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制度·用乐功能·音乐本体：大曲研究新视野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产生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整体史（总体史）”治史理念，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历史问题不是孤立的、独立的，一切都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研究历史必须有整体意识，整体史是唯一真实的历史。[106]因此，他们致力于从长时段、多维度、多层面对社会进行整体研究，这种研究理念对于拓展史学研究对象，丰富史学研究体系影响极深。德国音乐史学家达尔豪斯认为：“音乐的历史（或者任何其他上层建筑现象的历史），如果写作时脱离普通历史，他就是一种无意义的抽象。根据马克思的论断，音乐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因而它没有其自身的历史，只有作为整体的社会才具有历史。……音乐史学家的写作只有在它并不局限于‘音乐，的历史时，才有权利宣称这是音乐的‘历史’。”[107]可见，西方音乐史学家也在逐渐树立“整体史”的研究理念。本书的研究对象“大曲”是综合性歌舞表演艺术，其由乐人与文人在互动中创作形成，经乐人在不同空间、不同场合表演得以传承与传播，并具有不同的用乐功能与意义指向。而在封建王权统治下，其创作与形成、传承与传播、发展与演化均受国家机构与制度的保障与规约，因此，孤立地研究大曲本体，显然不能揭示大曲文化之整体面貌，鉴于此，本书依音乐制度为纲、用乐功能为目、音乐本体为本的研究理念和论证体系，探讨大曲动态演化的意义。本书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突破了以前大曲研究者只关注俗乐大曲曲目、曲名、结构名称考释等方面研究之局限，将礼乐大曲这一在历史上客观存在却被学界忽视的音乐形式纳入到大曲研究范畴；对大曲动态演化的礼、俗两条脉络，礼乐大曲与俗乐大曲间交流融合、互为张力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大曲的承载机构、承载群体、大曲的传承和传播机制、大曲的多种衍化形式，以及大曲在当下的遗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拓宽了大曲研究的视野，让大曲回归到其整体性、全面性、丰富性、贯穿性存在的样态。
本书以“制度”为视角，对大曲在各历史时期的承载机构，大曲的“创承”群体进行梳理，以揭示大曲的“创承”机制和空间属性。就本书而言，礼乐制度、乐籍制度、音乐机构是大曲音乐制度的三个层面。
其一，礼乐制度。周公制礼作乐，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礼乐在国家政治话语权力中的主体地位，也确立了礼乐大曲“国家在场”的意义。礼乐制度是礼乐大曲存在的基础，是礼乐大曲“创承”的制度保障体系。礼乐大曲的发展与礼乐制度具有重要关系。
其二，音乐机构。这是国家音乐政策得以实施在机构层面的保障。国家在宫廷以及宫廷之外各级政府设置音乐机构是为了对具体执行政策的群体进行管理和规范，使国家的政策得以有效实施。总体而言，自周代始，宫廷与诸侯国均有“有司”负责，汉至两晋有太常、乐府接续，其后则有太常、教坊以及王府、地方官府用乐机构；音乐机构与音乐性质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礼乐大曲与俗乐大曲分别有相应的承载机构，其中各级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对大曲在宫廷外传承、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其三，乐籍制度。虽然音乐机构对大曲的传承、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自乐籍制度建立以后，其不仅成为国家专业乐人群体来源的重要方式，也是大曲在技艺层面得以“创承”传播的重要保障。大曲，作为一种结构庞大、组织严密、对表演技艺要求高的音乐形式，其乐曲的创作和表演、乐人的教习和培训无疑都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这个制度即在中国历史中存续了千百年的乐籍制度。大曲经过乐籍制度下专业乐人群体的创作和规范，经由乐人的轮值轮训，在乐籍体系内传承并面向社会传播，从而为大曲在宫廷、地方官府和民间的广泛存在以及大曲向他种艺术形态演化提供了可能。
功能即功用。从哲学层面来说，一切事物均处于无目的或有目的功能之中，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其理想状态是合统治阶层的目的性，具有“有目的”的功能，这种“目的”即是社会的有序性。对于有“礼乐之邦”之称的中国而言，音乐文化的合目的性，音乐文化的功能性，尤为彰显。“中国传统乐文化，从其功用上认知其实就是两大类：礼乐与俗乐。中国传统乐文化是在礼乐与俗乐的互动中前行。”[108]大曲在发展中虽有多种历史形态，但从功能性用乐理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礼乐大曲”和“俗乐大曲”两类，或者说大曲有“礼乐”和“俗乐”两方面的社会属性。
本书以音乐本体为视角，从音乐结构层面对大曲的概念进行重新解读，考察和辨析大曲与上古乐舞、宋元以降多种套曲体音声技艺形式之间的关系，并从大曲的本质属性探究不同形式大曲的外部形态和内在体制，揭示大曲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09]，“一代有一代之大曲”。我们对“大曲”的研究，也即阐幽发微、探赜索隐，探究不同时期大曲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揭示“一代有一代之大曲”之面貌。这正是本书揭示的大曲动态演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