现在求人办事，求人投资，无论能不能做成，都要把人家当朋友待，广交朋友，以诚待人，这是不会错的！”
那天，钟咏三在汇报会的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话：“非常感谢刘司长来视察，当国家政策允许的时候，请你给我们拉一拉。刘司长对我们很关心，我认为这里的工作是名列前茅的。”钟咏三说的拉一拉，就是指报批“国家级开发区”。钟咏三邀请刘司长1994年10月份再过来看看。
钟咏三这么说是有数的，他觉得10月份兆峰陶瓷、华东国际建材城、佳安轮胎、日立建机应该部分建成、部分正在动工了。人家相信了他们的“纸上谈兵”的项目与规划，从信用的角度来说，钟咏三说：“我们不能骗人。”
“9·8厦门招商会”是“福建省投资贸易洽谈会”的简称，自1987年起每年9月8日至12日在厦门经济特区举行，这是一个对外招商和贸易合作的平台，影响力大，号召力强，辐射面广。1994年的招商会，国务院特区办和中国开发区协会组织45家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组团参加。因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在国务院待批，且特区办认为它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快，于是，国务院特区办特别致函，邀请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参加此次招商会。
这是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次以准国家级开发区的身份参加这么隆重盛大的全国性、国际化的招商活动。应该说，接到国务院特区办邀请函的时候，开发区上下首先感到荣幸，其次感到有压力。开发区管委会为此成立了“9·8厦门洽谈会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杜平太任组长，梁建银任副组长，李平任常务副组长。目标很明确，以推销和宣传合肥经济开发区为核心任务，让一万多位来宾和两千多位外商了解开发区，认识开发区；上下左右广交朋友，项目招商尽力而为。
开发区管委会当时还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像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出场，第一次亮相，必须惊艳，挤进招商会现场很不容易，不能让特区办失望，招商会只能成功，不能丢丑。
不仅如此，在“9·8厦门招商会”上，开发区得想办法闪亮登场，投资指南、招商项目册、录像介绍、模型与图片展示之类，大家都这么准备的，千篇一律，没有特点和特色。开发区管委会在苦苦思索的时候，灵光乍现，豁然开朗：用“可明丽”灯箱布展。
工业发展总公司和外商合资的“可明丽”喷绘技术，在全国仅此一家，它将风景、图片、规划图通过微机扫描喷绘到塑料布上，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画面艳丽，管委会决定用喷绘3米×3米，共9平方米的巨型灯箱展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形象。灯箱上有骆岗机场、繁华大道、桃花50万伏变电所、第五水厂这些投资企业极其关注的基础配套设施。管委会副主任梁建银在甘肃当农技员时学过木匠、油漆工，灯箱的设计就由他亲自来做了。
当时开发区跟“可明丽”刚刚开始合作，喷塑设备在美国还没引进来。“9·8厦门招商会”的喷画是在台湾喷塑的，带回来进海关的时候，海关不让进来，国内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海关人员打开检查时看了又看，经反复解释，才放行。
灯箱做好了后，骨架、材料、配件要运过去，还有许多资料要运，管委会派出一部中巴车送往厦门，开发区招商小组七人连同司机共九人随着灯箱散件一起上路了。带队的是管委会副主任梁建银，同行的有廖津民、曹文林、张荣耀、张露、贾佳、王金继，司机周邦华、赵仕荣。
车过杭州，通往福州的104国道全线大修，一路上坑坑洼洼、沙石横飞，车子开开停停，堵车最多时有三四个小时，车子堵了几公里长，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路上连饭都没得吃，为了赶在9月6日到厦门布展，梁建银决定，一路不住旅馆、不睡觉、不停车，两个司机24小时连轴转。鉴于路途遥远，路上可能出现各种情况，梁建银要求女性坐在车后面，年轻的小伙子张荣耀、王金继坐在前排。下午1点钟，面包车终于到达了一个小镇，一路上没吃的，大家已经吃了几十斤水果，实在受不了了，于是在小镇上路边一家小饭店停车吃饭，吃的什么菜已经忘了，但大家至今都记得饿极了的张荣耀一口气吃了八碗饭，满满一高压锅的饭没一会工夫就被一车人吃光了。老板娘看着这几个人狼吞虎咽，很是震惊，得知他们是赶往厦门参加招商会的，老板娘就又煮了一锅饭。
车子经过三天三夜颠簸才赶到厦门，这时已是9月7日凌晨了，第二天就要开展了。当车子驶入厦门市区，看到满眼灿烂的厦门灯火，每个人都很激动，那一刻，他们真的有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根本没时间恢复，天一亮，大家就直奔招商会现场布展，梁建银带着大家用锤子、钳子、扳子自己动手组装宣传灯箱。曹文林跟特区办已经比较熟了，因感念于特邀参会，曹文林跑到会务组主动请求帮忙打杂：“给点事让我们做吧！”特区办人手不够，正忙得喘不过气来，见有主动来帮忙的，很是激动，于是将复印材料的工作交给了曹文林和张露。曹文林和张露两人复印到夜里三四点钟，终于将大会材料复印完了，他们不知道复印了多少份，只知道材料堆起来有一米多高，复印机滚烫。回到房间时，天已快亮了，张露说她倒在床上就爬不起来了，一路上颠簸，腿都肿得不成样子了，一按一个坑，好久都恢复不了。
帮忙复印材料这件事，在国务院特区办那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分。
1994年9月8日，招商会正式开始，10000多位来宾，2000多位外商，可谓盛况空前。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展区9平方米的巨型灯箱一开电源，顿时光芒四射、辉煌灿烂、惊心动魄，全场为之轰动，因为所有参展人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宣传灯箱。“哪儿弄来的？太气派了！”梁建银他们会给围观的客人解释，这是美国的技术，项目已经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欢迎去参观指导。人们记住了灯箱，也记住了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当别人用传统的照片和宣传画册推销自己的时候，开发区用高科技喷绘灯箱给“9·8厦门招商会”带来一份非同寻常的惊讶。惊讶是一种表情，惊讶也可以是一种态度，一种刻骨铭心的态度。国务院特区办开放地区司刘培祥副司长是这样表述他的惊讶的：“合肥开发区虽然不是国家级，但最亮，最耀眼，比广州、杭州都要亮。”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参加这样的会没有经验，也没人指点，大家凭着一股热情，一股冲动，不遗余力地推销开发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人们记住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向人们宣布：我们来了！
有的人在分发宣传材料和区徽纪念章，有的人在介绍灯箱上显现开发区的优势，有的人在展区播放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题录像片《走向繁华》。招商会反正也没有规定套路，见到人就上前招呼，见到人就递材料，梁建银亲自介绍，张荣耀也在介绍，王金继忙着照相。张露是安大外语系毕业的，她见到外国人就拉住不放，用英语介绍合肥开发区。曹文林在日本进修过一年，遇到日本客商，他就壮着胆子用日语宣传介绍开发区。廖津民背着一个大帆布包，见人就发材料和纪念章，看上去就像一个小贩。5天招商会期间，合肥开发区的展室制作被公认为上乘之作，开发区招商小组发放投资指南3000册、项目汇总表2000多册、宣传品1500份，通过展览会、酒会发布会等多种形式，结识了国外客商300多人。当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副主任赵云栋来到合肥开发区展位参观时，邵林生副市长代表市政府邀请两位领导来合肥考察指导开发区工作，两位领导欣然接受，后来胡平真的就来了。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的主动出击给国务院特区办和参展来宾留下了深刻印象。广东大亚湾开发区管委会的一位副主任见张露非常勇敢而主动，就想挖她过去：“你到我们这来，我们给你高职高薪，那比在合肥要强得多。”张露说自己从没想过离开合肥的开发区。
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在接见合肥、济南、九江、贵阳四市领导时，特别提道：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虽起步晚，但规划好、建设快，你们的“招牌”一定会给的，估计明年上半年批是有希望的，特区办回去抓紧落实，你们特别要把一些大项目建设好。
胡平对这次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亮相非常满意，尤其被开发区的锐意进取和舍我其谁的意志所打动，他的讲话和特区办司、处级干部对合肥开发区的高度评价，使所有人都非常兴奋，他们觉得国家级的牌子基本上已是唾手可得了，乐观的情绪相互传染，大家觉得开发区大有希望。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没有人们想象和感受的那般乐观，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没有消除，经济过热的发作期也没有完全过去，国家对开发区热的抑制才刚刚开始，虽没有明确说要抑制国家级开发区，但在全面抑制的大环境下，国家级开发区还是一个没批。
1995年春节刚过，大年初四，新年上班的第一天（当时过年只有三天假），邵林生、杜平太、曹文林三人去国务院特区办汇报工作，新年第一天就来，显然既是汇报工作，也是来拜年。他们初四一早赶到特区办时，特区办正在开全体干部职工会，工作人员要邵林生、杜平太、曹文林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等了好长时间，会议还没结束，在小房间里的邵林生问曹文林：“我有多少名片？”曹文林说：“还有一沓呢。”邵林生拉着曹文林说：“走，我们进去！”
邵林生闯进会议室的时候，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正在讲话，邵林生贸然闯入，让所有人一脸惊讶，他跟胡平主任在厦门会上已经熟悉了，所以进门就先向胡平问好，然后声情并茂地站着对下面的特区办全体干部职工说：我是安徽省合肥市副市长邵林生，今天来没有其他意思，就是给各位拜年来了，我们合肥是内陆省会城市，经济落后、城市很小，我们想搞工业化、现代化，想把合肥和安徽建设得强大起来，但我们没有资金、没有政策、没有区位优势，如果没有国务院特区办的支持，没有在座的各位给我们帮助，我们空有满腔热情，有力也使不上。所以今天我既是来拜年的，也是来求援的，希望各位拉我们合肥一把，你们的帮助，我们会终生铭记在心，你们的支持将会化作我们在困难中勇敢挺进的动力。在这里，我代表合肥市80万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你们到合肥做客！谢谢各位！
曹文林在邵林生演讲时给所有人分发名片，邵林生的即兴演讲不到五分钟，但会场上反响非常强烈，在邵林生离开的时候，全体人员起立，热烈鼓掌，特区办所有人都被合肥的这种强烈的发展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斗志感染了。
许多年后，我在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追问他们为什么要冒失地闯入国家部委办的会场？他们的解释是，新年第一天的会基本上是务虚会，以拜年的名义闯入会场不会引起太大的反感。更重要的是，邵林生想要让特区办每一个人都知道，为了合肥的发展，为了一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名分，合肥市政府和合肥开发区不顾一切，豁出去了，而特区办的人后来对会场出现的这一意外也很是兴奋，他们在记住了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同时，深有感触地说：“没想到合肥的观念非常开放。”
此后，国务院特区办各个部门都对合肥开发区刮目相看，给合肥开发区以最大的支持和最多的帮助。
1995年，国务院特区办准备先批4至7个国家级开发区，合肥位列其中。《参考消息》上透露了这一消息，全国一下子炸锅了，每个内陆省会城市都要一个国家级开发区，都来争取，此事不好平衡，就停下了。
一直到2000年，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才获得国务院的批准，这时候，许多优惠政策已经没有了，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已经渡过难关，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2000年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是一块黄金招牌。
2000年春天，十八岗合安公路的上空，竖起了一个巨型的横幅标牌，蓝底白字，每个字比装正大饲料的麻袋还要大，上面醒目地提示：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欢迎您！
看到这块牌子的人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因此，以上文字记录对于一段无法省略的历史来说就显得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