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课程与道德教育
不管怎样，把我置于这种困难的境地，我要为自己回敬杰克逊博士一下，我以为，我是唯一真正对隐蔽课程这个问题有理解力的专家。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唯一综合地考虑隐蔽课程的方法就是把它看作道德教育，除我之外，目前只有很少的学会会员涉及这一论题。而要弄清杰克逊，还有德里本（Dreeben）、弗里丹伯格（Fridenberg）和罗森塔尔（Rosenthal）的见解在教育上的意义，必须把它们置于由爱弥尔·涂尔干、约翰·杜威和吉恩·皮亚杰这些作家提出的道德教育概念和关系的结构里。
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我将首先从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隐蔽课程中心问题谈起，即它是起教育的作用，错误的教育作用，还是不起作用。我得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以一种可行的道德发展概念为基础。隐蔽课程是否具有教育作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由“隐蔽课程”这个特殊的措词造成的。这个措词表明，儿童在学校里正在学习的许多东西，并不是正规的课程。措词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这种学习是否真正具有教育意义。
在《课堂生活》（Life in Classrooms）（1968）中的一节里，菲利普·杰克逊对学校生活的三个重要特点作了如下概括：群体、表扬和权力。学会在课堂里生活，其意思首先是说，要学会作为一个由同样年龄和同样身份的人所组成的群体的一员去生活和被人看待。
其次，学会在课堂里生活还意味着学会在一个存在着非特指某个人的权威的世界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一个相对陌生的人在发布着命令和行使着权力。罗伯特·德里本也强调类似的特点，即首先是学会与权威在一起生活。不论是杰克逊，还是德里本都强调这一事实，即隐蔽课程，在亲属的个人关系和非个人的成就（impersonal achievement）与成年人职业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威定向作用之间，提供了一个中介点。
杰克逊和德里本的观点来源于法国的爱弥尔·涂尔干在19世纪末所创立的教育社会学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和影响颇大的传统。在涂尔干看来：
在儿童离开家庭时发现自己所处的状况与他要达到的状况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中介是必要的，而学校环境最合乎需要。它比家庭或友群更广泛。它既不产生于血统，也不产生于自由选择，而是产生于相近年龄和条件的主体之间的一种聚合。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类似于政治社团。另一方面，它又相当有限，从而使个人关系能够具体化。而正是学校的那些社会系统多少有点相似的年轻人群体使大于家庭的社会得以形成。即使在没有学校的简单社会里，长者们也要把一定年龄的年轻人集合成群，一齐向他们介绍群体的道德遗产和理智方面的遗产。在家庭里，对群体道德遗产的介绍从来就没有彻底地进行过（1961，P.231）。
涂尔干和德里本的这种社会学传统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们不能排除课堂里的权威，因为你们需要能够在更大的社会里与权威在一起生活的人。埃德加·弗里丹伯格开始也是从涂尔干的观点出发，而后才背离这种观点。我不知是否要对弗里丹伯格博士重新作出说明，不过，我不得不说，他是世界上唯一能用许多只言片语来阐述一种要旨和以只言片语的效果来使之显露出来的人。在《美国时代的到来（Coming of Age in America）》一文里，弗里丹伯格说道：(https://www.daowen.com)
在家庭之后，学校是个体必然要接触的第一个社会机构，是他学会自己与陌生人相处的场所。自由社会依赖于其成员及早地和透彻地认识到，公众的权威不同于家庭的权威，它必须基本上依靠于一般准则的非个人的运用（1963，P.43）。
然而，弗里丹伯格对隐蔽课程所作的观察使人联想到：这种课程不大像自由社会的社会化媒介物，而更多的是像我们称之为监狱的那种社会化的讽刺画。弗里丹伯格说到：
在米尔格林中学的班级之间，如果没有教师签过字的表格，任何学生不能走过走廊，这张表格写明他来自何处，要到何处去，并一分不差地写明他正当通过走廊的时间。米尔格林中学里根本没有身体自由，没有学生能用于简单地处理其事情的时间和场所，独处被严格禁止，厕所是锁上的，有与联邦海军必有的洗手间不同的洗手间（P.29）。
弗里丹伯格考察隐蔽课程的风格为他以下的观点所渲染：隐蔽课程的社会化功能是使儿童进入大规模社会，亦即是使儿童进入一个大规模的、平庸的、陈腐的和顺从的中产阶级社会所进行的社会化。从他的这种观点来看。隐蔽课程是由“教育上用于破坏教育的最高功能即帮助人们理解其生活和他人生活的意义的方式”组成的。
我已对我们其他谈论隐蔽课程的人的意见作了概括，这种概括表明，人们所看到的隐蔽课程的性质是怎样依据一种前提性看法的，这种看法既是一种社会理论，也是一种评价方式。事实上，这必然是一种社会探究。在埃德加·弗里丹伯格开设的一门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有启发意义的课程里，我就认识了这一点。对一门阅读课程所作的观察和研究，是基于阅读是什么和作为一种合乎需要的技巧的阅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些假设之上的。对隐蔽课程所作的观察和研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