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莱恩中学和剑桥中学的材料小结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布鲁克莱恩中学和剑桥中学的材料小结

表Ⅲ和Ⅳ记录了四组团体在学校两难题中的平均得分,从这两份表中可以看到:杰伊和贝特西、罗伯的差异就是民主的新型学校学生和传统中学学生在责任推理和学校道德气氛方面的典型差异。

传统中学学生趋向下一阶段的差异说明了柯尔伯格等人所区分的经典和实际推理(表Ⅲ)之间的联系。这些学生在思考发生在他们学校中的起初生活两难题时,并没有运用他们最高的或最美好的道德推理。柯尔伯格等人把此归因于缺乏民主讨论和决策,缺乏集体的和较高阶段的团体规范,以及没有把学校看成是团体。接着,我们将讨论对使这些道德气氛要素发挥作用的变量进行的比较性研究。

表Ⅳ概括了对四所学校和四个学生的研究结果,其中列举了那些作出社会责任选择要超过个人责任选择的学生在学校中占的比例。从选择内容而不是判断方式这一角度看,民主学校存在着使学生作出亲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相反)的一般倾向。

当问每个学生“应该或将会干什么”时,我们认为这仅是评价个人判断的一部分。而当问他们“认为自己的小团体应该或将会干什么”时,我们认为这是对学校道德气氛的认识和评价。在民主学校中,80%多的学生回答表明:他们相信他们的小团体会感到他们应该作亲社会行动。而在传统中学中,只有40%的学生的回答表明:他们相信他们的小团体会感到他们应该作亲社会行动。

在预言他们的小团体行为时,民主学校60%的学生的回答表明:他们认为他们的小团体将会作出与亲社会选择一致的行动。而在传统中学中,只有30%的学生的回答表明:他们认为他们的小团体会作亲社会行动。

这些针对他们自己和他人的回答之间的差异非常真切。传统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为自己作出亲社会选择,但却只有不到一半(或1/3)的学生感到他们的小团体会作出亲社会选择。这种现象似乎是“多元无知”(plusalistic ignorance)的一个例子。换言之,传统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说他们会助人,但不相信他们小团体的许多人会助人。我们认为,学生们感到他们的小团体有别于他们自己,并在一定意义上更不负责任,这一差别是很少提供讨论和形成明确的共同规范机会的学校气氛造成的。

在民主学校,大部分学生都说他们自己会作出亲社会选择,并以此作出行动。他们也说他们小团体中的大部分人也都会这样做。学生对他人的知觉和他们的自我描述之间的一致性,表明公开的民主讨论可以克服多元无知。责任判断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似乎也反映在研究结果中。责任预言和判断他人及自己亲社会行为具有同样高的百分比这一点表明:这种判断形成了导致道德行为的思考方式。此外,我们认为,积极的道德气氛会提供这种背景:学生会有意识地思考责任和对小团体及教师的道德行为。

在运用责任判断的频率方面,民主学校学生与传统中学学生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民主学校学生的回答有一半采用责任方式,而传统中学学生的回答只有5%—15%采用责任方式。(https://www.daowen.com)

观察对学校两难题的道义和责任推理的平均阶段得分,柯尔伯格等人看到在运用这两种推理方式时,传统中学学生要比民主中学学生落后半个至一个阶段(见表Ⅲ第二和第三行)。这一结果十分明显,因为这两组学生在经典道德判断中的平均得分也有这种差距。

就规范的集体程度说,表Ⅳ表明传统中学没有真正的集体规范。最突出的得分4表明学生只有涉及关心、信仰等的个人规范。相反,两所民主学校的学生清楚地表达了强有力的共同规范,从属于大学校的小学校处于程度11,附属学校处于程度13。表Ⅴ就描述了这一差异。从属于大学校的小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认为应该维护规范,因为他们认为积极和动机自发地来自团结而充满关心的团体。附属学校的学生则把规范看成是道德指示,它来自集体决策过程。

程度4的个体规范的平均阶段,布鲁克莱因中学为3,剑桥林奇和拉丁学校为2/3,它们都要比各自的经典假设两难题的平均阶段低半个阶段。两所民主学校的集体规范阶段均为3/4,这等于或高于它们在经典假设两难题中的平均阶段。

这一结果告诉我们:当学生个别思考学校规则时,他们倾向于从更低的阶段阐述它们。相反,当学生在讨论阐述真实的集体规范时,他们倾向于从更高阶段阐述它们。有时这要比团体中大部分成员高出半个阶段。

四所学校的团体评价程度和其平均阶段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剑桥林奇和拉丁中学学生在总体上甚至不把学校看成是一个教育机构。因而他们的团体评价程度得分为0。布鲁克莱因中学学生主要把他们的学校看成是能满足他们自己学习需要的教育机构。因而他们的团体评价程度得分为1。两所民主中学的学生从根本上把学校看成是团体。因而他们的团体评价程度得分为3。团体评价阶段得分就反映了这些差异。布鲁克莱因和剑桥学生的学校概念处于阶段2和2/3,这与他们不尊重或工具性地尊重他们的学校相一致。从属大学校的小学校和附属学校学生分别以阶段3/4和3的术语来概括他们的团体,这也与认为他们的团体能够促进关心、信任和共同关系的看法相一致。

总之,在学校两难题选择方面,民主学校学生要比传统中学的控制组学生更加赞赏亲社会责任;在他们的判断方式中,前者要比后者作出更多的责任判断;而前者的判断阶段也要高于后者。我们认为这些差别反映了这些学生道德行为的真正差异。这一认识在柯尔伯格详细阐述民主学校历史时得到了证实。柯尔伯格认为这些实际道德判断差异来自民主学校和传统学校的不同道德气氛。民主学校具有高度的亲社会规范的集体感和强烈的团体感。上述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研究学校道德气氛,也适用于工作场所和家庭的道德气氛。这一方法在其他领域的试验性研究也正在进行。

[1]Ann Higgins,Clark Power,Lowrence Kohlberg,The relationship of moral atmosphere to judgment of responsibility.张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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