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齐下：建设与安置
开发区是干工业化的，招商引资当然是重中之重。为招商引资打造一个稳定而和谐的投资环境当是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保证。
1997年底，这个稳定而和谐的投资环境，在开发区的政策和观念这一层面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移交过来的3万多农民问题，引进项目，干工业化，要征人家土地。开发区建区之初就提出：“人人都是投资环境”。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开发区的招商引资的环境就得不到保证，其他先发地区已经提供了足够多惨痛的教训。
解决农民问题，首先是给房子住，给饭吃。
所以，开发区当前最大的一项工程不是全员招商，而是开发区上下全员发动，投入到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社区开发建设和农民就业安置浪潮中。
1998年初，《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拆迁安置暂行办法》正式出台，以“合经区管（1998）28号”文件的形式下发，简称“28号文件”。这是开发区全方位、系统化解决农民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后来国家商务部向全国推广开发区实践经验的政策范本。
以工业化为奋斗目标的开发区迈开的执政第一步居然是解决“三农”问题，这在当时是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一个决策。
改革和创新是什么？
在开发区这里，就是别人没想到的，我们想到了；别人理解不了的，我们理解了；别人不愿干的，我们干了；别人不敢干的，我们也干了。
体改成功后的开发区执政思路非常清晰，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以“三个主旋律”为指导思想，把“两个安置，三个转变”作为重点，探索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超前与创新的发展思路。
这个后来被国家商务部向全国推广的“合肥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创造性地推行“社区开发”战略，建设与开发并举，以建设带动开发，以开发推动建设；一个是跳出“农”字谋“农利”，将农民的“教育、就业、养老、医疗”全都包了下来，以土地换保障，创新征地拆迁模式，将农民作为社会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三个转变”是大势所趋，农村向城市转变，农业向工商业服务业转变，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而这“三个转变”的主要抓手则是“两个安置”，即3万多农民征地拆迁后的“住房安置和就业安置”。
“两个安置”要解决的是农民的“窝”和“饭碗”，地征了，房子扒了，你得让农民有个住的地方，得让农民吃饱肚子。负责征地拆迁安置的管委会副主任梁建银说得很动情：“土地既是农民的生产手段，也是他们的生产对象，人要讲良心，拆一个窝还一个窝，还要还一个好窝，比建窝更重要的劳动力就业，这是核心的核心。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就等于建大楼从空中往地面建。”
“窝”怎么建？1993年至1997年，失地农民的复建点除了一部分统建和代建四幢六层楼之外，大多属于自拆自建，没有严格规划，肥光新村、习友新村、朝霞新村、莲花新村等建设由肥西县新城建设指挥部和郊区常青镇新城建设指挥部负责实施，想怎么建，就怎么建，管委会只能起协调、服务、催促进度的作用，安置费在肥西县和常青镇手里，管委会说了不算。
复建点规划起点低，建设标准低，农民用原先老屋的砖瓦在指定的地点集中修建，规划两层，有的加盖成三层、四层，用来对外出租，开发区没权管，肥西郊区有权却管不了，复建点房屋高低错乱、电线乱拉、鸡鸭乱养、菜地乱种，人员乱住，一个“乱”字概括了全貌，卫生创建、火灾隐患都是大问题。体改后，给开发区留下的是六大块城中村，3000多户，1997年底的时候，开发区先前的几个复建点，放在老城区就是面临拆除改造的“城中村”。
“城中村”的意思是“城中的乡村”，它与“城市化”的方向背道而驰。
开发区用五年时间建起来的居然是“城中村”！所以，1998年春天，开发区管委会创新性地提出了“社区开发建设”的战略性思路。
将复建点按城市的“社区”的标准去设计和建设，打破村级界限，集中连片建设社区，社区拥有幼儿园、小学、商店、农贸市场、物业管理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很显然，“社区”建设是“三个转变”中“农村向城市转变”迈出的最坚实的第一步。
“自拆自建”的后遗症已经显现，改“自拆自建”为“自拆统建”和“统拆统建”势在必行。负责社区建设和农村工作的管委会副主任梁建银认为，拆迁安置模式的改变已经具备了条件：“开发区人少地多的特殊性，有利于统拆统建，53平方公里，只有三万一千人，岗冲起伏、十年九旱，两个面积二三百亩的小水库，一到旱年，底朝天。经济的极度贫困和百分之一二十的危房也有利于社区建设快速推进。”
1998年4月18日下发的9号文件，决定成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社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并设立了社区开发建设办公室，财政局长周玉任主任，农村发展局局长、党委书记夏可政任常务副主任，张鹏、郭敬、汪邦玉、宁波任副主任，下设综合计划处处长俞光远、副处长邢施民，工程处处长宁波、副处长王波、何建埠，拆迁安置处处长汪邦玉，副处长谢涛、杜勤，行秘处处长郭敬。
开发区将在53平方公里土地上建设7个社区，第一批集中连片开工建设五个社区，按100万平方米规划，在开发区管委会直接指挥下，由开发区五大公司托建，一个公司负责一个社区的筹备建设，采取公司加村两委合作共建的模式。一是将黄冈、枣庙、习友三个村集中到繁华大道与飞龙路、习友路交叉口，建设海恒社区，由新城社会化服务公司托建，海恒社区筹备组组长是年仅29岁的李志奎；二是在莲花新村的基础上扩大到莲花路，建设莲花社区，由公用服务公司托建，筹备组组长是陈和平；三是将十八岗村、瓦屋村合并到现朝霞新村，建设朝霞社区，由规划设计研究院托建，筹备组组长是宁波；四是将蔡岗村复建点规划一个社区，并在规划中为沈河、吴郢两村预留空间，在此建设锦绣社区，由建设公司负责托建，筹备组组长是方世文；五是在张团村范围规划农业产业化综合开发园，建设康利社区，由农业产业化公司托建，筹备组组长由公司总经理汪晴担任。
社区建设的组织架构强大而强势，从社区开发建设办公室到各社区筹备组，几乎就是一个将开发区精英一网打尽的班底。
蓝图规划好了，架子也搭好了，建设社区的钱在哪儿呢？
1997年开发区虽有佳通、日立、正大、兆峰、可口可乐号称5大支柱企业投产，但都是刚起步，税收还处在减免阶段，社区开发建设启动时，开发区财政可用财力几乎为零，社区建设面临着建10万平方米厂房和明珠广场一样的命运，没钱！
3万多农民，按人均20平方米安置，五个社区规划100多万平方米，基建成本价是每平方米400元，加上征地拆迁补偿及劳动力安置，大约要10多个亿，破茧新生的开发区又一次面临“无米之炊”，又一次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或许是大家日子都难过，或许是觉得农民迟早得交给开发区，到开发区接收3万农民的时候，发现肥西和郊区常青镇在过去的五年中共有1.4亿的征地拆迁安置资金被占用了。不仅如此，交割管辖权的时候，肥西还要开发区补偿800万道路和水利建设的钱。开发区连800万也拿不出来，市委协调分期付款，而开发区背着的1.4亿的亏空，一分都不能少，那是留给老百姓活命的钱。
在这种背景下建五大社区，管委会一班人夜里当然是睡不安稳的。
好在已经习惯了走投无路、绝地反击、死里逃生的日子，所以，开发区管委会一班人的神经已经被锤炼得异常坚韧和固执。
办法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想出来的。
垫资建设是常用的套路，按老规矩，施工单位垫资25%至50%，一层基础上来之前，不要花钱，钢材、水泥都是施工单位带来的，到房子全部建好后，付总造价50%的钱给施工单位。
垫资建设使得工程款少付了一半。
社区建设规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门面房、农贸市场，甚至是商业街区。这些商业门面房以微利的价格提前发售，相当于卖楼花，筹措点钱用于社区建设。这就是开发性建设的一个全新举措。
门面房本来是定向卖给农民的，既是开发，也是为解决农民就业安置，可这一带的农民太穷了，700—800块钱一平方米，一间门面房2万来块钱也拿不出来，所有门面房都不好卖。后来，没办法了，就把部分门面房抵押给施工单位做工程款，施工单位也不想要。门面房出售虽有反复，但大多数还是卖给了农民，三年后价格涨到了每平方米1200元，十年后每平方米涨到了1万以上，翻了十五六倍。开发性建设的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
开发性建设社区的另一个创新举措是，拆迁复建点不是“拆一还一”或“折扣式以房换房”，而是将社区复建点定位于住宅市场，以市场模式进行开发，人均20平方米，按低于成本价的每平方米400元价格向农民出售，超出部分则以市场价每平方米500—600元向有钱的农民销售，但每户只允许多购20平方米。市场价格出售的部分形成的利润用于弥补社区建设资金的不足。管委会经过深入调研，开发区大约只有10%的农民手头相对宽裕，他们也想住大一点的房子，所以市场开发的对象就是这部分本来就想改善住房的农民，他们为翻盖新房手里积攒了1万至3万不等的钱。他们多购市场价的房子，等于为社区建设添砖加瓦。
社区建设资金运作中最绝妙的是采用了“借力发力”这一绝招。
农民的房子拆掉后，社区一时还没建好，房屋补偿款如果发到农民手里，一些农民就会把补偿款吃光、喝光、赌光了，等到房子建好后，口袋里不名一文，低于成本价的回迁房也买不起，这在许多先发地区已经得到了非常糟糕的验证。任何一个开发区都不会看着老百姓没房子住而坐视不管，这一后果最终还得由开发区来承担。所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决定对拆迁的房屋补偿款只发存折，不发现金。点子想尽了，也想绝了，抓着存折，取不出钱来。
理由很充分，将房屋补偿款由开发区代为存入银行，作为回迁新居的定金和购房款，每人标准为8000元。
每家每户房屋及附着物丈量、测算后，经三榜公布，确认无差错和舞弊，得出最终的房屋拆迁补偿款，每户从一两千到一两万不等。开发区统一存入银行后，每家拿到了一本存折。
开发区跟农民讲得很清楚，这些钱，我们用来给你们盖房子，你们看图纸、选套型、监督质量，大家共同建设新家园，农民手里攥着存折，在图纸上看到了自己的新家，心里很踏实，也很有未来感，这一招数竟然没有遇到阻力，推行得很顺利。
所有的招数都是缓兵之计，为开发区缓解窘迫的财政赢得了时间差。
农民拿到了存折，心里不慌了。而开发区给农民的拆迁房屋补偿款不用现金支付了。
把农民的房屋补偿款存入银行后，管委会再从银行将这些钱贷出来，用这些钱建设社区，这样既保证了农民拆迁补偿款的安全，也为开发区争取了大量的建设资金。
管委会体改完成后，2.25亿建设贷款批下来了，分管财政的管委会副主任李平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她在财政部和国家开发行四处奔走的经历。其中在北京怀柔的一次会上，当各地开发区猛批国开行不作为的时候，刚刚获得资格挤进会议现场的李平却对国开行充满了期待，她在会上讲了四点，其中最让国开行感动的就是：“白手起家的各开发区创业之初，在商业银行那里压根就贷不到钱，如果没有国开行，开发区的创业之路很难往前走。”国开行隶属于财政部，与四大商业银行不同的是，贷款仅限于政策性贷款、政府性贷款，不需要抵押，而且低息。
国开行的2.25亿对开发区加速发展至关重要，这笔钱缓解了开发区的经济压力，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启动资金。
当年的开发区农发局局长兼社区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夏可政在谈起开发区建设资金运作时，仍然很自豪，他说：“开发区社区建设三年，建了60多万平方米的楼房，可经俞光远手付出的建设资金只有2700万。”俞光远是社区建设办的计财处处长，后出任副主任。
开发区社区开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拆、建、分、管、卖”全都兜了下来。
拆房的难点在价格评估，价格谈不拢，房子就拆不掉，开发区28号文件附上了三份评估表，涉及耕地补偿、房屋补偿、房屋附属物补偿三大块。总体标准是按每亩3万元由社区建设开发办包干使用，用于土地补偿、拆迁、劳动力安置及供养等等，比肥西县高一些，比合肥市低一些，这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标准。其中的房屋补偿及附属物补偿细化到粪坑、草堆、纱窗、香台、自来水龙头等100多项，光祖坟迁移就定了三种标准，双棺每座150元，单棺每座100元，缸罐每座60元，花木树木从幼苗到直径35厘米的价格由0.18元到15元不等，今天看起来像看小品一样趣味横生，而在当时却是呕心沥血制定出来的操作细则和标准。
拆迁大头是房屋品质的评估，现浇面楼房价格最高，最高每平方米199.50元，水泥砂浆预制板楼房每平方米最高180.50元，砖瓦房每平方米133元，半土半砖、半草半瓦的每平方米只有95元和85.50元，简易的土草房每平方米只有47.50元。每一类房屋都分为五等，最低等是最高等的一半。拆迁的土草房最低的只有每平方米23.75元。最穷的一户拆迁补偿开始只有700多块钱，调到900元，后来按1000元结算。房屋评估问题最多，你说是五成新，农民说十成新，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是就高不就低的办法。
问题在于，太低了拆不掉，太高了其他群众有意见。
三榜公布，拆迁补偿价格张榜贴在村里，起到舆论监督作用。
一榜：公开，上墙公开每户的评估价格。
二榜：复核，根据群众意见，复核评估价格，此时的误差已经很小。(https://www.daowen.com)
三榜：公布，将最终的拆迁补偿价格敲定认证，除极少数“钉子户”外，评估工作基本结束。
对于“钉子户”，开发区采取耐心、细心、爱心的方法进行突破，开发区有一整套办法，先找“钉子户”的朋友、长辈，说话管用；如果有就业的，就找所在单位领导做工作；有小孩就业的，就找小孩单位的领导，让领导找小孩做工作，小孩再回家劝说家长放弃纠缠。
社区办每天晚上都要开会研究，找打开“钉子户”的“钥匙”，每个领导分头去解决“钉子户”问题。
一般说来，经过几个来回，工作基本上就做通了，开发建设办做一个高姿态，给人家一个台阶，让千把块钱，房子就拆了。
夏可政还有一个绝招，谈不拢，眼看已是午饭时间，他就说：“肚子饿了，中午到你家吃饭！”于是，他从办公室拎了两瓶酒，到楼下剁一点猪头肉、卤鹅之类的到了村民家里，边喝酒边谈心。夏书记上门，还拎了酒、菜，村里人都看到了，很有面子，酒瓶打开，村民一激动，松口说：“夏书记，你看得起我，我不会为难你！”夏可政说：“先不谈事情，喝酒！”于是碰杯，两茶缸烧酒下肚，热血沸腾，村民自己爬到屋顶上揭瓦去了。
夏可政在开发区被村民称为“夏青天”，农民出身的他懂得农民、理解农民，所以只要解决不了的农民问题，他一出面，就解决得差不多了。夏可政说，农村工作讲政策，还要讲感情。开发区16个村的村干部大部分都到夏可政家喝过酒，村干部压力大，任务重、工作难，农发局当家人夏可政就把他们请到家里，让爱人做皖南老家的腌火腿、油焖鲜竹笋，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菜端上来后，大家喝得激情洋溢。村干部只要愿意出头露面，什么事都好办了。
都说天下第一难就是拆迁。
开发区有民房拆迁标准，但没有企业和商业拆迁标准，主要是这一带本来就没有几个像样企业，都是小作坊，商业也就是开个小店什么的，不好定标准，也没必要定标准。锦绣社区拆迁时终于遇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难题，合肥师范学院地块上，蔡岗村许多私营小企业都在那儿，有拉丝厂、装订厂、纸板厂等七八家小作坊，开发区比照农房拆迁，再多给一点搬迁费，可小作坊要开发区给停产损失费，还要给一块土地，不给，就不搬。都是蔡岗村村民，他们抱成团跟开发区较劲。谢涛和张仁斌是负责拆迁安置的，两个年轻人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一家一家地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得做出补偿上的让步和妥协，他们都说，开发区发展了，将来你们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大多数人还是通情达理。但其中有一户预制材料的小老板，就是不松口。谢涛和张仁斌在他家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夜里2点，将近12个小时，他们下决心必须当天谈妥，太累，谢涛和张仁斌两人香烟不断火，夏天天很热，小屋里又不透风，蚊子都被熏死了。小老板不抽烟，也被熏得头昏脑涨，他被两人的“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韧性拖垮了，最终双方各让一步，成交。
拆石门路二十埠的民房同样困难重重，这里原来是二十埠的一个自发的小集镇，少数村民做点小买卖，大多是民房，可拆迁时他们一律要以商业门面房标准补偿，集体抵制拆迁，甚至请来了律师。以莲花社区办为班底的拆迁安置小组，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昼夜不息地做工作，采用政策战、攻心战等多种办法，终于完成了拆迁。
拆迁难题是全国性的难题，急不得，也狠不得。负责拆迁安置的梁建银和夏可政都来自农村，他们对农民就像对自家的邻居一样了解，梁建银说：“之所以纠缠，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农民太穷了！”
分房子比建房子更复杂。
梁建银在谈到社区建设的目标和理想时，用了这样表述：“保护最穷的人，照顾一般的人，抑制有钱的人。”
人均20平方米，大多数人家的拆迁补偿款在1万多元至2万多元之间，3口人回迁房60平方米只要2.4万，4口人回迁房80平方米3.2万元。大多数家庭只要凑上几千块钱，再跟亲戚朋友借一点，就能住上跟合肥市民一样的设施齐全的楼房，有的家庭甚至都不需要贴钱。开发区经过精心调研和测算，这部分是基本群众，是大多数家庭，所以把这中间的大多数抓好了，两头就好办了。梁建银在谈起当年社区建设时，如数家珍，钱多的农民多买房，但不能买得太多，按市场价，只许超出购买20平方米。难度大的是贫困家庭安置，有的家庭只补偿了一两千块钱，这批贫困的农民借钱也借不到，开发区出面帮助贷款，由村委会担保，签字画押，农民贷款买房后分期还款。社区建设还建了五保户老人房，30—50平方米不等，虽小，但厨卫齐全，生活方便。
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
28号文件里第三章明确规定，房屋丈量发榜后，提前拆迁给予奖励，提前1—3天每平方米奖励6元，提前7天以上拆迁，每平方米奖励10元。第三章第四条规定：“凡是前五名提前拆迁完毕的农户，可优先挑选复建安置房的楼层和套型。”
在实际操作中，扩大到前十户，激励拆迁，加快进度。十户后面的拆迁户，要在夜里两三点去排队选房，自觉交钱，除特殊困难户，大多一次性交款。
开发区三年社区建设，由最初的五大社区建设到后来七大社区全面开工建设，农民安居乐业的第一步“安居”工程在“穷则思变”中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房子建好了，分好了，农民有窝了，可失地农民的饭碗怎么办？
农民安置比建房、分房要难得多，人多、面广、战线长，这是一个与开发区建设和发展形影不离的浩大工程。
失地农民安置在全国各个地方做法各不相同。大多数地方只是把开发区作为一个工业特区，只负责招商引资，不负责安置农民。通常的安置模式是，开发区将地征来后，拿出一笔钱，让农民搬出开发区，安置房建在区外，人归地方区县，给钱由地方区县安置，住房和劳动力都交给地方安置，相当于用钱跟地方买断。钱一付，农民与开发区就没有任何关系了。1997年前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失地农民虽没有搬出开发区，但安置模式与此有些类似，留下的城中村后遗症短时间内根本消化不了。
还有一种模式，由开发区统拆统建，人也是开发区的，将几个村建在一块，成立街道，用钱跟农民买断，钱付足后，不负责就业安置，不负责社保，不负责医疗保险。农民拿着买断的钱，签完合同，按市场化的法则，自谋生路。
这两种安置模式实质上是甩包袱，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比如开发区作为经济特区，就应该全心全意搞招商和抓建设，开发区不应承担过多的政府职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才是正道。可在现实中，完全行不通。
农民进入城市化状态后，他们没有技能、没有文化，失去土地后，生存能力很弱，他们完全无法融入城市的现代生产与生活中，他们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一些农民甚至用补偿款赌博、花天酒地，土地补偿买断的钱，很快就坐吃山空。吃光、喝光、玩光后，农民很自然地就跑来找开发区要饭吃，是开发区把我们的地征走的，要是不征，我们的饭碗里就有饭吃，所以开发区得负责。失地农民每到揭不开锅时，就会到开发区管委会上访、静坐、示威，甚至闹事。
很多开发区为此非常头疼，投资环境不断恶化。
本来想甩的包袱，根本甩不掉。这包袱重新背上后，压得开发区气都喘不过来。
武汉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是由一位副市长兼任的，开发区农民虽已买断，土地补偿款早就足额发放到位，可花光后的农民还是堵住了开发区管委会的门，开发区就额外拿出6000万按人头发钱给农民渡难关，可农民花光后，第二年又来了，再拿6000万买断，花光后第三年又来了，开发区为此痛苦不堪。段副市长带着武汉开发区的一班人马在全国各地到处寻求灵丹妙药，可每家都拿不出有效的招数来。到了合肥，一听、一看，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原来全国都为之头疼的问题的“解药”在合肥，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绝门独活是，把农民当资源开发利用，把农民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全包下来，以土地换保障，以保障谋发展。
这就是创新，这就是全国都为之眼睛一亮的制度设计。
开发区社区建设启动后，原先的筹备组改为“社区开发建设管理中心”，7个社区建管中心全方位负责辖区内的征地、拆迁、安置和社区管理。
既然是全包，住房安置后，还得包人员安置，人员安置分两大块，一块是劳动力就业安置，一块是到一定年龄后实行供养。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经管（1998）28号”文件中，将劳动力分为两级，一级劳动力（男18—35周岁，女18—30周岁），二级劳动力（男36—55周岁，女31—50周岁）。
男55周岁以上，女50周岁以上，由开发区实行供养，供养人员每月获得50元生活费。50元在1998年可以买到70斤大米，可以买22斤油，买18斤猪肉。也就是说，50块钱让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与此同时，开发区社会保障中心还要为每个农民办理养老保险。
农民安置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怎么安置，二是安置的钱从哪儿来？
安置的总体原则思路是：少有所学、中有所为、老有所养、贫有所助、病有所医，简称“五项保障制度”。后两项是2004年开发区农民整体转户后实施的。
这“五项保障制度”今天看来已经不算新奇，但在二十多年前，不要说安徽农村，就是在全国的发达地区的农村，都没有几个。梁建银说，“民生工程”“以人为本”，我们都是抢先一步，领先全国的。创新体制主要体现在“人无我有”和“人所不及”上。
在社区开发建设规划中，幼儿园、小学、中学虽是配套工程，但却拥有战略性地位，开发区虽穷，但再穷不能穷教育，“砸锅卖铁办学校”，这是开发区管委会的共识，要把开发区农民的后代培养成有文化、有技能的新型城市建设者，不能出现新的文盲。深圳许多亿万富翁，孩子仗着家里钱多，从小不学无术，长大后吃喝嫖赌，甚至参与黑社会，人就废了。开发区把抓教育放在和住房与劳动力安置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号称“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梁建银是这样跟我阐释教育的战略价值的：“农民后代培养出来后，长大了升学、参军，回来优先安排，父母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你要是踢出去一个孩子，就会有十个农民站出来反对你；安置一个孩子，等于安抚了一大片。”
7个社区每个社区都建起了幼儿园和小学，原来的许多小学都是危房，吴郢小学的窗户冬天钉着塑料布，59中要打着雨伞上课，可新建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成了当时开发区最漂亮的建筑，电化教学、微机室、图书室、运动场一应俱全，有的学校操场上还铺上了塑胶跑道。在莲花小学新校舍启用仪式上，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张雪平声情并茂地描述着开发区新建的8所小学和3所中学，“朝霞满天，莲花盛开，锦绣前程，方兴未艾”，因为这些小学比市里的小学建得更气派，更漂亮。
开发区的孩子除了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对18周岁以下的孩子，每人给予教育补助10000元。有的人家拆迁还没有补偿到10000元。
这就是“少有所教”。
1998年8月下发的50号文件，对征地劳动力安置实施细则做了系统性的设计，其中最具亮点的是实行“两卡一证”管理，即“待安置卡”“就业证”“供养人员卡”。
“中有所为”是安置的重头戏，一级劳动力由人事劳动局免费组织培训，由人才市场劳务中心推荐到入区企业工作。入区企业招工，本着“先区内后区外”的原则制定招工简章。二级劳动力年龄稍大，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开发建设和相关的劳务活动，干“便道、围墙、土方、整平、装卸”等“五小工程”，到华泰食品包装“洽洽瓜子”。社办企业如果接纳征地农民就业，按人头给企业补助每人1000元标准的“社办企业扶持金”，与此同时，还鼓励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对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每人一次性发给3000元，后来涨到了5000元。社区建成后，商业、餐饮、娱乐、修理、家政服务都需要大量的自谋职业人员，但在安置早期，自谋职业的人仍然是极少数。
每人按自己的年龄办证，就业的办“就业证”，由用工单位保管；没有就业的办“待安置卡”，两年内包安置。如果一年内没有安置，第二年起每月发40块钱生活补助，直到就业为止。一旦就业，就将“待安置卡”换成“就业证”。
符合供养年龄的每人办“供养人员卡”，凭卡领取每月的50块钱生活补助。“老有所养”得到了初步解决。供养标准随着开发区的发展不断增加，后分别涨到每月60、80、120块，如今已涨到每人560块钱，是合肥市乃至安徽省失地农民最高标准的养老金。
“两卡一证”上有照片、年龄、审核公章，全区所有农民的就业安置情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农发局、人事劳动局随时都可以将每个村每个人的安置情况在两分钟内调出来分析研究。
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是靠农民起家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民工的小车推出来的。开发区抓准了农民问题，等于是抓住了发展的关键所在，后来开发区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崛起以此休戚相关。
体制创新、观念创新、长远眼光对于开发区来说直接影响到决策是否具有战略价值。与社区开发性建设一样，在劳动力安置和就业上，也是采用了开发性安置的举措，同时推行了创业性分流、自主性择业的措施，围绕项目办三产，围绕社区搞服务，以就业确保稳定，以稳定确保投资环境，形成了开发区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政治生态。
然而，大凡创新、超前的理念都是对现实的挑战，开发区除了以土地换保障外，后来撤村建居的时候，村级资产一律上缴管委会，每个村有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的资产，老百姓都想分光、花光、吃光、喝光，但管委会想到的是健全和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医疗保障、生活救助需要大笔的钱，管委会派干部进村入户宣传教育，阐明用村级资产完善社会保障的意义，顶住压力、苦口婆心，最终实现了“五项保障制度”全面实施。到2004年的时候，供养补助每月增加到每人120元，待业人员每人每月60元失业补助，已就业的一级劳动力每人每月给予80元养老保险补助，自谋职业者每月40元养老保险补助，没有就业的劳动力每人提供1000元培训补助，并逐步建立农民医疗保险和大病统筹制度。
将心比心。时间一久，再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开发区虽然没钱，也没放弃对失地农民一家老小的责任。
表面上看是解决农民问题，实际上是解决了投资环境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