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制撬动新变化
1998年3月，开发区管委会机关各部门陆陆续续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从小平房正式搬迁到明珠广场新办公楼。这不仅是一次办公地点的转换，它还象征着开发区从“游击队”转为“正规军”。宽敞明亮的新大楼一切都是新的，新的桌椅、新的文件柜、新鲜的油漆味，新得有些陌生，因为大多数人的情感还停留在小平房的旮旮旯旯，他们最艰苦、最壮丽的五年时光是在小平房里度过的。
1993年搭建的开工典礼的台子，就像一个历史证人，见证着开发区发展的每一步，直到1996年合安路拓宽改造时才拆掉。小平房是开发区从无到有的指挥中枢，它像延安窑洞一样有着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开发区第一批创业者们想把小平房保留下来，甚至有人提议，要把小平房改成“开发区历史博物馆”，这当然是一种情感想象。2002年，深圳建设集团的繁华世家项目开工，小平房终于被拆了。房子虽然被拆掉了，但那些峥嵘岁月和创业的历史是拆不掉的。
体制改革带着开发区走进了新时代，而不只是走进了新的办公楼。
独立后，开发区人首先体验到的就是“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自豪与自由，再也不需要跑印章、跑批文、看衙门脸色了，赚来的不只是汽油费、行政规费、时间和效率，赚来的还有优良的投资环境、高效的行政服务。以前来一个项目，要跑市里的土地部门、规划部门、经委、计委、建委、工商、税务等无数个部门，而开发区拥有市级管理权限后，招商中心启动“一站式”服务，所有项目入驻需要的手续在开发区当场搞定，一次性办结。开发区驾驶员感受最深刻，他们说，以前他们送文件刚从市里回来，发动机还没熄火，又要去市里另一个部门拿批文，车轮像陀螺一样不停地高速旋转着。
刘勇1997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开发区后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参与开发区行政立法的制度设计，在他起草的一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立法总体方案说明》中，提出了立法“改革”前提下，政府“减事、减权”；政府运作“三级负责”，也就是“减程序”；政府横向管理“走市场”，这是“减负担”。整个行政立法设计的创新性体现为“用减法”设计。
在这个基础上出台的《项目审批办法》《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土地管理办法》《开发区罚、没及行政收费管理规定》《行政经费包干办法》《开发区行政三级负责制细则》《开发区鼓励和促进投资的规定》《开发区税收及行政收费优惠办法》等15个行政立法的制度和规定，整体体现了“高效、服务、透明”的政府行政行为准则。中外投资商们的感觉是朴素而实际的，他们最大的感受是：“开发区没有扯皮的事！”
“管委会领导加“两办八局”行政定编100人，而同等规模的市一级政府机构1000人是不够用的，开发区“以一当十”就是这么来的。“以一当十”不是表扬和鼓励，而是事实，开发区工委办、社发局等一个单位要对应市里十几个部门，所以，开发区社区建设启动的时候，开发区所有的人、所有部门，从管委会领导到局办负责人、主办们集体出动，没有当官的，只有干活的。这是当初开发区出现的一个奇特的政治景观。比如杜平太要给客人上饭端菜，梁建银要连夜到农民家里谈拆迁，刘自忠穿着胶鞋耗在工地上寸步不离，夏可政爬到车上卸水泥，卢崇福挖坑竖广告牌的杆子，至于分来的大学生当服务员、推销员、采购员、搬运工则更是家常便饭。搬到新大楼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局办除了“两办”外，其他办公室经常是空无一人，人都在第一线，这么多年，大家已经习惯了在工厂、工地、田间地头办公和处理事务，管委会有要紧事，“两办”打传呼或手机，紧急呼叫。
最初的日子里，严格说来，开发区机关不像机关，几乎看不到人坐办公室，当然也看不到人喝茶、看报纸了，直到我2004年来开发区管委会挂职，情况依然如此。开发区像一个正在生产的企业，管委会基本不开大会，一年开一次全体员工参加的总结大会，平时部门开小会，就事论事，开完就散，有时个把小时，有时二三十分钟。管委会领导在办公楼二楼腾了一间小房子做临时餐厅，中午吃饭时，杜平太和几位副主任边吃饭边谈工作，拆迁、污水处理厂、热电工程、联合利华开工时间等许多项目都是在饭桌上讨论和敲定的，吃完饭需要继续讨论的，就点上香烟，在烟雾缭绕中谈工作。在小餐厅吃饭，我没听到过一次闲聊，更不会有讨论掼蛋和节假日去哪里的话题。
1997年10月，开发区“两办八局”首任当家人名单出炉，工委办公室主任曹文林（兼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经贸发展局局长王东明，社会发展局局长王刚，人事劳动局局长方正明，建设发展局局长张鹏，农村发展局局长夏可政，财政局局长周玉，工商局局长廖津民。公安局作为市局派驻机构，待成立。
市场化运作是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新的亮点。开发区的城市建设运用的是市场化模式，最突出的就是农民安置，采用的是社区开发与建设并举；城市管理也靠市场化运作方式来管理，开发区的园林、市容、绿化、环卫等全部实行市场化招投标，开发区出钱，但不养闲人，所以开发区没有园林局，没有环卫所这些行政事业机构。园林绿化由开发区香怡公司、公服公司，还有其他社区的苗木公司以及个体绿化公司招标承包。
社区、入区企业、驻区单位的物业由香怡物业公司、明珠物业公司按市场化运作实施管理。香怡物业公司重点做社区的基础性的物业服务，虽实行市场化运作，但物业管理费要靠开发区补贴；明珠物业公司则做开发区窗口单位和部分入区企业的物业服务，相当于高端服务。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香怡物业公司的市场化运作，带有鲜明的开发区色彩。社区物业管理费在2004年之前是免交的，是开发区让我们住到楼房来的，卫生费当然开发区出了，可新成立的开发区财政捉襟见肘，连建设工程款都没钱付，再给7个社区的农民付物业费，实在勉为其难。于是，香怡物业公司用做绿化、园林挣来的钱补贴社区物业管理费。据香怡物业公司原总经理彭桂贞介绍，最多的年份，香怡物业公司补贴物业费高达1000万元以上。
园林、绿化、养护、环卫，在传统的政府管理中，是要花钱的，但进入市场化运作后，开发区在花钱的同时，又以市场经营的方式把花出去的钱挣了回来。
管委会行使14项政府职能，政府旗下企业和事业与政府分开，企业是无条件地走市场，政府事业尽可能实行市场化，“两办”之间设立一个机关事务中心，“两办”办不了不好办的事交由机关事务中心按市场化原则办理，管委会新大楼的清洁工、保安、驾驶员用市场招聘的方法录用，可进可出，可上可下。政府无须为办公室打扫卫生和打开水再去劳神费心，政府抓“七通一平”，抓招商引资，抓社区建设，而不要再去管路边的花草树木了。
除了机关事务中心，还有执法中心、建设管理中心、招商事务中心、财务管理中心、人才中心、房产交易中心、律师事务所、开发区规划研究院等法定机构和中介组织，一个法定机构和一个中介组织依托一个局办，比如发展研究中心依托“两办”，财务中心依托财政局，建管中心依托建发局。这些法定机构和中介组织除招商中心、财务中心、发展研究中心等少数不宜走市场的之外，到2002年时，都先后被财政“断奶”，逐步走向了自找饭碗、自谋生路的市场化道路。
这是一条备尝艰辛、备受考验的道路。
与四大公司和其他开发区企业不一样的是，法定机构和中介组织没有实业做载体，没有固化的产品形态，因而市场的虚拟性质更明显，靠中介服务和无中生有的开发来走市场，难度相对更大。
执法中心第一任主任是卢崇福。卢崇福是军人出身，掌管执法中心，算是人尽其才，可执法中心要走市场，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就给老卢出了一个难题。到哪儿去挣钱呢？按说代表政府执法是不能收钱的，可开发区没钱，养不起人，于是开发区给执法中心出台了一个政策，执法中心除了为开发区建设保驾护航外，可以拓宽思路，为驻区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看门护院，挣一点劳务费。
1993年开发区开张的时候，没有公安局，也没有派出所，后来设了一个治安办，治安办主任张学法带了三四个人代表公安执法。由于开发区没有独立，治安办执法受制于肥西和郊区，而且人手显然不够。为配合征地拆迁和维护53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社会治安，开发区招收了当地农民子弟20多人成立执法小分队，挂在规土处下面，后来“一室三处四公司”挂牌后，执法小分队划归公用服务公司，1997年执法小分队原班人马全部转到新成立的执法中心。
卢崇福接手的时候有二十几个人，管委会正式员工只有韩立伟、陈圣炜、潘成好等五六个人，其余都是“雇佣军”。两辆三轮摩托车，卢崇福记得走市场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从晨龙加油站借了两万块钱发的。
最初开发区一切工作都是“就汤下面”的运行模式，比如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的时候，区直机关、部门都得上，每个单位帮扶一个村。最初的执法小分队除了配合治安办执法外，还要承担开发区接待中的保安、交警、城管、环卫等职责，有重大接待任务，要去清扫路面、维持交通、清理乱停乱放和占用路面晒的稻子、麦子，赶走到处乱窜的鸡鸭和牲口。执法中心必须随时随地执行公共安全服务，不能讲任何条件，以此换来的开发区支付的服务费是每年10.08万，可执法中心很快发展到120多人，管委会支付的这点钱，人均只有几百块，靠公共执法服务是吃不上饭的。
于是，给企业提供安全服务，是执法中心唯一的生财之道。入区企业需要保安，执法中心从农民子弟中招收素质好、有文化的青年，通过推荐、政审后到执法中心，派驻到企业去做保安。卢崇福按军人标准培训招来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素质比社会上保安公司的素质更高，不少是部队退伍的年轻人，而且是属于在开发区执法中心的人。保安在企业内执勤，执法中心每天24小时在开发区道路上执法巡逻，企业由内而外都有了安全保障，入区企业花一份钱，获得了两份的安全。
所以，执法中心走市场等于是办了一个“保安公司”。
在市场上讨生活的艰辛难以想象。
大学毕业的韩立伟似乎就是辛苦命，在开发区先是开超市，1997年到执法中心后做办公室主任，每天夜里要带班查岗。执法中心为23家企业和单位提供了保安服务，保安是执法中心派出的，企业被偷、被盗，开发区执法中心要负责赔偿，他们每天夜里都要督查。韩立伟说，冬天真冷呀，开着三轮摩托，裹着棉大衣，寒风还是直往骨头缝里钻，车灯照着苍白的水泥路面，路上不是钻出野兔就是野鸡。夜里督查回来的时候，人都下不来三轮车，腿冻僵了，伸不直了。到企业查岗和巡逻主要是在后半夜，大多数情况下，是夜里两三点，或四五点出门，这里地旷人稀，要是出一起刑事案件责任就大了。韩立伟说，在执法中心，连续五年，年三十是在开发区度过的。
执法中心除了保安管理，还得要钱，保安属于执法中心的劳务输出。要按月准时发工资，可部分企业却不按时把保安的劳务费打到执法中心的账上来。韩立伟就带着会计到企业去要，要不到钱就不走，一直到企业老板不好意思了，付钱走人。讨债的日子比夜里顶风冒雪巡逻还要辛苦。
老卢颇为自豪的是，执法中心市场化五年，维持了很好的运转，最多的一年收入达110多万。
人才中心通过人才培训、劳务中介、档案管理、劳务输出等方式走进了市场，房产交易中心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房产信息、交易、办证等服务进行创收，律师事务所则是通过法律服务走向市场，所有走市场的法定机构和中介组织，都有一部闯荡市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他们为开发区减轻了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探索了一条政府社会管理与事业管理的全新道路。
开发区在最初四大公司基础上曾繁衍出54个公司，这么多的国有公司是开发区草创阶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只要投资商信心不足，想把开发区绑在一起干，就成立一个合资公司，还有就是自己要开公司挣钱养活自己，这样一来，公司就多到连管委会领导都记不清。随着开发区主权独立和开发区影响力的飙升，开发区财政收入的主体已不再是小打小闹式的自我创收，而是整合资源壮大实力后的重拳出击下规模化增收，而招商引资后的工业化加速所带来的税收收入将成为开发区财政的重心所在。从1997年起，开发区的大大小小公司陆续合并，有的撤销了，除中外合资公司香馨公司和举足轻重的新城社会化公司，杜平太不再兼任其他各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法人代表由各个公司的总经理兼任。
1997年3月，海恒工贸公司搬到开发区，这就意味着海恒工贸在市区倒卖黄沙、水泥、钢材，开酒楼、做房产交易的业务已经终止。海恒工贸回迁后，开发区着手成立海恒集团，准备作为投融资平台来建设，像“长春经开”一样做成上市公司，筹备组由管委会副主任李兵任组长。因形势变化太快，体改方案已经由国务院批准，大规模的社区建设拉开了帷幕，海恒集团筹备组因没有资金和人力，1997年10月暂停筹建，所有筹备组成员分散到开发区的新城社会化公司及社区建设办，投入到了社区建设的热潮中去了。
1997年10月16日，合经管办（1997）131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合肥新城社会化服务公司更名的通知”，新城社会化公司更名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恒置业发展公司”，开发区商业开发的主战场从市区转入开发区，市区的市政建设与旧城改造的开发正式结束，海恒置业首要任务是负责处理和盘活开发区2亿多的国有资产，其中包括在市里开发的1.2亿房产，而到开发区最初的开发项目则是乡村花园和明珠大酒店的改建。虽然，新城公司在老城区的开发使命已经完成，但新城公司为开发区生存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永久凝固在开发区的历史中。
1997年131号文件中明确海恒置业发展公司“负责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土地开发业务”。海恒置业发展公司托建海恒社区，房地产项目开发，主要是继续1996年动工，占地400亩的开发区“乡村花园”的项目开发。海恒置业在自己的大本营开发，如鱼得水，明珠广场保龄球馆以及开发区的项目工程都由海恒置业来承建。而海恒工贸后来改名成立“丹霞房地产公司”，正式开始了在开发区自己土地上的规模化的房地产商业开发。
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开发区从建小平房和修路栽树铺管线，到建明珠广场、乡村花园、莲花商城、7大社区，已经完成了基础性建设向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嬗变，用今天时髦的表述，叫作“华丽转身”。
军队打仗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城市建设注重“砖瓦未动，规划先行”，中国许多城市的许多尴尬和无奈都是源于规划的滞后和短视。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合肥新城，规划不仅要有超前的现代性，而且要具有实用的功能性。来过合肥经开区的人都说“开发区的规划做得好”。规划局长出身的杜平太懂规划、重规划，所以合肥经开区首先在规划上领先一步。
开发区规划虽经过许多次调整，但规划的整体思路却没有太多的改变。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概念性规划的理念。
项目是不确定性的，所以规划图上画了许多圈圈，圈圈里规划了工业板块、学院板块、商业板块、生活板块。这种概念性规划在今天很平常，但在1993年却是非常超前的。明珠广场最初规划为“国际社区”，后来虽做了很大的调整，但明珠广场的行政商务区还是体现了国际化色彩，合肥第一家五星级的明珠国际大酒店就是一个鲜明的国际化窗口。
杜平太在跟我谈起开发区规划时，显示出了他驾轻就熟的自信和从容：“两湖一场为主城区，迎接老城区的辐射。以明珠广场为中心，以翡翠湖和南艳湖为两个肺叶，串联起7个城镇，构成开发区的新城市。”
许多开发区规划设计时，将工厂区和生活区分割开来，晚上工厂区黑灯瞎火，连买一包烟的地方都没有，而生活聚居区人满为患，交通堵塞，城市的功能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在环保的前提下，工业区和居住区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统一的，大众汽车在德国的基地沃尔夫斯堡就是一个小城市，日立建机在日本的基地也是一个小城市，叫日立市，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社区规划中非常清晰地定位，合工大、安大边上是芙蓉社区，安徽建工学院、合肥师院边上是锦绣社区，合肥学院、168中学边上是康利社区，7个社区和大学城、中学规划在一起，连同辖区内的工厂，共同构成了7个小城镇，每个城镇三五万人，7个小城镇都具有城市的功能，学校、商场、医院、餐饮、银行、娱乐等一应俱全。
社区借助学校、工厂所兴办的三产服务业成为农民致富的最好的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开发区的7个小城镇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这是令全国许多开发区为之羡慕和嫉妒的布局。
最初的规划是由市规划局做的。明珠广场、乡村花园、徽园、新管委会大楼都是由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深圳分院孟建民设计的。主权独立后，开发区项目越来越多，建设速度越来越快，开发区自身建设需要规划设计，入区企业的建设也需要规划设计，招商引资的项目选址也需要出示规划。1997年体改时，开发区成立了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院的人马基本上都是新城社会化公司设计科过来的，大多在市规划局、重点办有过规划设计的经历，而且大多是杜平太的老部下，如宁波、李应天、刘晓婕等。
开发区规划设计院成立后，只要招商引资的项目一来，立即就得和招商中心一起提前做好“项目意向图”。这是一本图册，包括经开区在合肥的位置、经开区规划、项目拟定选址位置等，拟定位置有可能是一处，也有可能是两处，以供选择。开发区前期招商是等米下锅，入区企业来了后，往往是转上一圈，指定要地。开发区虽然被动，虽然要尊重入区企业的意愿，但大的规划区域是不可更改和突破的，比如在启动区框型大道周边，规划了精细化工区域、食品加工区域、机械加工区域，相关项目只能在规划区域内挑选地块，化工企业是绝对不能跟食品企业放在同一区域内的。如果项目来了，随心所欲地堆砌，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会因为布局不合理而酿成大祸。这在其他地区有过惨痛教训。统一食品和洽洽瓜子来的时候，要自己选址，但选址只能在挨着可口可乐区域内的“食品加工区。”(https://www.daowen.com)
规划设计院里都是年轻人，他们能吃苦，干起活来能玩命。海尔项目来的时候，上午10点多开始，宁波给刘晓婕打电话，杜平太正在跟海尔谈项目入驻，要规划院立即做一个规划给海尔，规划院和谈判现场保持热线联系，“需要三幢标准厂房，一个办公区域，一个生活基地，还有直升机的停机坪……”所有信息由专人用电话现场直播到规划院，根据现场的变化，设计院年轻设计师们在电脑上随时修改。下午2点，谈判结束了，设计院的规划也做好了，他们连午饭都没吃，立即送到源牌酒店的谈判现场，杜平太很兴奋，他对海尔武副总说：“我们的规划做好了，是不是符合你们的想法？”武总看了规划图后，非常惊讶，一脸的不可思议：“怎么同步就做出规划来了？”杜平太开玩笑说：“这就叫心有灵犀一点通。”海尔很牛，但还是被开发区出人意料的冲天牛气震住了。
开发区规划设计院由局部设计，到战略性规划设计，经历了一段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峥嵘岁月，如今设计院已更名为合肥经开区建筑规划设计院，完全走向了市场。他们为开发区南部工业区做了整体规划，在铁路专用线、金源热电和20万吨污水处理厂的基础上，无中生有地规划了2000吨级的派河港口，市政府被这一极具想象力的规划打动，很快批准，河道清淤、拓宽随即开工，如今已建成的港口船只穿梭，一派繁忙。规划设计院的业务早已拓展到省内外，而为市县开发区所做的总体规划设计在省内已经拥有了权威性的地位。规划设计院的不平凡历史应该是从1997年秋天翻开第一页的。
开发区新体制运行后，一是抓制度建设，二是抓队伍建设。
制度和队伍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走向强大和积聚实力的两个核心抓手。
“97体改方案”全国领先，而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成功后，需要好的执行者去实现，说白了，就是需要人才，需要一大批人才。
开发区人才队伍在1997年之前，除了市里配备的管委会班子，其基本队伍是杜平太在市规划局、重点办、开发办的部下，还有就是后来陆续招来的大学生、调进的年轻人。队伍特点是“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年轻是最主要的特征。
“97体改”后，人才突然不够用了，开发区管委会在体改方案还没批准的时候，就决定在1997年春，到上海去招聘100名应届的安徽籍优秀大学生来开发区，作为人才储备，以后每年招100名，把开发区打造成人才集聚的高地。这个方案在1997年上半年出台的时候，显得很浪漫，很多人也很不理解，因为开发区当时几十号人发工资都紧紧巴巴的，人事局负责招聘的杜勤和局长方正明也很犹豫，一下子招这么多人，怎么养活呀！杜平太对他们说：“我们这么多地，要释放多少能量，把大学生放到农村去锻炼，跟老百姓吃喝在一起，两三年后肯定有人才冒出来。”
方正明和杜勤是怀揣着忐忑与不安的心情到上海去招聘的，尽管心里没底，但他们在招聘会上，还是不遗余力地推销着开发区的光辉前景，那时候就业形势不像现在这么糟糕，名牌大学的学生是挑工作的。在方正明和杜勤“建设家乡，造福乡梓”的煽动下，许多大学生纷纷表示愿意回到家乡工作，他们在报名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签下自己名字的就有后来出任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的刘勇，他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应届法学硕士研究生。
当时，开发区对大学生们是没什么可保证的，有保证的就是未来的愿景，愿景在图纸上。1997年7月10日，有应聘意向的大学生在市区集合，统一乘坐两辆大客车到开发区参观，而1997年夏天的开发区还是相当偏远，明珠广场虽已成型，但还没有完全竣工，框型大道四周没几家企业，满眼是稻田、菜地和岗坡上正在疯长的黄豆、玉米，完全是一派繁荣的农业景象。
当时，不少人心里就凉了。杜平太要求管办和机关服务中心必须高规格接待，有专人介绍，有专人陪同，参观了日立、兆峰陶瓷、佳通等企业，中午杜平太在繁华大酒店大厅里，摆了十多桌，设宴招待大学生，他端着酒杯，豪情万丈地发表了演讲，他说：“我们是开发区的设计者和策划者，而真正的建设者将是你们这些才华武装到牙齿的大学生，很快，我们就将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开发区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当天下午，刘勇就签下了意向合同书。然而，尽管杜平太极尽煽动和诱惑之能事，还是有不少人，吃了饭，喝了酒，却没签合同，悄无声息地溜了。
7月下旬大学生报到后，机构设置还没到位，管委会对大学生先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军训，军训期间，大学生住集体宿舍，按军事化管理和训练，管委会主要领导都来讲课，讲政策、讲形势、讲体改、讲未来，刘勇等3个研究生没参加军训，他们为军训做服务。
1997年，开发区跟应届大学生共签下了110多份的意向性就业合同。当时参加军训的有80多人，军训结束后，又走了10多人，100名优秀大学生引进计划，最后落实了74名。
军训结束后，这些大学生怎么用，管委会人尽其才地分了下去，学农的到农村，到农业产业化公司，学工的到各个公司，学建筑的到工地去，他们全部散落到农村、企业、法定机构、中介组织，其中大部分到农村。开发区对大学生的成长规划充满了想象力和浪漫色彩，“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们先到村委会帮忙、打杂、起草文件、协助征地拆迁、劳动力安置、推广农业新技术、帮助农民养鱼、养猪、养鸽子，管委会认为这会锤炼大学生的意志品质，提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让一些表现突出的大学生进入村委会班子。体改后为解决两张皮的结合，在开发区干部和村干部的融合过程中，大学生是一支重要的预备队。王斌、吴文利、徐光甫、姜学义、沈学智、潘冬、邵志理、潘成好等一大批年轻大学生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吴文利、沈学智等许多人成为村委会干部。
王斌、吴文利、汪庭歌、潘冬等大学生娶了当地农民的女儿，有的是村干部介绍，有的是自由恋爱，开发区为他们筹办了隆重而热闹的婚礼，管委会领导到会祝贺，担当证婚人。
开发区是一个大熔炉，是一个“生铁久炼也成钢”的大熔炉。到2010年的时候，开发区的中层干部80%以上是当年招聘过来的大学生，我在对他们采访时，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开发区最苦，却最能锻炼人”！如果将这批年轻人和同龄人相比，一个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们“单兵作战、独当一面”的能力特别强。
开发区人少事多，刚来的年轻人，都得冲到第一线，征地拆迁，到老百姓家里去做工作，话怎么说，补偿怎么给，出现纠缠怎么化解，必须自己处理，根本来不及汇报和研究，还有工地上劳务纠纷，劳务费结算扯皮，也是自己决断，自己拍板。“那时候，开发区的年轻人能做主，敢做主，胆子大”，都是在风风雨雨中练出来的。
1997年春节前天寒地冻，合派路路边冻死了一个流浪汉，施工单位不愿施工，怕沾上晦气，管委会副主任刘自忠把安大毕业的赵志刚叫到合派路建设指挥部，说：“小赵，你是不是党员？”
赵志刚说：“是！”
刘自忠说：“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跟治安办的张政委联系，把工地路边的死人处理掉！”
赵志刚心里很怕，嘴上却很豪迈地回答道：“是！”
赵志刚联系了去开死亡证明的张学法政委，又从财务上借了点钱，叫来了肥西县殡仪馆的车，赵志刚跟三个公安，一人戴一副白手套，将尸体抬到车上，送到火葬场火化了。
赵志刚说，从那以后，他干什么事都不害怕了，都跟死人打过交道了，还怕活人吗？
开发区要接待国务院特区办领导来视察，安农大毕业的张荣耀有些绘画底子，管委会就限他在一个星期内，花50块钱一天组织一帮从省艺校美术班雇来的学生，用油漆画好16块广告宣传牌，每块牌子有二三十平方大，相当于一大间屋子。寒冬腊月天的夜里，十八岗附近的一个废弃的厂房里，玻璃全坏了，西北风呼啸着刮得窗子哗哗作响，天太冷，手冻得伸不直，抓不住刷子，艺校的十几个孩子丢下手头的工作，全跑了，把张荣耀一个人扔在空荡荡的车间里，张荣耀只好一个人趴在地上画，画到夜里两点多钟，还没画完，张荣耀累得坐在地上爬不起来，这时候又冷又饿的他突然鼻子一酸，坐在地上伤心得哭了起来，孤苦无助地哭了好半天，没人知晓，屋外的风越刮越猛，他感到自己像是被扔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施政在建管中心从早到晚整天跑工地，有一天，施政从上午开始就觉得自己很难受，难受在哪儿，也不太清楚。下午的时候，脚踝总是疼，走路一跛一跛的，他就经常停下来，揉一揉腿，以为是腿出了问题。晚上歇下来吃晚饭，这才发现一只皮鞋的鞋跟掉了，不知什么时候掉的，也不知掉哪儿去了。从此，施政再也不敢穿皮鞋了。
李应天所在的设计院托建朝霞社区。一天，正在芙蓉路拆迁现场的李应天听说在少儿活动中心建设工地上，老百姓与施工单位发生冲突，老百姓要做工程，施工单位不干，在外面找了上百号人与四五十名老百姓对峙。设计院副院长兼朝霞社区筹备组副组长李应天赶来时，双方已经准备开打，李应天劝老百姓回去，在双方僵持和对峙中，李应天遭到围攻和殴打，小手指被打成了骨折，送进了医院。关于这一细节，我曾找李应天进行核实，他说，其实当时的恶势力一方是故意伤害他，由于对方一口咬定是李应天在拉架时误伤，加上公安难以取证，最后也就没有按故意伤害认定。李应天吃了个闷亏，但他也就忍了，他说：“开发区挨打的又不是我一个，想想也就算了。”李应天说得没错，开发区的年轻人在征地拆迁安置和处理劳务纠纷中，挨打、挨骂、挨围攻是常事。后来，开发区工委办下发了份《关于对李应天同志通报表彰的决定》的文件，文件中说了一大堆赞美的文字，算是给他一个安慰。
刘岸到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投资处帮忙一年，也是单枪匹马，怎么做，怎么融入财政部的工作，没人知道，也没人教她，完全靠她自己摸索和领悟。她住在筒子楼一间门窗松动的简陋的屋子里，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扫地、打水、倒烟缸，眼勤、手勤、嘴紧、多做、少说，她帮着财政部做计划下达的工作，一个本子，几万个项目，从发改委过来，刘岸重新录入、审核、拟文，几万个数据，一边录入，一边核对，然后，再交给一个副处长和一个副司长审核。一年中，刘岸录入的材料足有一人多高，可刘岸竟然没出过一次差错，司长说：“刘岸录入的数据免检。”刘岸帮忙结束的时候，财政部要调刘岸去，刘岸还是回到了开发区。临走的时候，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从司长到员工一起设宴为刘岸饯行。刘岸出色的表现为开发区争取来了优惠的财政政策，开发区建设贷款贴息从每年800多万增加到了每年5000多万。刘岸的表现又一次证明了开发区年轻人单兵作战的能力和实力。
1997年从上海招聘来的大学生基本上全部都投入到了社区建设的热潮中，根据管委会的部署，农发局批量接手大学生安排到村队，做农村工作，到1999年的时候，叫作社区工作者。潘冬的《社区工作者周记一则》中生动而细腻地记述了大学生在农村的工作状态，紫蓬路施工，电线杆要移走，村里民兵营长带着潘冬等几个大学生去跟老百姓一起用粗绳拖电线杆，他们喊着号子，冒着高温，累得全身被汗水湿透。潘冬他们晚上还要跟村干部一起到村里去巡查，将私拉乱接的电线清理掉，一晚上抬回来几十斤电线。潘冬他们住在村里的广播室，晚上回来后发现黄鼠狼也钻进了屋里，几个大学生关起门来还是没斗过黄鼠狼，被它溜了。一个潘冬独处的晚上，一村民来村广播室要潘冬播寻牛启示，潘冬打开广播，“沈河村农民朋友请注意，沈大郢某某户的牛今天傍晚走失了，有发现者和知情者请与失者联系，或送到村部来，不胜感谢！”连播三遍，寂寥的夜空里回响着高音喇叭里潘冬找牛的声音。
大学生吃住在村里，什么都干，这些毛头小伙子们，有时抓计划生育也得上，而刘雪峰等在南艳村的驻村大学生们，夜里还要负责在南艳湖看鱼，夏天蚊子咬得他们身上都是疙瘩。冬天鱼陆续打捞上来，几个大学生住在在南艳湖边水站房里，从村委会搬来几张单人床，扛几条被子，在凛冽寒风的呼啸声中守着村里的鱼。天还没亮，六个大学生蹬着三轮车，分头到各个农贸市场卖鱼，晚上回来再将钱交给村里。村委会对老百姓卖鱼不放心，他们对大学生放心，所以，他们一连卖了十多天的鱼。
孔秀娟从煤炭学院毕业后到开发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时候，她被派到蔡岗村挂职任村委会副主任，她这个学财会的干起了计划生育、治安联防、农业灌溉、调解纠纷等大大小小的琐事，不久，她就跟村里的农妇都混熟了。她觉得自己也是一名农妇，跟她们一起拉家常、搞苗圃经济、挑水浇树、买卖树苗，夏天40摄氏度高温下在工地上连续奔波，人晒得比农妇还要黑。
董国华来开发区的时候，分到最后一个开发的张团村，村委会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他只能在配电房办公，夏天的时候，热得喘不过气来，下大雨的时候，里面淅淅沥沥地下小雨。董国华吃住都在村里，这里没有企业，没地方搭伙，村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安排他轮流在村干部家吃饭。董国华从安徽科技学院毕业，因感念于村里对他的关照，他联系了母校老师，请他们过来跟农民做了一次面对面的农业科技对接，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1点多，老师们为农民讲解和指导施肥、嫁接、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科技知识，村民们非常兴奋，由于规模大、声势足，安徽电视台、《安徽日报》等媒体都派来了记者现场报道。
李长龙将学弟张浩然介绍到了开发区，夏可政在面试张浩然时问他为什么要来这里，张浩然说：“我是农村出来的，我想把学到的东西带回农村。”
确实，开发区招来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农村的，我在采访中曾得到相关部门的非正式确认，开发区决定引进大学生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条件就是，要农村出来的。这在1997年是符合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那时候，开发区还是一个郊区农村，一般的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都不愿来，农村大学生一是能吃苦，不会轻易地被艰苦的条件压趴下；二是没背景，不会轻易地动用关系调走，有利于人才队伍的稳定；三是对农村和农民有感情。确实，从1997年到2002年，开发区派驻到农村来的社区工作者有200多大学生，只走了5位，其他人基本上都留在了开发区。
大规模引进大学生的工程在2002年终止。五年共引进大学生300多名，这批人现如今已成为开发区的骨干和中坚力量。这批从当年的大学生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现在安徽各地出任市长、县长、区长、局长、处长的不下百人。
开发区靠年轻人打天下，环境虽艰苦，但机会多，成长的空间大。从长春地质大学毕业的潘成好在卡丁车项目现场用英语跟外方人员交流，杜平太发现后，很快将其提拔到公服公司任副总经理，20出头就走上了开发区中层领导岗位。周玉24岁出任主持工作的计划项目财务副处长，28岁任开发区财政局局长，副县级。祖朝兴刚满30岁就担当起了开发区建设的现场总指挥。如今刘勇、王刚、谢涛、李应天、宁波、李志奎、吴劲、何建埠、李命山、李孝鸿、张露等一批年轻人都走上了市、县级领导岗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独当一面的局长、副局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了。到2010年前后，开发区各局办的班子成员中正科级、副科级岗位的干部几乎都是在农村摸爬滚打中脱颖而出的。
开发区是一张白纸，在这上面可泼墨最美最新的图画。对于那些没有背景的农村大学生来说，开发区不只是为他们提供了就业的饭碗，而是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二十多年后，许多人对此越来越明白了。
300名大学生人才引进后，开发区兵强马壮，壮的不只是体格，而是壮在专业、壮在激情、壮在敢于做梦。
在专业之外，激情和梦想是专业人才投奔开发区原动力，王厚亮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清华博士王厚亮不想从政，他想回原先的高校教书，可清华不让回原籍。春天的时候，一筹莫展中的王厚亮参加学校的社会实践，跑了许多城市，跟地方政府官员频频接触，他发现政府里好多领导热情满腔，可一谈到专业项目，立刻从滔滔不绝陷入沉默寡言。如同晚清张謇中了状元后办纱厂，王厚亮一直有产业报国的梦想，所以毕业前合肥市委组织部去清华要人，老家在山东的王厚亮不到一个礼拜就敲定：去合肥，去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产业红火的生产一线。王厚亮的岗位是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他清晰地记得2000年5月13日到达合肥时，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生机勃勃、动力澎湃。
王厚亮是要来实现自己梦想的。作为清华博士，他知道这个时代最需要什么，产业的坐标应该定位在哪里，电子信息和集成电路是现代制造业和加工业的核心与灵魂，王厚亮来开发区抓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做集成电路的国运电子（合肥晶体管厂），2002年在南艳湖边打造“合肥微电子工程基地”，获得省计委支持。2007年至2012年先后引进捷敏电子（美国）等一大批电子信息产业的项目。
开发区引进王厚亮，也引进了招商引资的新的理念和新的产业方向，如今，以传统制造业起家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电子信息和集成电路高新技术产业地带上一路呼风唤雨，高歌猛进，与二十年前王厚亮的提前布局有着历史性纽带关系。
后来，兜兜转转一大圈的王厚亮辞去了省经信厅副厅长的职务，出任长鑫电子的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专注芯片研发与生产。像是人生的宿命，他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