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立身之本
中国人办事除了政策、制度、程序等必要的支撑外，还需要一些耳熟能详的口号，一是便于每个人牢记，二是激励斗志。比如淮海战役的战斗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开发区最初的十六字精神叫作：团结拼搏，艰苦挺进，改革创新，无私奉献！
这十六字精神是以标语口号的形式诞生的，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夸张，甚至有些空乏，但在当时是开发区创业者们真实经历的集体写照。
国务院特区办曾经对国家级开发区提出过“三为主，一致力”的办区宗旨：以提高吸引外资质量为主，以发展现代制造业为主，以优化出口结构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企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
这个宗旨的关注点是在经济发展这一层面，而社会事业怎么办，并没有对开发区提出明确要求。当时全国的开发区都是按照经济特区的模式去办的，一切都处于探索过程中。
“实践出真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几年风雨飘摇的开发建设中，悟出了开发区建设的新内涵，悟出了开发区发展的新思路，总结出了开发区发展的“三个主旋律”。
“项目是生命线，改革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带领群众致富是立身之本。”
“三个主旋律”至今一直沿用，开发区五任领导集体从未动摇过。这“三个主旋律”经过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已经升华为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纲领。“纲举目张”，开发区在这一总纲下推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项目是生命线”，这是每个开发区的共识，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命运多舛，所以从开张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走一条剑走偏锋的路子。“剑走偏锋”就是出奇招，亮绝活，每个开发区也都在探索和实践，只是自费开发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比起其他开发区来，胆子更大，力度更强，招数更多。
真正体现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精神和改革意志的，是“带领群众致富是立身之本”。
全国其他开发区为之焦虑不安和苦恼不已的“三农”问题，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作为发展的主旋律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对待，开发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开发区解决“三农”问题的“合肥模式”不是作为一剂膏药自己推销到全国去的，而是国家商务部在各开发区面对“三农”束手无策时上门来取的一个“真经”，并向全国推广，同时还以内参的形式出现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房子建好了，劳动力安置了，可“两个安置”只是解决了“住房”和“饭碗”，要把开发区建成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新城，就必须带领农民致富，让失地农民共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成果，这既源于“共同富裕”的光辉理想，也是开发区对农民心存感激和报恩的心理驱动。
我在和第一任管委会班子成员的接触中，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情感与道德取向，就是对开发区失地农民充满了感恩和感激之情。农民为了开发区建设把土地丢了，把房子拆了，把家禽宰了，把菜地平了，把祖坟扒了，复建点没建好，有的农民住在油毛毡搭建的帐篷里跟苍蝇蚊子搏斗，有的背井离乡去投奔亲友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是农民的牺牲养活了开发区，所以，管委会要求做农村工作的所有干部，必须清楚是农民给了我们饭碗，而不是我们帮着农民解决饭碗，要用感恩之心、感激之情去做农村工作，对钉子户、对难缠的人要用对待家庭纠纷和家务争执的态度去处理。即使被打、被骂了，也得把这当作是自家人的矛盾冲突。
“立身之本”，意思是生存的根本，所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2000年之前，用在“三农”上的人力、物力、财力要远远超过在“招商引资”上的投入。这是对“立身之本”的行动阐释。
1997年体改后，16个行政村，243个村民组，3.1万农民，1.68万劳动力全交过来了，而当时的开发区四处欠账，八方借钱，自己都揭不开锅，带领农民致富谈何容易。
然而，作为一个奋斗目标和开发理想，开发区尚未独立的时候，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在开发区“一穷二白”的时候，在传统农业收入之外，带领农民“致富”的唯一抓手只有劳务，所以1994年管委会就专门下文要求组织群众通过劳务来改善和维持生活，并与肥西和郊区联手协调劳务。
然而，由于多头管理，劳务纠纷此起彼伏，一直不断，组织难，协调难，而一些有关系、有背景的人强行介入，企图垄断，甚至强买强卖，开发区责成执法小分队和治安办出面进行坚决打击，确保“五小工程”让所有老百姓获得利益。虽说当时失地农民很苦，但据统计，1993年至1997年之间，群众的人均劳务所得每年在1000元以上，农民人均收入由700元增加到1700多元，加上青苗补偿和未就业的基本生活费补贴，已经超过合肥市农民的人均收入。一些农民中的能人借助开发区建设开办纸板厂、装订厂、拉丝厂、水泥预制件厂，他们已经率先致富了。
1994年佳通项目落地，项目占地面积2000多亩，拆迁涉及黄岗村9个生产队165户，老百姓一开始很抵制，主要是对未来没有信心，肥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来开动员大会，硬是被轰下了台。夏可政、谢涛、张仁斌以及村支书孙道荣为此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他们拍着胸脯对老百姓发誓：“房子拆了，地征了，不仅要让你们有饭吃，还得让你们吃好饭！”佳通厂房开工后，规土处和村里配合，对一些强势的大户企图抢占劳务和配送材料进行坚决治理，治安办配合整治，最后村里组织了一支40多人的由50岁以上妇女组成的“佳通中老年服务队”，专门为佳通清运废料，这个劳务队一直运营到2006年，每年纯利润30万—40万元。那些不好就业的妇女，不仅能挣到钱，而且比种田挣得还要多，她们在家里顿时就扬眉吐气了。这件事最大的意义不只是挣钱，而是失地农民发现，只要跟着开发区干，就能致富，就有好日子过。这种影响比开一百次动员会还管用。
1994年开发区工业公司和港商合资的香馨公司是开发区农民最早就业的一个平台，许多农民在预制水泥涵管和参加工程建设中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家庭生活，同时开发区管委会、公服公司、执法小分队以及此后的香怡绿化、园林、物业以及明珠物业等市场化服务的用工大量吸纳开发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开发区57家公司先后安置了1000多人在里面就业，或参加劳务。安置性就业不仅稳定了开发区的投资环境，也稳定了开发区农民的日常生活，这是他们走向致富道路迈出的最坚实的一步。
“跟着项目挖土方，随着项目奔小康”，最初开发区农民收入相当一部分来自装卸材料、便道铺设、围墙垒砌、平整土地等“五小工程”，每个村队的劳务分成若干小组，一小组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如果人不来齐，其他人就不干活，尤其是工地现场卸货，扯皮的事每天都有。“五小工程”虽能帮农民挣到钱，但出现的问题让农民伤透了脑筋，首先是工程质量保证不了，施工标准偏低，而且任务分到村后，他们又没有资质，业主单位意见很大，直接影响到了投资环境，但开发区又没有更多的办法和途径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得想办法扭转这一糟糕的局面。
为此，开发区成立了香怡工程公司，公司将群众的工程机械全部集中起来，由香怡工程公司监管，统一做工程，统一跟项目单位结算劳务费，然后再将工程利润按每亩300块钱提取出来，分给没活干的老百姓。2000年以后，“五小工程”逐步由开发区香怡工程公司来做，公司仍将利润按比例分给群众。开发区成立“优化投资环境办公室”后，一亩地直补400元作为群众的劳务补偿，群众从此不再干“五小工程”以及其他劳务。这不仅优化了投资环境，更意味着，开发区日子刚有好转，就开始让农民共享开发的成果。农民不干劳务可以做其他事挣钱，而每亩被征地的劳务报酬还照样发。随着开发力度加大，2000年后开发区农民致富的途径越来越多，致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以前，农民总是说“你们开发区不能让我们没饭吃”，到2000年以后，农民开始不知不觉地改口了，言必称：“我们开发区的花不许乱摘！”
7大社区建成后，每个村推荐20个人到香怡公司的绿化、保洁、保安等岗位就业，培训后上岗，将“待安置卡”换成“就业证”，算就业指标。小区配套的门面房、农贸市场摊位全都卖给了开发区农民，随着进区企业越来越多，开发区人口迅速飙升，紧接着大学城开发，高校不断进驻，开发区的商贸、流通及服务业，每年以几何级数增长。
当初，开发区社区建设中，开发性建设、市场化运作的举措除了创新建设机制外，还有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就是把农民引入市场，把农民变成市民，最终实现脱贫致富。7大社区门面房开发在规划设计中尽可能放大数量，海恒、莲花等社区建设了独立的商业街区，所有门面房除了少部分抵建设单位的工程款，对外一律不出售。按梁建银的话说，就是让农民“放下锄把子，拿起秤杆子”，社区市场建成后，农民自然就进入了市场。现在开发区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80%以上是从家门口起步的，是从社区门面房走向市场的。莲花社区的一位老太太在梁建银退休前的一次偶遇中，情绪很激动地对他说：“梁主任，我靠卖稀饭，又买了一套房子。”分管社区建设和农村工作的梁建银对我说：“政府应该干什么？应该给老百姓搭建致富的平台。这才是正道。”他还说，把农民当包袱甩，不仅甩不掉，而且是要吃大亏的。
姚自秀后来出任海恒社区委的书记、主任，现在是区综治中心副主任。这个从农村妹子成长起来的开发区干部，在她任芙蓉社区委书记的时候，辖区内的合工大新校区路还没完全修好，她组织当地群众，带了十几辆板车，为刚入校的合工大新生拉行李，帮新校区扛办公桌。他们的热情服务打动了工大领导，工大领导问姚自秀：“有什么需要我们学校做的，尽管说。”姚自秀说：“请帮我解决征地农民的就业！”
工大领导一口答应。大学生公寓、食堂、保洁、保安等后勤保障岗位都用了芙蓉社区的农民，一口气解决了200多人的就业问题。后来，香怡建设工程公司说：“只要到芙蓉社区干工程，人就轻松多了。”老百姓就业多，口袋里钱多，所以工地上就相安无事了。
开发区自己没有更多的钱给农民，但可以带领农民一步一步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合肥滨湖建设总指挥部，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杜平太向我深入解读了“立身之本”。他说：“你拿农民的土地，把人家当包袱甩，是不讲良心；人家把饭碗都给你了，你对农民没感情，你不带着人家致富，这是有罪的。我们要求每个人，把自己当农民看！”他说，这个指导思想一直贯穿于开发区的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
杜平太没有太多的政策性的阐释，更多地从情感角度谈农民问题。杜平太与梁建银和夏可政不一样，他不是出身农村，他对农民的感情缘自16岁下放青阳农村的经历。那时候，他很小，农民给了他很多关心和照顾，有时送点酱，送点菜，上山砍柴往他口袋里塞一块锅巴。一次上山砍柴，他的脚被竹签戳破了，鲜血直流，天黑了，他下不了山，村民打着火把，满山遍野去找，他们一遍遍喊着：“小杜，小杜——”，他们生怕小杜被山里的狼吃了。
杜平太对农民心存感恩之心、感激之情，并影响着整个开发区团队以及开发区的决策。1997年开始，开发区每年招100个大学生，他要求年轻人全都到第一线去，到农村去，和农民打成一片，他甚至带着年轻干部到他下放过的青阳大山里采风，给故去的乡亲上坟、烧纸。
我看到了商务部向全国推广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经验总结中有详细的数据材料和扎实的工作思路、创新举措，但唯独缺少了一点，解决“三农”问题时，“感情到位了，工作就到位了”，这才是经验中的经验。
全中国乃至全球华人都知道“洽洽”瓜子，2014年我在台北的一个商场里看到了“洽洽”瓜子，98克重，烟灰色外包装纸袋上贴上的标价是56.8台币，相当于14块人民币。2011年“洽洽”瓜子公司已经在深交所上市，老板陈先保是最早成为安徽首富的，当年“洽洽”食品营业收入高达27亿元，2021年“洽洽”食品营业收入高达31.2亿元。小小瓜子创造的成就充满了传奇性，而这一传奇最初的幕后推手是杜平太和李兵。
1998年夏天，做儿童“棒棒冰”的华泰公司在市场饱和后，转型开发国人钟情的休闲食品瓜子，厂子在五里墩，规模小，效益低，一年只有几万块钱产值，属于刚刚起步。那时候从机关下海的陈先保还没有进入大老板的行列，他想学年广九炒瓜子，但没门路，不知往哪儿去，自己就挖空心思琢磨绝招，想超越年广九。杜平太和李兵得知陈先保的瓜子采用了以“煮”代“炒”的新工艺后，认为前景很好。于是，杜平太和李兵主动上门：“开发区土地多，劳动力成本低，税收政策优惠，到开发区来，我们给你最好的政策。”几次商谈，最终把华泰食品项目引进到了开发区。
华泰食品在经开区飞速发展并成为开发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时候，人们更多地把华泰食品作为一个招商引资的成功案例来研究，实际上，据原任合肥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后出任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和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李兵介绍，当初他和杜平太去引进华泰食品的时候，最看重的是瓜子加工属于劳动密集型用工，能够大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够带动农民致富。当时的日立建机、佳通轮胎、正大饲料招工有一定的技术和文化要求，开发区二级劳动力很难进去，而瓜子的包装、分拣等工序最适合的就是二级劳动力中的女性就业。
华泰依托开发区很快做大做强，当它成为上市公司和炒货行业中国龙头老大的时候，开发区记住的不只是它的产值、利润、税收，还有它为开发区农民就业和致富所做出的贡献：第一期工程投产的时候，就录用了450名开发区农民，洽洽食品经过几次增资扩建，现占地1600多亩，到2012年，洽洽食品共吸纳了1866名开发区农民进企业就业。截至2021年，华泰全球十大工厂共吸纳就业员工5000多人。
洽洽食品为开发区农民致富出了大力，也在开发区实现了上市，李兵很自豪地说：“洽洽瓜子也可以说是开发区培育出来的上市公司。”(https://www.daowen.com)
很显然，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
“富民”不是应急措施，而是战略工程，你很难想象，主攻招商引资的开发区区直各机关、局办和公司集体出动，一对一对帮扶16个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区为此成立专门公司负责实施。
合肥经济管理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成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产业化开发总公司的通知》（合经管办〔1997〕127号文件）。农业产业化公司不是为开发区挣钱的，而是带领失地农民致富的，文件中旗帜鲜明地宣布：“以发展农村经济，致富一方为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发展高附加值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其他副业，兴办公司加农户联合实体，实现农、工、贸一体化。”
汪晴是肥西县副县长兼桃花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开发区建设之初的许多水、电就是由他主政下的桃花工业园提供的。1997年县政府换届，汪晴放弃连任，投奔开发区，杜平太交给汪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组建农业产业化总公司并出任第一任总经理。
这是一个显然比副县长要难干得多的工作。
汪晴带着二十几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在农发局的配合下，开始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浩大工程。
这一带传统的种植业只有水稻、小麦、油菜，它们被种在岗头水尾，一遇天旱，甚至颗粒无收。调整产业结构的动员大会在桃花大酒店隆重召开，各村民组长以上的干部以及区直对口帮扶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梁建银做动员，将结构调整和带领农民致富之间的联系及意义阐释得透彻而深刻。农发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夏可政做报告，他跟开发区农民已经混得太熟，所以站在台上，就像站在村民家的锅台边，脱稿演讲，朗朗上口。至今人们还清晰地记得，夏可政用打扑克的形象语言煽动说：“只要胆子大，摸上来都是炸！”
胆子确实够大的，农业产业化公司一出手，开发区土地上顿时就有换了人间的感觉，建塑料大棚种植优质果品和蔬菜，把土地推成鱼塘养鱼，带领农民种花、种苗木、种优质水稻、种甜玉米，指导农民养猪、养鸡、养鹅鸭、养獭兔、养鹧鸪、养鸽子、养奶牛，还有养狗的。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几十个结构调整的立项获得了市农委上百万元的农业产业化帮扶资金支持。公司成立不到半年时间里，合经农产（〔1998〕）4号文件中这样写道：“公司已落实优质高效种植项目有：甜玉米1000亩，香稻1700亩，养殖蛋鸡30000只，水面养殖80亩。”
一开始农民不愿种甜玉米，产业化总公司经开发区管委会批准，成立了“合肥金珠皇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和肉联厂合作，专营甜玉米深加工，做甜玉米粒和玉米棒的速冻产品，销路确定后，跟农户签订包销合同，同时给农民提供种子和无偿技术服务。1998年第一年甜玉米种出来后，运气不错，产量高，品质好，由于甜玉米既能生吃，又能防止糖尿病、高血压，在市场上也由陌生到渐渐热销。市场一热，价格立马高于公司包销价格，市里的小贩们像特务一样潜伏到了村里，村民们不管合同不合同，偷偷地卖给了小贩。汪晴急了，甜玉米供货跟食品加工企业订过合同，都卖到市场去了，不仅违约，而且无法往下合作了。汪晴带着汪庭歌、王斌等一二十名年轻大学生们通宵不睡觉，在路口堵住私自卖甜玉米的村民，堵到了，按合同，强行收购，有的老百姓夜里从河沟里、从小路上溜出村，金珠皇公司人手不够，眼见人跑了，追不上去。
因为合肥只有开发区种甜玉米，汪晴就带员工到菜市场去堵，一个贩甜玉米的小贩贩了一口袋到银河菜市场倒卖，汪晴跟踪到菜市场，告诉他这是合同中的玉米，不能私自卖。为防止哄抬价格，汪晴命手下员工，以市场价再全部回购了过来，不然跟签了供货合同的食品公司没法交代。在农业产业化公司夜以继日的围追堵截下，一部分甜玉米流向了市场，70%以上的农户还是守信用重合同的。甜玉米一炮打响，1999年五十周年国庆，开发区邀请省市领导到明珠广场看烟火，那天晚上，开发区就是端出了刚出锅的香喷喷、热腾腾的甜玉米招待省市领导，领导们在甜玉米清香的味道中意识到，这里的农村已经变了。
农业产业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就拿甜玉米来说，对种植技术要求很高，病虫害、提前抽穗等问题经常出现，开发区引进的四喜黏水稻，米质很好，但对水、肥、光照的要求也很苛刻，好在产业化公司跟市农委、安农大专家保持了无缝对接，随时解决问题。
然而有些问题虽有专家指导，文盲或半文盲的村民却接受不了科技知识。尤其是养殖业，大多是农民分散养殖，有的人家奶牛养殖很成功，而有的人家奶牛则不产奶。还有獭兔项目，由于对习性把握不准，压根就产生不了效益，区直各单位帮扶的热情很高，但都没搞过农业，所以常常出现失误。那年头，合肥人喜欢吃狗肉，金寨路一家“椒江狗肉馆”火爆到从早到晚翻台子，于是，吴郢村准备从外面引进一千条狗饲养，第一批引进了六百多条狗，没两个月，得痢疾全死了，剩下的狗，再也不敢去卖了。1998年前后，合肥龙虾火遍天，每天晚上市民在路边扎堆光着膀子喝啤酒吃小龙虾。瞅准商机，开发区几个小水库开发养小龙虾，市畜牧水产局免费提供了虾苗养殖，可由于水库的水太清，不宜于龙虾生长，龙虾长得又瘦又小，没法继续，最后的结论是“水至清则无虾”。
汪晴点上一支烟，对我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种植观念，让科技致富深入到千家万户，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知道了开发区的心是跟他们连在一起的，感情是向着他们的，是真心实意带着他们致富的。而且确实涌现出了一批致富能人和带头人，这期间还涌现出了吴文利、姜学义、王斌、沈学智、汪庭歌等一批大学生骨干人才。”
李平引进了顶绿食品，没想到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力度很大，顶绿做脱水蔬菜和大麦粉，出口日本市场，销路出奇地好。于是开发区开始大规模行动，农发局将种植任务分解到村，引导农民大面积种植大麦苗，可大麦苗收割期很短，得掐准时辰，10天左右得全部割完，不然就会抽穗。农民集中收割那几天，就像以前农村的“双抢”，是疾风暴雨式的。大量的麦苗割下来，顶绿仓库容不下了，企业拒收，夏可政和汪晴跟企业协商，企业不干，因为麦苗加工不了，捂黄了就报废了。农民也不干，麦苗是开发区要种的，收割的麦苗开发区要负责。夏可政没办法，一边要求村里有序收割，一边叫老百姓把割下来的麦苗用拖拉机拉到农发局，发动农发局全体员工，将办公室腾出来，晾麦苗。于是，农发局的办公桌上、地上、过道里全都是摊开的麦苗，夜里开着吊扇，整夜吹，农发局员工定时巡查，不能让麦苗受热，防止发黄，第二天再送顶绿加工。夏可政说：“我们守着那些麦苗，就像守着村民家里的口粮，一点都不敢马虎。赔偿也赔不起！”
种植大麦苗的老百姓至今都没忘记，农发局机关曾是他们收割麦苗的中转仓库。
农业产业化当时必须搞，也不得不搞。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刚刚获得批准的5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没几个项目，而未来又不知怎样，3万多农民问题不解决，开发区的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当时铺天盖地和操之过急的农业产业化都是特定环境逼出来的。
各个社区也在想办法，开发门面房、组织农民参加劳务。王波在出任锦绣社区筹备组长的时候，成立了“锦绣社区劳务管理中心”和“锦绣社区苗木中心”，从社区办向财政局申请了5万块钱，利用锦绣小学西侧的空地，组织农民开垦，种植雪松、意杨等苗木，他们给这块地方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百草园”，把小学叫作“三味书屋”，取自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锦绣社区的“五小工程”做得有声有色，苗木后来都用于开发区绿化工程上了。王波回忆说，当时负责苗木的是新来的大学生叶玉稳，他隔三岔五要到南京江浦购苗，每次都是凌晨四五点钟起床，赶最早的一班汽车去南京，为的是当晚能赶回合肥，如此起早贪黑，只为省一晚上住宿费，只可惜小叶后来英年早逝，王波说起来伤感不已。
在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中，行道树和花木的需求量非常大，各个社区包括公服公司、香怡公司等都相继成立了绿化公司和苗木公司，大量种植，开发区下了一道死命令，开发区行道树和社区建设的苗木一律先采购自己种植的。
一些精明能干的农民从中冒了出来：王立平成立了自己的绿化公司，如今已是大老板了；刘正全也成立了自己的绿化公司；农村女孩徐琴由承包开发区道路清洁到成立自己的“合肥力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后来发展到几百号人。
陈义银是习友村陈小郢生产队的农民，家里兄弟5个，没开发前，兄弟们找老婆很困难，陈义银16岁到合肥去学油漆工，为的是挣点钱回来，能讨一个老婆。他是一个能吃苦、很诚实的乡下人，在人家家里做补油漆的零活，人家能把家里钥匙丢给他而丝毫不会提防他。开发区社区建设如火如荼拉开架势的时候，在城里已经有自己的装饰公司的陈义银坐不住了，他要回到自己的老家来发展。2000年海尔项目拆迁，识大体的陈义银带头拆了自家的房子，开发区以8万一亩的价格给了陈义银8亩土地做公司的材料仓库，现在繁华大道边的“义银大酒店”是一幢28层的高层建筑，土地是陈义银2006年拍来的。义银装饰公司现在是安徽装饰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六个一级资质，在全国百强装饰企业中它是安徽唯一的一家，有员工4000多人，其中开发区员工300多人。陈义银真正的大老板之路是从开发区这片土地上起步的，开发区明珠国际大酒店、安徽国际会展中心都是由陈义银参与装修的特大工程，他最早成为开发区规模企业、致富典型、税收大户。
李龙球是土生土长的十八岗村的农民，早年在合肥锻压机床厂食堂做临时工，烧一手好菜，1985年自己开饭店，1990年前后在卫岗开的“中亚酒店”年营业额300多万，纯利润高达100多万，他很快成为合肥“南门第一富”。李龙球和陈义银一样，都是商业嗅觉特别灵敏的农民企业家，他从开发区铺天盖地的建设中嗅到了商机，决定杀回老家创业。李龙球告诉我：“我是第一个回开发区投资的人。”我有些将信将疑，后来经多方证实，李龙球1996年买了莲花商城360平方米的门面房，当时开发的房子不好卖，又不允许卖给外人，李龙球经俞光远介绍，跟周玉、王东明、窦实谈价格，李龙球是爽快人，没几分钟就谈好了，开发区报价每平方米1600元，李龙球以每平方米1440元成交，当场签合同，当天下午就打过来15万定金。当时开发区连加油的钱都很困难，李龙球买商铺的50多万房款确实也能算是一笔可观的投资了。李龙球在开发区困难的时候回来投资，所以，他得到的回报就会更丰厚。李龙球后来在开发区开了“太阳宫酒店”，开了食品加工厂，赚了钱后，又兴建了明月丽晶酒店，成立了合肥锦华商贸服务公司。他于2009年进军制造业，在卧云路和龙蟠路交口自己原先锦华食品的36亩地块上做起了“合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自己任法人代表兼董事长，控股合锻三分厂，给合锻做配套，并贴牌生产合锻液压机。这个当年的合锻厂的临时工，后来成了合锻三分厂的当家老板，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不只是见证了一个农民奋斗的传奇，更是实证了开发区就是农民致富的最大的平台。李龙球如此，陈义银、沈家忠也是如此，在他们的身后，是成千上万走向了致富道路的农民。
在这些发家致富的农民典型的身后，是千千万万开发区农民实实在在的收入翻番：1993年开发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700多元，1997年1700元，2002年3008元，2003年达到4006元。2010年，祖居居民人均年收入13159元，2021年，开发区居民人均年收入49850元。2022年，开发区居民人均年收入52816元。
开发区“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在全国率先垂范，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与震动，各地大大小小的开发区前来参观学习取经的几乎一直没断过。我在开发区挂职期间，曾好多次代表管委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学习取经的考察团，先介绍，后参观。
杜平太说：“以人为本我们早在1998年就开始实施了，比全国要早得多；全国取消农业税是2006年，我们从2001年起就取消农村所有的税负了。”
“创新”就是意识超前，就是领先一步。
“农民不是包袱，而是资源”，这是梁建银在武汉开发区讲座时的一个主题。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三农”经验让武汉开发区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武汉市副市长兼武汉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在考察了合肥开发区后，邀请梁建银去武汉开发区为全体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传经送宝。开发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俞光远陪同梁建银去武汉，俞光远说，他们在武汉受到了明星般的礼遇，武汉开发区上下都很激动，没想到，全国开发区的僵局，被合肥盘活了。
农民是资源，这个提法是有创新价值的。梁建银的解释是，农民第一层面是人力资源；第二层面是环境资源，农民不稳，投资环境就难以保证；第三层面是人文资源，农民安居乐业，素质提升，心跟开发区一起跳动，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地方的文明。正因为如此，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才把带领农民致富作为“立身之本”。
2000年挂牌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后，优质的投资环境、优良的配套服务、优惠的投资政策，使得开发区的潜能在憋了八年后终于爆发了。
2000年后的开发区整天忙于谈判、看地、签投资协议。征地拆迁量急遽增加，2001年拆迁量是前八年的总和，2002年是前面累计的总和，2003年又是前面累计的总和。到2003年，共安置回迁房屋100多万平方米。
2004年土地新政实施，实行计划用地、计划管理、计划报批，土地审批由以前开发区自己拍板，交由省土地部门审批，有的用地要报国土资源部批准，而开发区赶在2004年之前，大规模征地、拆迁，2003年征了几万亩土地，拆了六七千户，一年建了100万平方米安置房，赶在新政实施之前，开发区已经征完、拆完、规划到位，3万多农民整体转户。开发区由农村向城市转变首先在身份上提前实现。
计划赶不上变化，开发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随着开发区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农业和农村迅速消失了。1998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园”，开发区成立了以副市长杨振坦和开发区工委书记张维端、副主任梁建银为正副组长的科技示范领导小组，王刚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产业化公司总经理。园区规划总面积23平方公里，首期规划面积6平方公里，建设劲头和势头都很猛，除订单农业甜玉米，还建了2个连栋大棚、30个钢架大棚，大棚租金每年15万，甜玉米每年挣15万，靠申报项目获得市里专项扶持资金400多万，如果申报国家级农业示范园区成功，国家就会无偿支持1000万，市里配套1000万。中科院、南农大已经做好了规划和可行性报告，准备发展设施农业（喷灌）、观光农业（采用太空种子种植番茄树、辣椒树、黄瓜树等），一时间，农业产业化展示了非常迷人的前景。可领导小组成立不久，工业项目一个接一个来了，土地不停地被征用，拆迁不停地赶进度。本来想以现代农业、农业观光旅游为发展的目标不得不停了下来，工业化已逼近家门口了。
没想到农业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消失了，农民致富已经不再依赖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了，农民将投入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队伍中去。
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还是留下了大量的拆迁难题，开发区直接扶持和鼓励的种植业、养殖业所建设的蔬菜大棚、养猪场、鱼塘、奶牛栏舍，重新征用和拆迁补偿由于没有标准，因而索要高价的扯皮事一直不断：“是你们叫我们养猪、养牛、养鱼的，现在又不让我们养了，当然要赔偿我们损失。”农发局和社区建管中心再深入每家每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开发区本来想办好事，这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掉进奶池子里把自己淹死了，死不瞑目呀！”农民当然理解开发区是为老百姓着想的，但你是堂堂的一级政府，哪能少补呢？补偿金额互不相让，反复沟通交涉，双方再相互让一步，最终敲定。
只要有项目，只要不是漫天要价，多补一点也认了，反正是肉烂在自家锅里。
2000年一过，开发区的“三个转变”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农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市民，农村也在不动声色中变成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