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时期

魏晋俗乐大曲其源虽可溯至先秦礼乐大曲、《诗经》及《楚辞》等音乐形态，但就现实发生层面而言，是在汉相和歌及三调歌诗基础上形成的。清商署的设立是其成立的条件之一。“它使大曲的制作和演奏有了人才条件、场所条件和其他物质条件。”[149]

清商署是曹魏时期新设的音乐机构[150]，它上承乐府，下启教坊，对我国古代音乐机构、乐官制度及俗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清商署既是魏晋俗乐大曲形成的条件之一，亦是魏晋俗乐大曲的重要承载机构。曹魏清商署乐官有令和丞。[151]《资治通鉴》卷一三四胡三省注文称：“魏太祖起铜爵台于邺，自作乐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属光禄勋”。[152]又，洪饴孙《三国志职官表》曰：“魏清商令一人，六百石，第七品，所掌如掖庭令。（原案：嘉平六年纪注，称少帝见九亲妇女有美色，留以付清商。又帝使保林、李华、刘勋等与小优郭怀、袁信等戏清商令，令狐景呵之。是所掌如汉掖庭令也。）魏所置（汉无此官）。”[153]可知，古人均认为曹魏清商署隶属于光禄勋，是具有内廷性质的俗乐音乐机构。今人黎国韬[154]、曾智安等持类似观点，如曾智安认为清商署是魏明帝在后宫所设的歌舞音乐机构[155]，提法虽不同，但意思相近。

魏晋俗乐大曲是宴飨俗乐，其由内廷乐官职掌有其历史渊源。《通典·职官七》云：“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及丞，又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156]乐府作为一个以掌管俗乐为主的音乐机构，在秦汉时期均隶属于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157]可知少府是职掌国君私奉养等内廷诸类事务的机构。乐府既属少府，其掌管内廷音乐实属必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158]秦始设乐府机构，上文所引宫观里的钟鼓美人很可能由乐府统管。西汉时，乐府功能有所拓展，既掌管祭祀礼乐，亦掌管宴飨俗乐。哀帝罢黜乐府以后，至东汉，乐府机构不再复设，其典俗乐的部分职能则转由少府辖下的黄门鼓吹所管。《唐六典》曰：“后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人。”[159]王运熙说：“汉代的黄门鼓吹乐，如上所述，包括了相和歌杂舞曲，其中尤以相和歌为首要部门，它是宴乐嘉宾时娱心意悦耳目的最美妙的乐歌。”[160]魏晋俗乐大曲由汉相和歌发展而来，而曹魏时期乐府及黄门鼓吹等机构又均不曾设置，因此，增设清商署机构职掌魏晋俗乐大曲等内廷音乐非常有必要。

西晋乐官制度多袭曹魏旧制，魏晋俗乐大曲亦由光禄勋所辖清商署所掌。《晋书·职官志》云：(https://www.daowen.com)

西晋清商署隶属光禄勋，是与太乐、鼓吹并列的音乐机构，太乐、鼓吹均有礼乐性质[163]，黄门和掖庭作为内廷音乐机构虽掌管俗乐，但已有清商署，则大曲必然主要由清商署职掌。

至东晋，因战乱，“乐器工衣”亡散严重，乐官制度变更较大，哀帝以后，太常寺下设音乐机构唯有太乐署。《唐六典》载：“晋遂置鼓吹令、丞，属太常。元帝省太乐，并于鼓吹；哀帝又省鼓吹，而存太乐。宋齐并无其官。”[164]此时，太乐署不仅职掌礼乐，而且承载俗乐。《南齐书·乐志》有载：

王运熙认为：“《宋书·乐志》（一）说：‘鞞舞故二八，桓玄将即真，太乐遣众伎。’鞞舞在汉魏与相和同隶黄门鼓吹，现在改隶太乐，由此推测，大约这时清商曲已由太乐兼掌了。这也开六朝太乐统辖清商的制度。”[166]东晋，魏晋俗乐大曲等清商旧乐是存在的，但不见清商署音乐机构，亦不见清商臣、令等乐官记载，但据上文所引，胡伎为俗乐音声，既然可以进太乐，那么魏晋俗乐大曲当亦有可能为太乐所统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