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及其在童年期的发展

第十章　情绪及其在童年期的发展[1]

心理学中关于情绪学说的现状及其理论发展与其余章节相比较，有着很明显的特色。近几年心理学这个章节中独占鳌头的是在心理学其余章节看来完全格格不入的纯粹的自然主义。我们上述的这些章节，作为完整形式的纯粹自然主义理论只是在行为主义或其他行为学派中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过去关于情绪学说的章节中就方法论方面来看，包含着整个后来的行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对唯灵论的内省心理学产生极大的反差、激烈的反应。由此自然而然地，基本上纯粹由自然主义形式阐述的情绪章节，成为构成当时心理学其余章节中的“白乌鸦”。

这里的原因有许多。我们必须指出一个与达尔文观点相联系的新近结论。达尔文完成庞大而古老的传统生物学研究后，在专著《人类表情动作的起源》中提出，人的情绪与在动物世界中观察到的、相应的激动和本能反应有着发生学的联系。达尔文关于进化论和人类表情动作起源的探讨，毫无疑问对于进化论思想的提出极具价值。正如他以俄文出版的一封书信中提到的，它被认为是人的内在的最神圣不可侵犯东西的感情，具有动物的起源，与所有人的一切一样。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人的情绪表现与特别接近人的高等动物的共性如此明显，以至于几乎不存在任何争论。

众所周知，当时由具有中世纪宗教传统经院哲学思想主导的英国心理学，十分隐秘地影响了达尔文的思想。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说，多么奇怪的是，这种渗透着宗教传统的心理学与达尔文及其学生发展的观点相遇后，特别得到达尔文的赞同：人的恐惧、自私自利的欲望及与保护自己身体相联系的情绪的确具有动物的起源。

因此，即可得到关于心理学思想著作的两个倾向的观点：一系列心理学家（如斯宾塞及其学生、法国实证主义者李博及其学派，德国的生物定向心理学）部分地赞成达尔文的思想倾向，支持发展关于人类情绪生物起源于动物情绪激动和本能反应的思想。由此他创建了这样一个情绪理论（不成熟的，正如其文献中所述），并几乎纳入了所有的教科书，也包括我们的。

从这个理论观点看，我们伴随着恐惧的表情动作，在熟知的表述中，被当作逃跑时动物反应的不成熟遗迹来研究。而伴随着愤怒的表情动作，被当作伴随我们动物祖先从前对攻击的反应动作的不成熟遗迹来研究。按照熟知的公式，恐惧当作受阻的逃跑来研究，而愤怒作为受阻的攻击。换句话说，所有表情动作都通过回顾以往的方向被研究。从这方面来看，李博的话是有道理的，即情绪是人心理的独特成分，或者，正如他所说，只能回顾以往得到“国中之国”。李博的观念就是，情绪是“正在消亡的部落”或者“我们心理上的吉普赛人”。事实上，从这个观点看，心理学研究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人的激动反应是其动物存在的遗迹、外在表现及内在思想无限弱化的遗迹。

由此，我们获得的印象就是，情绪正在曲折发展。并且，正如斯宾塞新近的一个学生提出的，如果我们比较人与动物、儿童与成年人并且最终是原始的与有文化的人，那么，我们会看到，与进程相比较情绪的发展失去了重要性。由此，众所周知，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即未来的人--没有情绪的人，这样的人会走到逻辑的极端并丧失对其生存的古老年代具有重要意义反应的最后剩余环节。

显而易见，从这个观点看，情绪心理学中只有一个章节可以作为完全相符的内容进行研究--关于动物情绪反应和动物世界情绪发展的章节。这个章节在现代心理学中研究得更为深入和详尽。至于人类心理学，那么相反，这种状况排除了对人的情绪专门特征进行相应研究的可能性。这种状况不是显示出如何丰富儿童年龄阶段的情绪。相反，我们应考虑的是，如何平息、弱化和消除作为早期儿童年龄阶段特性的直接情绪类型。至于从原始人至今情绪力量的变化，这条道路的研究只是进化论的直接延续，即当人的心理向前发展时，情绪向后退化。李博说，这就是整个心理活动消亡的主要历史。

如果从生物学方面研究的情绪活动好像是心理活动整体的消亡，那么直接的心理学经验以及随后的实验研究直观地证实了这个观点的荒谬。

詹姆斯和兰格给自己提出了新课题，并各自按照不同的道路研究：詹姆斯作为心理学家更为有意识地，而兰格作为生物学家更为无意识地，寻找动物情绪的起源。正如詹姆斯所说，人的有机体本身是摆脱回顾以往的道路而走向人的情绪。兰格和詹姆斯在伴随着我们情绪过程的机体反应中找到了动物情绪的根源。这个理论被众所周知地写入教科书中，以至于没有必要继续探讨其观点。我们知道，这个理论最主要的转折点就是对构成情绪反应那些要素传统连续性的改变。

众所周知，对于詹姆斯和之前两位心理学家而言，情绪过程的进程被表述成这样：第一环节就是内部或外部的事件，对其的感知引发情绪（比如说，遇到危险），然后就是对情绪本身的感受（感到恐惧），再后来就是相应的身体、机体的反应（心悸、脸变苍白、喉咙发干--伴随恐惧的所有征候）。如果早期的心理学家发觉了这样的连续性，感知、体验、反应，那么詹姆斯和兰格则在另一个连续性上继续研究这一过程并指出，对某一事件的感知后直接传送反射性的机体反应变化（对于兰格来说主要是依靠血管舒缩的，对于詹姆斯来说是内脏的、由内在器官实现的）。发生恐惧和其他情绪时通过反射性途径产生的这些变化我们能感受到，而对自身器官反应的感受则是情绪的基础。

根据这些学说，在当前做了许多方法上改头换面的詹姆斯古典公式中，由于每一个理论都极力显示与其的对立性，而表达出这样的意思：通常认为，我们哭是因为痛心，我们发抖是因为害怕，我们动手打人是因为生气。而实际上应该说，我们痛心是因为哭，我们害怕是因为发抖，我们生气是因为动手打人。

根据詹姆斯的观点，足以平息情绪的外部表现并使其消失，而相反，自身只要唤起某种情绪表现，就足以使情绪跟随这些表现。

这个从理论方面看来，完整的、得以充分研究的理论添加了两个要素：从一方面看，它的确确立了情绪反应鲜明的自然科学和生物学基础；而从另一方面看，它不具有这些理论的缺点，即这些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无论谁都不需要的情绪、动物存在的遗迹还继续存在，并从不成熟的经验看来是更为接近于个性核心的这样重要的、这样有意义的感受。你们知道，感受更有激情--这是个体的内在感受。

众所周知，詹姆斯和兰格各自的理论很快联合为统一的理论，首先遭遇到“唯物性”的指责，即詹姆斯和兰格试图将人的感受归结为其对发生于身体内机体过程意识的反应。但是，詹姆斯自己脱离唯物主义而以其心理学教科书中的提纲对首要准则做出回答：“我的理论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而事实上，他的理论本质上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即使在一系列情况下因为使用了自然唯物主义方法论而称之为唯物主义。它不是唯物主义的，导致与唯物主义要素相对立的结论。例如，与关于情绪的学说一样，其任何地方都尽力不区分高级的和低级的机能。这是詹姆斯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根基。

詹姆斯自己在应对唯物性的指责时，遵循着达尔文在回答来自英国经院哲学心理学家的指责时已经发现的途径。詹姆斯试图认为，上帝的归上帝，而君主的归君主（意思是该是谁的就归谁）。他这样做以解释机体的起源具有的只是人遗传动物祖先的低层次情绪。这包括这样一组情绪，如恐惧、愤怒、绝望、狂怒，但最终不包括按其表现来看是“脆弱”的情绪，如宗教体验、男女之间爱的体验、伦理感受等。因此，詹姆斯尽力区分了低级的和高级的情绪成分，特别是早前很少被发觉并在近几年占据实验研究核心的理智的成分。所有的情绪和感受都直接进入我们的思维过程中并构成整个判断过程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不同于机体框架，作为过程，也就是完全区别于其他本质过程。

詹姆斯作为实用主义者很少对研究现象的本质问题感兴趣，因此，他说，在社会的实际意义中足以认识到表现在高级和低级情绪之间经验研究的差异。从实用主义观点来看，重要的是使高级情绪从唯物主义的或者准唯物主义的解释中解脱出来。

因此，一方面，这个理论导致直觉主义和描述心理学所特有的二元论。不是别人，正是别尔克松，极端唯心主义者，在心理学和哲学观点上很多方面与詹姆斯相一致，接受其情绪理论并夸大其理论和实践特征的固有观念。从另一方面看，与关于高级和低级情绪学说的唯心主义一样，这个理论不可能称之为唯物主义的，正如詹姆斯自己所说，他的理论中较之其见解更不包括任何唯物主义的边界。我们听到是因为，听神经末端受到空气振动的突发作用于我们的耳鼓膜。换句话说，最鲜明的唯灵论者和唯心主义者无论何时都不能否定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我们的感觉、知觉处于与刺激我们感觉器官的物质过程的联系中。

因此，詹姆斯关于情绪是机体变化内在感受的论述中，不包括比任何类似观点更为接近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些类似的观点认为，光波刺激相应的视神经，带动神经过程，并与此类似地产生某种颜色、形状、大小等心理感受。

最后，第三点最为重要。这些理论奠定了建立关于情绪学说整个系列形而上学理论的基石。在这方面詹姆斯和兰格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著作及由其直接发展的流派相比又向前迈进一步。如果需要拯救情绪，并显示这不是正在消亡的部落，那么詹姆斯没有寻找到任何东西。可以肯定的是，情绪固定于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变化最少的、最低级的器官--内部器官，按照詹姆斯的看法，是情绪的真正体现者。肠和心脏的最敏锐反应、产生于内部腔室和器官的感觉、血管舒缩反应和其他类似的变化--这就是植物性的，具有内脏的、体液的成分，按照詹姆斯的观点，由于对这些成分的感知而产生情绪。

我认为，按照李博和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情绪是人心理的国中之国。这意味着，情绪被孤立地研究，脱离了统一的整体，脱离了人的其他所有心理活动。詹姆斯和兰格的理论给予了这个国中之国观念的解剖-生理学辩解。他说：人思维的器官是大脑，情绪的器官是内在植物性器官。因此，情绪的基本基质由中心转向边缘。不能说，詹姆斯和兰格的理论比先前的理论更为可靠，从而揭开情绪活动发展问题的所有大门。正如詹姆斯自己所表述的，那里有某些对发展的回顾，在追求既往的分析中，把人的情绪作为发展过程中的过去再现进行了研究，然而这样完全排除揭示人的情绪发生、人的历史生活过程中任何新情绪产生的可能。

因此，詹姆斯与其后继者一样孤立于小圈子，又转向情绪的唯心主义观念。正如他所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时期完善和发展了动物所不能知晓的人的高级情感。但人从动物那里所获得的一切，仍然处于不变的形式中。因为，正如詹姆斯所表述的，这就是其机体活动的一般机能，这首先用于证明（正如我先前提到的达尔文所说的）动物情绪起源的理论，最后用于证明完全缺乏由动物发展到人的联系、缺乏其历史发展的联系。这样，这些研究者现实地提出上帝的归上帝，而君主的归君主（意思是该是谁的就归谁），也就是试图确立，一方面是一系列高级情绪的纯粹唯灵论意义；另一方面是一系列在意义上纯粹机体的、生物的低级情绪。

对这个理论的实验方面的攻击有两个方向：从生物实验室方面和从心理学实验室方面。

生物学实验室对詹姆斯和兰格的理论起着背叛作用。生物学家首先为这个理论感到精神振奋并一年一年地提供新的资料以证实詹姆斯的理论。其理论中含有某些不可怀疑的真理；对于情绪反应的专门的机体变化特别丰富并且多种多样。比较詹姆斯所说的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确实可以看到，由詹姆斯和兰格开创了一条经验研究情绪的多么巨大的和有成效的道路，这具有巨大的历史贡献。

已经译为俄文的坎农的名著扮演着生物学实验室研究中的背叛角色。书是彻底的二重性的，而如果不能立即发现这一点，那么首先是因为，著作反映的是生物学研究的早期阶段，而第二是因为我们出版时有扎瓦多夫斯基的序言，序言把坎农的书当作詹姆斯-兰格理论正确性的具体实验证明来介绍。然而，只关注分析坎农的实验内容，可以看到，本质上说，它们导致对詹姆斯-兰格理论的否定。

基于詹姆斯和兰格创建其著名理论时首先面临的理论问题，还有两个观念：①从生物学角度研究的情绪反映的是生物状态的意识，②这些状态专门针对不同的情绪。

您也许读过许多关于坎农及其学派的新近著作。在对猫、狗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实验中，坎农借助于非常复杂的实验方法，借助于摘除术、人为毒术、复杂的生化分析，得以成功地实验证实，的确，在猫和狗的狂怒、愤怒恐惧状态下将产生与内分泌腺，特别是肾上腺的反应相联系的最为深刻的体液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整个内脏系统的深刻变化，也就是所有的内部器官感应到由此每一种情绪与有机体状态急剧变化的联系性。但是，在由扎瓦多夫斯基看来是赞成詹姆斯和两个理论的第一篇著作中，坎农已经触及特别重要的事实。

他写道，无论多么奇怪，但这些不同的情绪，如狂怒、恐惧、惊吓、愤怒，具有同样的机体反应。因此，坎农在这篇著作中已经对詹姆斯的公式做了修正。例如，詹姆斯说，我们痛心是因为我们哭，而按照坎农的观点，应该有某些改变：我们或者痛心，或者感动，或者总是感受到不一样的情绪，因为我们哭。换句话说，坎农在自己实验材料基础上提出否定存在情绪与其身体反应之间的单义联系。坎农指出，身体的反应不是专门针对情绪的心理本质。根据心电图、体液和内脏的变化、化学分析、对动物血液的分析，不可能说，动物是否感受到恐惧或者狂怒；在完全对立的情绪状况下身体的变化似乎是同样的。然而坎农在这篇文章中，否定每一种情绪身体表现的特殊性，否定存在于一定情绪形式与一定身体表现结构之间的单义联系的同时，没有怀疑詹姆斯的基本纲领：情绪是我们意识对机体变化的反映。反过来，由于坎农揭示了一系列实验证实的事实，显示出机体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由此他似乎支持了詹姆斯和兰格的理论。但在已经出版的新近研究中，坎农得出结论：已寻找到的关于情绪身体表现的非独特性的事实实际上导致完全承认詹姆斯和兰格理论的根据不足。在这些实验中坎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事实。

在心理学实验中，再三变化了动物多种多样的和激烈的情绪赖以表现的情境之后，他找到了同样的身体表现。新发现表明，这些身体表现的狂怒好像主要不是依赖于情绪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其表现的力度。而后坎农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实验：去除动物的大部分交感神经系统，拔出其交感神经节干之后，这样，任何机体特征的反应都排除了。研究对比了两个动物后发现，一只猫由于摘除其交感神经系统，无论怎样的恐惧和狂怒都不能引起任何肾上腺素分泌和其他体液变化，而做对照的猫，在其身上所有这些反应都发生了。

可是，基本的结论就是，两只猫在类似的情境中的举止完全一样。换句话说，在摘除交感神经系统的猫身上所观察到的情绪反应程度与另一只猫一样。当狗靠近它或它的身体，它也这样反应；当从它嘴里取出食物，它也这样反应；当它探着头通过小孔看到事物，它也这样反应。换句话说，所有这些反应在两种类型动物当中得到验证。结果，詹姆斯的其中一个基本原理被实验否定。实验批驳了詹姆斯关于情绪征兆智力减法的著名论断。根据詹姆斯的观点，如果我们想象着从恐惧情绪中减小颤抖、膝盖弯曲和心脏停顿，那么将看到，情绪之中任何东西将不存在。坎农尝试了做这样的减小（控制）并显示，情绪完全还依旧存在。因此，坎农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在缺少相应的植物性反应情况下，动物情绪状态依然存在。

在其他一系列的实验中，给动物，然后是人注射某种注射剂，以引起人为的、类似于激烈情绪状态中的机体变化。结果显示，没有某种情绪表现可以引起动物相应的机体变化。从动物身上也观察到与情绪状态下一样的血糖变化、血液循环变化等，但没有情绪产生。

这意味着，詹姆斯的第二个论点也遭遇着同样的命运：如果我们唤起伴随情绪的外在表现，那么情绪激情将出现。这一点似乎也是不正确的。

坎农与人们的实验没有得到同样的结果。他的极大量被试没有引发情绪的同时，某部分被试由于注射剂引发了情绪。但是，这种结果非常少，只是出现在，当被试处于“激怒”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准备着情绪的唤起和情绪减弱。实验在后来的解释中诠释了，被试具有伤心或高兴的理由，相应的注射剂成为产生这种情绪的唤醒物。另一点在于，在内省解释时被试表述，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出现任何恐惧感、任何愤怒、任何羞怯。但被试都这样解释自己的状况：我感觉自己好像害怕、好像体会到愤怒和似乎在生什么气。实验发现被试内部感受的尝试，也就是实验性地引发内部机体变化的意识，感知得到的只是出现了想象情绪的状态，而个体心理意识的情绪本身是缺乏的。

这样，针对人进行的实验，借助于内省分析，我们对坎农的资料进行了某些修改，并从动物的摘除实验中得出，情绪的机体表现对于情绪的状态而言不像坎农所认为得那样无关紧要。

坎农所得到的和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共同结论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个结论促使坎农和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生物学家、心理生理学家，批驳了詹姆斯和兰格提出的没有经得住实验评判、没有经得住事实检验的理论。因此，也就是坎农的一个基本研究称之为“对詹姆斯和兰格理论必择其一”。

另一个结论来自坎农作为生物学家最终必须解释产生于实验结果中的假设性奇谈怪论。如果在动物激烈情绪反应情况下产生的这些机体急剧变化，对于情绪来说好像是完全不存在的，如果情绪依然存在，虽然减弱了所有这些机体变化，那么怎样生物学地解释，这些深刻的变化对于什么是必需的？如果在坎农的第一个研究中显示出，情绪发生时这些变化的生物机能意义，那么现在坎农提出了从生物学观点进行解释的问题：去除了交感神经系统、丧失了伴随着恐惧、激情的所有体液的和内脏的反应的猫，对触及其身体危险的反应与保留着那些反应的猫是一样的。要知道，从生物学观点来看，这些反应是不明白的和非自然的，如果它们在情绪产生时的生物机能变化中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

坎农这样来解释矛盾性：动物的所有激烈情绪反应本身只是在动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时，并产生于对动物来说十分危急和重要的情境。由此明白的是，按照坎农的表述，动物就激烈情绪反应的逻辑结论是它高于正常的活动。这样，恐惧的逻辑结论是动物的逃跑，狂怒或愤怒的逻辑结论是竞争或者侵犯。因此，所有的机体反应的产生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情绪，而是情绪之后才出现。所有的变化--血糖的升高、机体应对斗争及逃跑力量的动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物学上紧随着动物激烈反应的应该是加强的思维活动；同样地是否存在逃跑、斗争或者侵犯--所有的这些情境中有机体的这些准备应该存在。

在实验室条件下，坎农认为丧失情绪的生物征候的猫的情况与留有这些征候的猫一样。但，这只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其中受到隔离的限制。在自然状况下，丧失这些征候的猫似乎要比没有丧失这些征候的猫早亡。如果猫不得不害怕并不只是害怕，而是逃跑，那么自然而然，内在过程没有组织、没有动员机体以应对逃跑的动物要比其他动物早亡。

有利于这个假设的最重要实验结论在于，坎农从动物身上，他的学生从人身上唤起了思维活动的加强。例如，他们驱赶着猫前往已通电流的槽，结果每一瞬间电流都迫使动物逃离，令其以最快速度跑开。可见，简单的思维活动、急速的动作本身在这种情境中推动着机体的变化，并且激烈的情绪也是。换句话说，所有植物性征候快于情绪本身的急速思维活动的伴生物和表达者。

也有对此持反对意见的：猫可能被这个创设的情境所惊吓。为此坎农进行了一系列其他实验。这些实验不存在恐吓动物的成分。所有的这些急速的思维活动也引发这个变化。这个变化被习惯于当作情绪反应伴生物来考虑，以往被坎农认为是情绪的本质要素。原来，所显示的征候与其说是情绪的伴生物，还不如说是与本能相联系的情绪要素的附加物。(https://www.daowen.com)

坎农说，从这个观点来看，达尔文的理论获得了意外证明。在这个理论中不需怀疑的是这个事实，即系列情境中富有表情的动作确实可以作为与动物这些情绪表现相比较的遗迹来研究。但是，在这个理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是，研究者不能解释情绪的渐进发展，相反，研究者得到的是它的逐渐退化。

坎农证实，消亡的不是情绪本身，而是情绪的本能成分。换句话说，情绪在人的心理中的作用是另外一个模样，它们脱离本能帝国而转向全新的一面。

如果把情绪学说放到其整个发展史中，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发展史开始于不同的方面而走上了同一个方向。情绪活动的心理学研究与心理生理学实验研究得到了同样结果。我论述的这个方向最重要的原则性结论是情绪活动中枢的独特变换。坎农认为，这个研究所做的最主要的在于，他们把情绪活动的中枢由外周移向中心。他指出，情绪过程的真正根基、真正代表者完全不是植物性活动的内部器官，不是生物中的更为古老的器官。他指出，作为情绪物质基础的不是脑外的机制，不是排除人脑为基础的机制，因此创建了把情绪作为整个心理内在的一部分来研究的学说，而大脑的机制就是它。它使情绪的机制与大脑相联系，而情绪活动的中枢由外周器官向大脑这样变换，把情绪反应纳入整个解剖-生物概念的一般解剖-生物情境中。这些解剖-生物概念使它们以最密切的方式与人的其他心理相联系。

这样有一点是重要和明白的：从心理学层面以其他的实验研究揭示出，情绪发展与人心理活动其他方面发展的紧密联系和依赖性。

如果尝试简单地表述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那么可以说，其在心理学方面做的类似于坎农及其学生在心理生理学方面所做的，也就是完成了情绪理论由外周迈向中心的一步。如果情绪机制不是作为脑外的，而是大脑的，如果他们指出了情绪反应对控制着其余所有与人心理相联系反应的器官的依赖性，那么这个研究结论是把情绪活动当作“国中之国”。

研究情绪活动的同时，需要明确完全不可能创设詹姆斯和兰格理论中所说的那种情境，即詹姆斯和兰格的这个理论把情绪分为相互不具有任何共性的两个级别--高级的和低级的情绪。这样，整个一系列联系和依赖关系就展现在实验研究者面前。如果走年代学的路径，那么首先必须提到弗洛伊德，因为他作为首要的研究者之一，非实验性地而是临床性地进行理论研究，开创了在这方面继续研究的基本道路。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在研究情绪活动的心理病理学时，反对把与情绪相伴随的机体成分研究作为对情绪研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他说，众所周知的是，比较于对与情绪相伴随的机体变化的认识，不能理解的是对于确定恐惧心理本质的更为漠不关心。弗洛伊德指责詹姆斯和兰格机体心理学的单方面过时性在于，它研究糟粕并不研究心理学的核心。换句话说，它研究情绪表现的器官，而不将情绪作为这样的东西来研究。弗洛伊德指出了情绪活动的特有动力。

如果对他的研究做纯粹形式上的总结，我觉得，他还是正确的，虽然本质上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是不正确的。特别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恐惧解释为，在系列神经官能变化中被压抑的性欲望转向为恐惧，恐惧成为神经官能症的状态，成为儿童整个未充分实现的被压抑及被挤压的系列愿望的等价物。弗洛伊德证实，在发展的早期情绪具有双重性。弗洛伊德对情绪发展所做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是不正确的，事实本身简明地写入认为情绪是最初不存在的学说中，首先产生的是某些包含着对立性情感的未分化核心。

这个观点的重要在于另一方面：它发现了理解情绪活动的某些最简单的可能性。但弗洛伊德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指出了情绪不总是与当前表现的一样，它们在儿童发展的早期是与成年人不一样的。他证实，它们不是“国中之国”，并在人生命的整个动态情境中被理解，只在这个情绪过程获得自己的意义。弗洛伊德始终是自然主义者，与詹姆斯一样，将人的心理解释为纯粹的自然本性过程，而始终只在一定自然主义的范畴看待情绪动态变化的研究者，则是另一回事。

在阿德勒及其学派的著作中也有关于情绪学说的类似成果。他们借助于观察指出，在机能意义方面与情绪相联系的不只是其所处的下意识情景，而且它还是显示特征的一个要素。人对生活的普遍看法、对其特征结构的看法，一方面具体表现在情绪活动的一定范畴，另一方面--由这些情绪感受所决定。

众所周知，对情绪特征的认识导致关于情绪的学说成为人性格的不可分割的和核心的部分。这就存在着某些与先前直接矛盾的方面。如果早前情绪作为奇怪的例外，作为正在消亡的部落来研究，那么当前情绪与性格形成要素相联系，也就是与个性心理基本结构的形成和建构过程相联系。

在彪勒的学说中，从实验方面为现代儿童心理学比其他人做了更多的研究，显示出对情绪心理学“话题”特别的兴趣意向，也就是关注情绪在不同心理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如果很粗略和概括地表述彪勒实验研究（而实验在其著作中是最好的）的论点，那么可以通过以下形式来阐述他的理论。以对弗洛伊德对情绪活动观念的评判为起始，彪勒不仅注意到，在发展早期中儿童的心理活动由快乐原则来确定，而且还注意到，儿童年龄阶段作为某一行为推动者而被研究的“快乐”在其余心理机能系统中迂回、徘徊和变换着自己的地位。彪勒把这一点与自己的某一理论相联系，把行为发展概括地分为三个水平：本能、训练技能和智力技能。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彪勒试图在实验安排的儿童游戏中指出，快乐元素随着儿童发展水平而推动、变换着与其过程的关系。快乐的第一层级是终极的快乐。这个成分是本能过程的特性，大多数与本身具有不愉快特点的饥饿、渴相联系。吃饱的首要要素伴随着快乐特征有着明显表现，但随着本能行为的实现呈现出有限快乐--本能活动后的情绪感受。众所周知，在原始和低级形式上，人的性欲实现就是这样的，与快乐相联系的核心成分在于这个本能行为的最终完成。由此，彪勒做出结论：在本能活动方面，情绪特别是快乐情绪实现着终极实现的作用。情绪似乎就是心理活动系统中有着特别鲜艳色彩的成分，保障着本能活动的完整流程。

按照彪勒的观点，第二个层级就是机能性快乐。这个层级出现在儿童的早期游戏形式中，儿童获得快乐与其说是来自结果，还不如说是来自活动过程本身，这样快乐由过程的结束转向于机能本身。彪勒发现，这也出现在儿童的饮食活动中。幼年早期的儿童和几个月大的婴儿随着吃饱与消除渴的程度，以及在进食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过程本身也成为他们可能会有的快乐。彪勒说，从心理学角度看，儿童可能是爱吃好东西的人这一点，就是产生机能性快乐的体现。直接快乐的产生不限于在终极效果中，而在活动过程本身。

最终，彪勒把第三层级与第二层级作了区分，与第三层级相联系的是对快乐的预见，也就是情绪性的鲜艳色彩感受出现在过程的开始，此时任何行为的结果，任何完成本身都不是儿童整体感受的中心点，而此时这个中心点趋向于开始本身。

创作角色的过程、猜谜和解决某一问题就具有这些特点。这样儿童怀着喜悦寻求解答，而后完成着他所寻找的，但他行动应有结果的获得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具有存在的意义。

如果我们从其意义的角度观察儿童活动中的这些转向，那么可以看到，它们伴随着彪勒所说的行为发展的三个水平。在本能活动方面占优势地位的是与终极要素相联系的情绪活动的组织生产过程。在这个活动过程中获得的快乐，对于活动本身所必需的熟巧锻炼来说是所需要的生物要素，而不是结果在其自身寻找到始终支持的促进因素。最后，当儿童在这个活动最初表现出情绪感受时，转变为智力要素的活动，归结为被彪勒称之为谜底反应（或者惊异反应）的本质特征就是情绪活动的这个生产过程。只有当快乐在上述所说的两个方面得到发展时，这样快乐本身才按另一种方式开启着儿童活动。

其他的共同结论在于，正如彪勒的研究所指出的，情绪过程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固定的，而是关键性的。它们不具有稳固的、一劳永逸的某种地位。这些材料使我相信，被寻找到的由终极快乐到预见快乐的推移，是对所有形形色色东西的平淡表现。这种平淡表现在情绪生活中是可能的，并有构成儿童情绪活动发展的现实内容。

也许，结束我们当前话题事实部分的篇章时，我可以概要地叙述近年来的某些著作，特别是克拉帕雷德的著作，它的贡献在于正常及非正常儿童的研究与成人的实验研究相结合，此外还有德国构造主义学派心理学家列维的著作。众所周知，他在激情和意志活动的心理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我用两句话来说出两者的最主要结论并立即结束这一点。

克拉帕雷德研究的意义在于，他成功地实验性地区分出情绪和情感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外在表现。克拉帕雷德辨别出情绪和情感，它们虽同时在类似情境中经常遇到的过程，但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但因为当今我们不能探讨情绪分类的问题，遇到的是本质问题，因此我们纠结于学说的这个方面，即他得以指出情绪与其余精神活动过程的最密切联系和情绪心理本身的多种多样。

众所周知的是，弗洛伊德首先提出问题，传统的关于情绪的生物有益性的学说应该被怀疑。弗洛伊德观察儿童及成年年龄阶段的神经状况后，每一步都看到令人惊奇的事实，这是任何心理学家都不能逃避的。实际上，神经官能症的人和儿童呈现的是由于情绪活动受损而破坏精神生活的案例。如果传统古老的观点（情绪--生物学的有益适应）是正确的，那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情绪是这些深刻而长久地破坏所有行为的原因？为什么压力状态下，我们始终一贯地思考？为什么处于情绪破坏状态下，我们不能始终一贯地、有步骤地工作？为什么在激烈的激情状态下我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为什么情绪过程的激烈变化会导致所有意识的改变？这种改变把保障正常意识活动的一系列机能的流程移到次要位置。事实上，在对人的情绪做原始生物学和自然主义解释的情况下，完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些生物适应与人一样古老，与食物和水一样所必需？为什么这些情绪本身是人意识中复杂扰动的根源？

克拉帕雷德提出的相反的问题如下：如果情绪最主要的生物意义归结为其思维适应性，那么如何理解，为什么人的情绪世界随着在自己历史发展道路上每个新的脚步变得越来越多种多样，不仅导致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活动的破坏，而且导致其心理活动内容的多种多样（它似乎在艺术中发现自己的表现）？为什么人发展道路上的任何一步都激起这些“生物”过程？为什么人的理智感受表现为激烈的情绪感受形式？最后克拉帕雷德说，为什么儿童与人的命运中每一个重要转折点都因为情绪要素而格外绚丽？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克拉帕雷德用兔子做实验。兔子受惊、逃跑并害怕，但不是因为它害怕促使它逃离危险，相反，它的害怕常常破坏其逃跑并使它受到伤害。根据这些，克拉帕雷德极力证实，有效生物情绪存在的同时还存在他称之为情感的过程。它们是行为的悲剧，出现于情境中不可能有相应生物反应的时候。当动物受惊并逃跑，这是一种情绪。而当动物受惊到不可能逃跑时，将出现另一种过程。

在人身上也是一样的。这里我们涉及扮演完全不同角色的过程，既可以从内在方面来研究它们，即使似乎是类似的，又可以从外在方面来研究它们。因此，两种角色是认识到道路危险性并预先防备，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并遭遇侵犯的人；可以逃跑的人，与遇到危险性措手不及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可以从情景中找到出路的人，与不能找到出路的人，在两种情境中将产生两个心理本质上不一样的过程。克拉帕雷德的实验研究了不同结局的反应，这使他把激情活动区分为情绪和情感。这种区分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以往的心理学中情绪的特征与情感的特征机械地混合在一起并归咎于现实中不存在的同一过程。

最后应该谈到列维的研究，他实验性地揭示了在其他心理过程系统中情绪反应的十分复杂的动力。特别是，他进行了这样一个过程的第一次实验研究，即开始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是不允许进行实验研究，并雄辩地称之为“深度心理学”。

列维揭示出一种情绪状态如何转化为另一种，情绪感受的更替如何产生，未完的、没有延续到最后的情绪如何时常持续存在于潜在的形式。他还揭示出，激情如何渗入与其相联系的结构中。列维的基本思想在于，激情的、情绪的反应不可能以孤立的形式出现，像心理活动的特有元素一样，只是使后者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情绪反应是心理过程结构的独特结果。列维指出，最初的情绪反应可能产生于由外在动作为主导的体育活动中，可能产生于由脑力完成的体育活动，如国际象棋比赛。他指出，在这些情境中相应于不同的反应产生出不一样的内容，但情绪过程的结构地位始终是同一个。

在结论方面，我们努力沿着两条路线看：一方面，解剖学的与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把情绪活动的中心由脑外机制转向大脑，而另一方面是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把情绪由人心理的后院转移到正面并把它们从“国中之国”的孤立状态中解脱出来，纳入其余所有心理过程的结构。这两条路线相遇于心理病理学，在心理活动的研究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在心理病理学中我们找到很好的比拟，使临床医生有理由独立于坎农、克拉帕雷德和其他研究者表述的产生于同一学说两个方面统一体的提纲。因此这个心理病理学没有进入我们的教程，这里只能局限于总体性的结论。一方面看，在神经损伤和病变的情况下临床医生多次观察到大脑病变损伤，特别是皮层下视觉结节有损伤的人将每隔几分钟出现一次强迫性笑声或笑容。其特点是，这种状态不引发喜悦的情绪，但感觉到不正常，如令人痛苦的、摆脱不掉的、与其现实状态有极大反差的丑态。

我有幸实验研究和描述一个强迫动作的情境，其起因于脑炎带给该女子深刻的痛苦。她感觉到自己的面部表现与其实际感受之间可怕的反差。某些类似的情景也出现在黑格长篇小说《发笑的人》中。

从另一方面看，临床医生，特别是对心理学有巨大贡献的维里松和谢特观察到相反的形象。在视觉结节单方面受损情况下，他们观察到特别有趣的情绪活动变化：能够正常体验并对右边身体做出情绪反应的人，当刺激来自左边时，体验到的是不正常的反应。

类似的情形我也有幸看到。如果你从右边热敷这个人，那么他体验到正常的愉悦感觉。只要把这个热敷转到左边，我们观察到过分的喜悦表现。愉悦感觉增加到病态的程度。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触碰到滑溜的、冰冷等的东西时。克雷奇默尔描述了一个复杂的、特别是与音乐感受相联系的状况的病人。他体验到通过不同听觉聆听音乐获得的不同感受。

这种研究主要来自神经附属医院。一方面其提供了证实坎农观点正确性的心理学材料，另一方面，通过材料证实了，情绪反应的解剖学基础好像是皮层下的某种脑机制，确切地说是与前额皮层多通路联系的视觉结节区。由此，情绪的皮层-皮质下层局部化在现代神经学看来一样是确定的，与布罗卡区的言语运动中枢和威尔尼克区的言语视觉中枢的局部化一样。

这些研究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心理病理学，特别是精神分裂症的病理学。由此，关系到布列伊列尔的研究，其中揭示出，在病理变化中观察到下列情绪活动的变化：基本情绪本身保存良好，但可以这样表达为，这些情绪在人精神活动的正常地位发生变动和移动。人能够做出情绪反应的同时，也完整地表现出破坏意识的情形。因为这一点，情绪丧失其早期具有的在精神生活中的组织地位。因此本人表现出情绪与思维之间完全独特的关系体系。特别是，这个新的心理系统具有类似的正常意识，但表现出心理病理状态。这方面的鲜明案例就是被布列伊列尔很好地研究，被施耐德实验证实的我向思维状态。

在我向思维状态下指的是这样的思维体系，即思维定向不取决于其当前各种各样的任务，而取决于其情绪倾向性，因此，思维服从于情感逻辑。然而，最初产生的这种我向思维的映像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我们的思维对抗着我向思维，没有多余的情绪成分。我们的现实思维往往激起比我向思维更为有意义和强烈的情绪。怀着热情和兴趣寻找某一东西的研究者，在思维过程中与其相联系的情绪感受不是小于，而是大于沉醉于我向思维的精神分裂症者。

我向思维与现实思维的差异在于，即使我们时时处处都具有理智和情绪过程的一定综合能力，但在现实思维情况下情绪过程起的作用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并在我向思维中起着主导作用。相反，理智过程不同于其在现实思维系统中的表现，实际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

换句话说，我向思维的现代研究指出，它特殊的心理系统，其中具有的不是理智与情绪成分本身的障碍，而是它们之间关系的病理变化。对于这种我向思维的研究，我们应该结合儿童与正常人的想象，并成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的话题。我希望在具体材料中触及它的概念，即多次引入注意到却从来也没有弄明白的心理学体系中的概念。我们看到，在情绪活动的发展中，系统的迁移和系统中心理机能地位的变化决定着其在整个情绪活动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因此，我们将有可能把优先线路由今天的探讨转入下一个，在关于想象的专题中的具体心理学体系的案例有可能触及从对思维和情绪的分析中延续的东西。有关这一点的探讨可以结束，把理论结论转入下一章节，转入关于想象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