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式的诘问
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声称自己对所谈话题具有权威性的认识。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诗歌把哲学家描绘成受到教诲的人，他从手中握有正义之匙的女神那里获得了真知灼见。根据这一观点，他指责“凡人”的看法错误百出。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声称拥有特殊的知识，其依据是他自己的转世过程：“男孩，女孩，灌木，小鸟，以及一条默不作声的海鱼。”“深知，”他断言道，“真理就在我对你所说的话中。”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把他的简练箴言比作神谕，暗示说它们都暗含了需要听者努力去领会的智慧在其中。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追随者们认为他们的老师是一位创造奇迹的圣贤，并使社会受沉默誓约的约束，进而让他自己的智慧获得永生。
这些老师没有哪一个认为对待学习应该用民主的方式。没有哪一个认为，只要人们能独立思考，真理就可以为大众所获得；3没有哪一个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对真理有所贡献”。4而且，这些思想家偏爱的话题通常与民主社会平民百姓的日常话题相去甚远——例如宇宙的产生、元素的个数和特性、思想和存在的关系。因此，这些哲学思想家——他们的活动范围是爱奥尼亚（Ionia）和意大利南部，而不是雅典——与发展中的雅典民主并没有密切关系。
然而，那个民主国度拥有本国培养的其他类型的思想家，他们更好地支持了新兴政权想要扩大公众影响和公众论辩的要求。像希罗多德（Herodotus）这样的历史学家搜集各类人口的数据，为的是反映政治价值观。医学著作者发表有关流行病和身体结构的事实。悲剧诗作者描绘了关于核心道德问题进行论辩的场景，这些场景最初进行模仿，进而在民主集会当中形成公开辩论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活动。苏格拉底的突出贡献是在有关大众关注的问题上引发了坚持不懈的哲学论辩——正如西塞罗后来所言，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5他的行为并不能使人人满意。
苏格拉底走向一位政治领导人——一位“在很多人眼里看来似乎是有智慧的聪明人，尤其在他自己眼里”。6正如苏格拉底经常干的那样，苏格拉底让他回答一些有关他自己的知识水平的问题，要求他解释一些重要的法律和政治概念，例如平等、正义以及法律等，并且要解释得连贯一致，不能前后矛盾。结果这位专家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苏格拉底表示出讶异。他转身离去，得出结论：他自己的学识比那位专家要略多一二，因为至少他知道解释这些概念是多么困难，他自己的理解仍然需要进一步厘清，而那位专家不仅不理解这些概念，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不理解。苏格拉底得出结论说：对民主政府而言，他是极其有用之人——就像是叮在马背上的牛虻，这匹马虽然身为良驹但行动迟缓。7
智识界以这种方式行事之时，他们想要惠及的人们却并不总是满意。苏格拉底建议，城邦应该出钱给他提供一个终生的有薪职位。雅典居民却持不同意见。对一心关注日常事务的人们来说，尤其是在一个民主国度，提出质疑的智识分子——或许尤其是哲学家——总是让人稍微心生疑窦的人物。为何此人如此与众不同？他的经验技能又是什么呢？他有什么权利走到人们跟前提出质疑，就好像他有权利告诉人们错在哪里？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的校园“叮”住学生，要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之时，很可能会造成焦虑和憎恶。人们很自然地会觉得，让学生重新进行思考的这些教员一定是自封的激进精英分子，对于流行的价值观，他们超然于外，不为所动。
苏格拉底说，对人类而言，不加反省的生活不值得过活。8换句话说，有质疑的生活并不仅仅是有用的；对任何人、任何公民来说，要想生活过得有价值，它就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
苏格拉底所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消极过活，他们对绝大部分事情采取的行动和选择都受到传统信念的支配。这些信念占据他们的脑海，并形成了他们的想法，但这些信念并没有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这些信念，也没有探寻过其他处理的方法，更没有比较过哪些方法真正可以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指引他们。9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并没有活出真正的自我。当然，他们的信念很多也是正确的，或许也是高尚的；苏格拉底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教育的发展不是靠老师的灌输，而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学生自己的信念。他把民主比作身为良驹但行动迟缓的马匹，言下之意是传统信念的大部分是可以相信的。真正的问题是思维迟钝，这一特征在这些公民大众身上尤为明显，他们倾向于消极过活，不考虑其他可能性，也不问缘由。
鉴于他们受到的教育，他们如此过活也就不足为怪。当然，阿里斯托芬对过去的描绘幽默而夸张：人类历史进程中有没有某个时期年轻人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但正是这种夸张展示了某种文化理想的根深蒂固：强壮勇敢的年轻人很快学会哼唱好战老歌，但却被质疑和革新的念头吓倒。苏格拉底想要唤醒的正是这一类公民。
我们可能会疑惑，这样的诘问如何带来实质的益处。如果一种持怀疑态度的文化从远处审视今天的校园，很容易会判定那些对传统进行诘问的年轻人粗鲁无礼，毫无根据，快乐至上。他们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论辩只会让他们显得傲慢无礼，而并非明智博学。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审视柏拉图有关苏格拉底诘问的描述，就会开始明白为什么它会有利于民主；而且也会在我们的大学院校中发现某些相同的益处。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第一卷中，苏格拉底和一群朋友聚在富有的长者克法罗斯（Cephalus）家中。柏拉图选择的这一戏剧性场景生动地使读者明了正义和正确的行动。因为读者知道书中人物所不知道的事情——在书中描绘的哲学讨论的和平景象过去多年以后，他们会卷入一场政治暴力冲突，这场冲突导致他们当中有三人死亡，而其他所有人也性命堪忧。一群名为“三十暴君”的政治寡头会在雅典攫取权力，由柏拉图自己的家族成员带领。他们打着正义的口号（“我们必须消灭不公正”），开始不择手段地积累财富，给富有的公民安上政治罪名以占有他们的财产。柏拉图想要他的读者回想起演说家吕西亚斯（Lysias）的著名演讲——他在《理想国》中是一名沉默的人物，是著名人物波历马各斯（Polemarchus）的兄弟——演讲描绘了他的兄弟被残忍谋杀，他自己则九死一生。他说，这些新兴的反民主统治者如此贪婪，他们把波历马各斯的妻子拽到庭院，扯下她的金耳环。与此同时，他们还说自己的动机是捍卫正义。10
然后，虽然周遭有强烈的务实需求，我们却进行了一场平静的关于正义的哲学谈话。格劳孔（Glaucon）和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是柏拉图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代表未来的寡头；波历马各斯、吕西亚斯以及沉默的尼塞拉都（Niceratus，后被谋杀）代表受到威胁的民主。当这些人开始谈论道德问题，读者很可能会觉得情况危急，并且也会怀疑平静的论辩能否起作用，要解决的显然是权力斗争的问题。当柏拉图笔下的人物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脱口而出：正义只不过是“强者的优势”，他对道德所持的愤世嫉俗显示出柏拉图的读者心中业已存在的担忧。正如吕西亚斯所说，正义不就是人们随口用来掩饰他们贪欲的一个词嘛？苏格拉底的现代左翼反对者跟吕西亚斯和特拉西马库斯类似。他们会促使我们把这些论辩看作为争取权力而暗自纵横捭阖的一种掩饰。苏格拉底要做的就是阐明理性检验的作用，向坚持传统的一方和心系权力的怀疑论者证明其合理性。(https://www.daowen.com)
这场对话中有那么一刻生动地展示了苏格拉底的“牛虻”技巧给民主带来的益处。克法罗斯是一位虔诚而善良的人，他很满意自己的一生过得公正而有意义，对即将降临的死亡也可以坦然面对。他提到，自己的富足归功于自己的道德感——因为他觉得没有压力逼迫自己去欺骗或是偷盗，而是能够终其一生做到实话实说并且有债必还。苏格拉底于是问他，这是否就是他定义正义的方式——实话实说，有债必还。克法罗斯的儿子波历马各斯对这一定义很有兴趣，这个定义以传统诗化的依据为基础——就是传统教育让年轻人铭记于心而不得质疑的理念。克法罗斯对哲学家们的热忱翩然一笑，将讨论的事宜移交给儿子，自己则离开前往参加祭祀活动。
如果我们来定义我们自己的概念，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克法罗斯那样遵循传统的做法而不进行哲学检验？抑或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特拉西马库斯那样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关于权力的争斗，然后消除人们对论辩的兴趣，正如掌权者所做的那样，以此让无权者遵守规范？随后而来的对话给两个问题都提供了答案。结果证明，传统上关于正义的概念并不能真正指导波历马各斯在各种情况下作出抉择。例如，如果说真话和还债会招致灾难，那么传统的正义似乎并不能提供很好的指导。苏格拉底给出的例子是：如果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前来跟你要回先前借给你的刀子，你认为他会用它干坏事，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些例子表明，如果道德仅仅定义为责任，而不考虑我们行为的后果，那么就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很重要，而且影响极大。这也说明我们的道德责任本身并不总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且，正如上述假想的例子所见，还会给本意很好的人造成困扰，他本希望既能诚实待人，又能防止他人受损。看起来，道德需要看清这种矛盾的存在，并学会好好考虑这些矛盾。而且，也促使我们努力思考建立在准则和原则基础上的整个道德问题：这样的道德能否满足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偶然情况？或者在尊重原则之余，我们可以培养酌情处理或明辨是非的道德技能，当我们遇到现有规则处理不了的情况之时，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这样，苏格拉底的诘问揭示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对于追求正义的文化来说极其重要（过去已然如此）。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当大夫试图确定如何平衡病人的权利和病人的利益，想知道正义要求如何去做；当法官试图确定何时可以在判刑或解释宪法和判例法的时候酌情处置，想知道鉴于案件的复杂性，已成定规的原则何时需要补充、扩充，甚至修改；作为大夫，我是否应该对病入膏肓的病人说明真相，即使这个消息会让病人绝望，使所剩无几的日子缩短？作为法官，鉴于这个罪犯独特的个人背景，我是否应该对这个罪犯格外开恩？处于克法罗斯位置上的律师或大夫——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原则也有局限性，从没有试着把自己对正义的直觉认识理成体系——在上述假定的情景中无法作出恰当的决定。毫无疑问，他（她）会作出某个决定；但是要想他们的决定前后一贯、不偏不倚，吻合其所在行业对执业所要求的考虑周全的政策，就不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医学院和法学院越来越多地在职业技能教育的同时辅助以道德课程，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出这些问题，并向学生说明其困难度和紧迫性。这些课程，正如苏格拉底那样，并不是从外界强加一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常尊重传统道德信念。但是要求进行反思整理并且始终如一；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带来实际的益处。
苏格拉底和波历马各斯的对话以及发生在现代的类似对话也向我们显示了另一内容：为大众福祉而进行的反省可以带来进步。整理好这些事宜，使得有可能进一步精确恰当地分析医学界或法律上的两难困境。反过来，这种分析能帮助无权者向掌权者申讨自己的权利。进步需要透明度；进步需要概念和论辩。例如，正如苏格拉底所举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那样，将病人的权利和利益区分开来，这一点证明极其重要，这样才能使人们反对医学界的专业精英过度掌控病人，从而维护人们的自主权。
苏格拉底向将军质疑勇气，向朋友质疑友情，向政客质疑自制，向信仰宗教的人们质疑虔诚。11在每一个案例中，他都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给所作的事情提供合理连贯的解释；在每一个案例中，他们都显得反省不够。苏格拉底让他们明白：要求他们给出解释，这关系到他们实际作出的选择。如果政治审议要获得尊严和稳定，使之不仅仅是各种利益的博弈之地，而是真正为大众谋求福利，那么，这种要求现在就不是权力斗争中闲置的奢侈品，而是迫切需要的实用之物。或许，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言，“要铭记：我们正在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并非出于偶然，我们该如何过活”。12
这一切不是不民主了吗？难道苏格拉底真正的意思不是指智识界精英应该统治，而普通民众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力？这一疑问引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一个有关历史，另一个关乎哲学。从历史上讲，很重要的一点是把苏格拉底自己的论辩实践与柏拉图的哲学观点相区分。柏拉图毫无疑问是理性方面的精英主义者，而且对民主持公开的敌对态度。要区分二人并不容易，但还是可以做到：在某些作品中，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传声筒，而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他拓展了自己的想法，把苏格拉底当作笔下的人物而已。真实生活中有关苏格拉底思想的其他资料也有助于我们进行这种区分。历史中的苏格拉底致力于唤醒每一位个体自我反省的意识。他依赖的正是所遇到的民众自己内在的信念，他认为民众是政府可以采取的最佳形式，尽管这也并非完全无可指责。13相反，柏拉图则认为应该将苏格拉底的诘问限制在一小部分精英阶层；这些少数人应该统治其他大多数人。若遵循柏拉图的范例是件坏事，其结论是绝大多数人不能自我管理。但是遵循苏格拉底的范例会有助于我们实现自我民主管理的能力。
可是，如果我们遵循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最终能否真正避免成为柏拉图的哲学信徒？也就是说，如果要求民众通过理性论辩来审视传统权威，这是否必然会导致蔑视民众而使精英当权？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对他所遇到的民众持有极强的批判态度，有时甚至完全嗤之以鼻。他并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决定摆在面前的政治难题，除非他们可以回答他提出的刁钻问题。那些答错的人怎么办？他是不是就会说，他们就应该被那些能够回答出问题的人统治？担心反民主的政治精英主义会成为苏格拉底式大学教育的产物，这是对当今高等教育存有担忧的大部分原因所在。苏格拉底的保守派及其左翼的反对派均有这种担心——代表传统的前者担心会失去权威，而代表少数派声音的后者则担心会更加势单力薄。因此，必须坚持一个信念：拥护苏格拉底的价值观，并非一定（甚至并不可能）会造成柏拉图的精英主义。
苏格拉底——跟柏拉图不同——他认为所有民众都具有反省的能力，或者至少所有拥有普通的理性思考能力的民众都可以进行反省。柏拉图认为要想当法官和立法委员，必须具有高层次的数学和科学知识，而苏格拉底的想法类似后来的斯多葛学派，认为普通民众只要比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能力稍多一点就可以胜任上述工作。他所要求的是对这种能力进行训练和强化，以便更充分地意识到这种能力的存在。如果结果证明人们对他的要求持反对意见，苏格拉底也不建议用贵族制和专制来替代民主。事实上，在他去世之前的监狱岁月里——这似乎是由于民主的不理性行为而造成的结果——他依旧认为民主是政府的最好形态。看起来，他相信的是，要想让那匹身为良驹但行动迟缓的马儿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就必须按他的要求去做。但即使是在这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下，这匹马儿也比更残暴的政府要好——这或许是因为跟其他权力形态相比，民主制度更尊重每一位公民身上所具有的理性分析和道德判断的能力。显而易见，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制度并不能让所有公民都能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变得理性。人类生活的非理性根源形式多样而且影响深远。因此，民主内部也需要由少数人组成的机构，例如司法机关。跟有些国家不同，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并不会由于一次大多数人的投票而被剥夺，这一点也很不错。但是权利属于每一个人，而这应该意味着理性的发展属于每一个人。要想成功稳固地实现像我们国家这样的民主，有赖于我们不遗余力地培养能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对传统进行审视的公民。能否对先前被排斥在公民权之外的群体给予同样的尊重，取决于能否意识到他们拥有理性自制和苏格拉底式自我反省的能力。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这一方面作用巨大。
如果把民主的选择仅仅看成是不同利益方的冲突，那么相对其他政府形态而偏爱民主的立场就会被削弱。只有以更为苏格拉底的方式把民主看作是为全体公民谋福利而作出的慎重判断，选择民主才能底气大增。14苏格拉底选择民主，是因为民主高尚，而他之所以认为民主高尚是因为它认可并尊重所有公民所分享的审议和选择的权力。与此密不可分的是他对民主选择的理解，以及对所有这些选择中所体现的道德判断力的尊重，虽然他对道德判断力当前的发展水平不以为然。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眼里民主如此迫切地需要教育。也是为什么在他看来，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人们去办，却又不去教育他们，这是极不理性的做法。他对一位名士说，如果你的孩子是马驹或牛犊，你会给他们请最好的训练员，那么为什么你会忽略孩子的教育，随随便便让某个恰好出现的油腔滑调的人来管这件事呢？15这些问题在贵族制度下无关紧要——除非是精英阶层。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民主的选择过去仅仅是（而且也应该是）无知的利益各方之间的冲突，那么在民主制度下上述问题也无关紧要。正因为我们跟苏格拉底一样对民主审议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种理解正是先辈们从阅读古希腊文献中所获得——因此我们必需认真考虑苏格拉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