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翰大学：通过理性得到启示？
圣母大学继承了长达数世纪的天主教高等教育的传统，其缔造者包括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很多杰出的思想家。相反，杨百翰大学则只是世界上唯一的摩门教大学（尽管它在夏威夷有一个分校）。除了杨百翰大学的日常运作外，摩门教没有高等教育的传统；摩门教研究中也没有任何明显达成共识的传统可以给教育界人士提供指导。
杨百翰大学源自一个较早的宗教学院体系，后者又源自与教会有关的学校体系；这些学校可以追溯至1847年，当时最早的摩门教移民来到犹他谷。从一开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就着手把自己跟那些反艺术和反教育的派别区分开来。通过对音乐和舞蹈予以积极的支持，该教会使犹他州成为著名的合唱音乐、交响乐和芭蕾中心。该教会还积极支持教育，成立了杨百翰学院。该校成立于1875年，在1903年升级为大学，现在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教会拥有该所大学，并运用捐税资金补贴该校将近三分之二的开支。这使得教会的长老们对杨百翰大学有极大的控制权，很多人是该校董事会成员。剩下的支出来自学费，非摩门教徒的学费较高（1993—1994学年为3300美元，摩门教徒为2200美元）。1992—1993年有27985名全日制学生（26266名本科生，1719名研究生和职业性学生），另外还有2419名兼职日班生和1238名夜校生。1994年，一份教师报告指出：实际入学人数可能有33000左右。杨百翰大学全国优秀学者（National Merit Scholars）的人数排名第十，收到大学先修课程测试（Advanced Placement Test）成绩的数目排名第三。
杨百翰大学的学生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要求和行为准则，包括禁咖啡、禁茶，禁止一切酒精饮品，并且婚前禁欲。亵渎的言行、蓄胡须、穿无袖裙装都被禁止。学校极力主张参加宗教集会——该校基本上在宗教集会的时段处于停课状态。作为证明，要求参加周日的教堂礼拜，每一个学期学生是否合格必须得到主教的认可。可以想见，这些规定使学生的构成相对来说很单一——尽管该校的低廉学费吸引了很多并不真正喜欢这些规定的学生。从政治上来说，十分单一；尽管杨百翰大学确实有民主派，但是他们往往被嘲笑受骚扰。25杨百翰大学到城市招募少数族裔的摩门教学生；由于海外传教团比较成功，所以招收了一定人数的亚裔和西班牙裔学生；但是，少数族群的总人数只占4%。
杨百翰大学明确提出自己教育的宗教目标：要给学生传授“基督耶稣福音书中的真理”。“天堂唯一赋予的名字就是基督耶稣的，而人类只在天堂得以被拯救，任何教育如果不强调这一点，都不是完整的教育。”26圣母大学要求对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予以严肃的尊重，但是（跟教皇的观点一样）不否认基督徒可以向其他传统学习。杨百翰大学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可能让非基督徒的学生和老师因此而打退堂鼓；在这两方面，摩门教徒都受到了极大的偏爱。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LDS）由一群按年龄长幼组成的长老执掌。而且，长老们彼此极为敬重，往往拒绝批评他人的言论。这一体系使教会的（因此最终该校的）管理权一定会落在年事已高的人手中（有时甚至已经昏聩）；咄咄逼人的言论也不会遭到批评，因此不知道他们到底会多么肆无忌惮地表达教会的主张。博伊德·帕克（Boyd Packer）长老在1993年5月18日的讲话中声称：摩门教三个最大的敌人是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以及知识分子。他之所以很有影响力，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他的长老不愿意对他的观点提出批评。尽管帕克从1995年开始不再是杨百翰大学校董会的成员——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支持学术自由的象征——贝特曼有关教师正统信仰的新政策意味着帕克的观点还没有被边缘化。
没有总的指导原则来判定长老们过去和现在的言论是否权威可行，这更加剧了不确定性。而且，有关“继续启示”的教义——于1978年6月9日得到引人注目地援引，通过吸收非洲裔美国男性作为教士，以改变长期以来的教会政策——使得人们永远不知道现在看来似乎最权威的说法将来是否会依然如此。27
关于大学教育在宗教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理性和启示之间的恰当关系，杨百翰大学的教师和校方意见分歧很大。处于一个极端的人认为摩门教的高等教育应该毫不犹豫地渗透摩门教文化，同时提供有用的职业技能。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对杨百翰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持怀疑态度。他们倾向于支持强烈要求学生修读非学术的宗教课程，赞成在招生和招聘及续聘中以宗教的正统信仰为标准。这一观点背后神学上的理由是：理性必须在启示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他们声称：对教会官员的批评存在牢固的局限，这创建了一种不同的新式学术自由，对于有宗教背景的院校来说，这比非宗教院校的标准更合适。28
处于另一端的人们则希望杨百翰大学更像圣母大学那样：追求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卓越学术成就，维护学术自由和探询的强大保障，保护杨百翰大学的宗教特点，但并非通过反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而是吸引有才华而且学术思想开放的摩门教教师。从神学的术语上讲，这一派别的人们可以坚持认为进行探询的自由长期以来都是摩门教传统中最深入的一部分。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一位对语言和历史研究极感兴趣的自学者——写道：他希望摩门教徒不要对科学怀有敌意，而应该把科学（通常还有理性）视为途径，通过它们才能得到神学的启示。与摩门教初期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样（例如，对私有财产的怀疑态度），摩门教的统治集团对史密斯有关学习的看法最近一直予以压制。
教师由于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受到攻击，这在杨百翰大学并非新闻：1911年三名教授因为支持进化论以及对圣经进行修正主义研究而遭到解雇。但是，最近几年，经过相对宽容的一个时期以后，有关学术自由的问题成为尤其争论不休的话题。1993年，英语系为女性主义文学史课程而特定聘任的塞西莉亚·孔恰·法尔（Cecilia Konchar Farr）没有得到为期三年的预备终身教职的续聘。29尽管起初声称她的学术著作中有缺陷，最后收回了这种说法，解聘的理由集中为对她的“身份”的批评，这是指她参与的女性主义活动。（法尔在教学中讨论女权问题，致力于揭露和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曾经在有关自由选择节育的集会上发表过讲话——尽管她声明自己对堕胎持反对态度，并且支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会总会会长团的立场。她发表演讲时得到了当地教会领导人的全力支持。）法尔的案例以及另一名自由主义的教师被解聘——人类学家大卫·诺尔顿（David Knowlton，显然是因为他在学术语境中对教会政策和校方持批判态度的说法），这导致一些优秀的教师自动离职，尤其是女教师，有些还在全国享有声誉。普通与荣誉教育系的主任哈罗德·米勒（Harold Miller）也因为这些事情而辞职。贝特曼的新政策将导致更多人离职——毫无疑问也会有更多人被解聘。同时，杨百翰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在别的学校获得博士学位——他们一般将来会成为杨百翰大学的教师——会越来越觉得杨百翰大学不适合他们的事业。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一再拒绝杨百翰大学想加入其中的要求，理由是该校限制了学术自由。这些对于杨百翰大学的前途来说是不详的预兆。
目前，该校教师也不能自由地邀请自己选择的访问者前来。摩门教徒劳雷尔·撒切尔·乌尔里克（Laurel Thatcher Ulrich）身为麦克-亚瑟基金（Mac-Arthur）研究员、普利策奖得主以及哈佛历史学教授，被宣布不适合在1993年杨百翰大学妇女大会上作主旨发言——对此没有给出理由，也没有机会进行讨论，此后一直不允许她在该校演讲。其他演讲者同样遭到否决。30
要理解这些限制对目前在职教师的影响，可以斯科特·艾伯塔为例。艾伯塔是虔诚的摩门教徒，其有关德国浪漫主义的学术成就备受推崇。他在杨百翰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之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他在那里给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讲授摩门教信仰。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他前往范德比尔特大学任教，并于1988年获得终身教职。但是，他的摩门教信仰和家庭纽带促使他回到杨百翰大学，获得日耳曼语及文学系的副教授终身职位，他“希望在这所塑造了自己的大学工作，该校将来会对更多摩门教徒产生影响”。31一开始艾伯塔很满意，因为科系力量很强，学生又很聪明，他对自己在该校的作用很有信心。他是一名既有才华和自信又很投入的杰出学者，演讲时也很有气势，正是那种可以让杨百翰大学在未来得到提升的人才。诚然，德国浪漫主义和教授之职的结合在今天看来很不同寻常，鉴于目前对该校的政治立场狭隘的理解，这种结合预示着潜在的冲突。但是，在他任职的时候，杨百翰大学足够大，可以容纳他的领域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它有利的人生观。
1992年9月，事情急转而下，当时艾伯塔在开明的摩门教期刊《日光石》（Sunsto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上帝，一种信仰。两所大学：杨百翰大学的‘宗教’和‘思想’之间的冲突”（One Lord，One Faith，Two Universities：Tensions between‘Religion’and‘Thought’at BYU）。这篇文章在提到学术自由的重要性时，说法极为温和。艾伯塔引用了一封书信，约瑟芬·史密斯在该信中宣称“我们神圣宗教的首要基本原则是：我们相信自己有权拥护所有的真相，不会因为人类的某些信念或迷信或其他人的统治而受到限制甚至禁止。”据此，他认为学术自由对于杨百翰大学的提升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他客气地对几位教会领袖的说法提出批评，尤其是博伊德·帕克长老，他们对理性予以限制，并提出需要确保由校董会来评定教师的成就和行为。艾伯塔否认学术成就对宗教忠诚会有破坏作用，对于帕克把理性和“精神活动”进行对立的做法表示质疑。艾伯塔认为，正是通过坚定地宣称理性和信仰之间存在联系，杨百翰大学才能最好地在非宗教社会保留一种独特的身份。教师如果想撰写有关摩门教历史或当代摩门教生活的内容，会遭到详细审查，他对此尤为质疑。(https://www.daowen.com)
由于这种言论——类似正统罗马天主教有关学术自由的说法——艾伯塔的“寺院推荐”（官方证明值得推荐进入寺院）被撤销，由副教授终身职位升为正教授的升职被否决。命令他向所批评的长老道歉。他在杨百翰大学的情况极为危险。他的同性恋兄弟1994年死于艾滋病，这让问题雪上加霜，使他对教会政策的很多方面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且质疑自己作为家人的“好兄弟”是否真正幸福。1994年，他撰写了一部自传，获得犹他州艺术协会非小说类一等奖。在自传的最后，他描写自己在兄弟死后在犹他州的山间散步。在途中，他发现一只死老鼠。它看起来很完美，身子圆鼓鼓，毛色发亮——直到他发现它是只无头的老鼠，而虫子聚在颈部啃食。他把犹他州的极端与日耳曼式的怪诞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以此来描绘自己在宗教中面临的困境，这个宗教似乎让他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杨百翰大学的学生领袖约翰·阿姆斯特朗的例子则说明杨百翰大学目前如何用政策对学生进行限制。约翰学业优秀，在自己的领域（古希腊哲学研究）会有所成就，希望在其他学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到杨百翰大学当老师。身为学生领袖，他是自由主义者，在很多问题上对长老和校方的官方立场表示质疑。另一方面，他一直对校方谨慎有礼，对自己的信仰也很忠诚。就生活方式以及虔诚度来说，他可以说是模范的摩门教徒，认为摩门教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很恰当而且让人觉得舒服；确实，他的目标显然是成为这一信仰中的领袖。目前，约翰是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生，研究柏拉图。他以理性和启示作为话题撰写文章，表达了类似艾伯塔的观点。32艾伯塔的经历说明阿姆斯特朗现在不太可能被杨百翰大学聘用，他也不可能选择在那儿工作。于是，该校的政策使自己断绝了年轻一代最有才华、最积极的这些人。相反，圣母大学对于像保罗·威斯曼和莫拉·瑞安这些人的优厚待遇则具有教育意义。
教师们正在对有关言论和行为的狭隘限制表示抗议。1996年3月21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杨百翰大学分会给评定杨百翰大学的评委会提交了一份说明，指出有些事情似乎损害了学术自由，其中包括以下概括的结论：
现在的情况是：校方可以临时不加解释地随意针对任何教职员工采取行动，只要说该教师的教学或著述不利于教会的利益即可。即使我们当中有人想损害教会，这样的人也没几个。而且，我们绝大多数人遵从自己的宗教信仰，在讲话时有自我克制。可是，如果我们想要繁荣发展，必须有思考、探索和质疑的自由。如果我们严格采取措施限制这样的探询，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所大学。而如果教师们必须不停地揣测自己的工作是否能在校方那里获得通过，那么他们就不再是学者。33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撰写报告的作者们强调：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公开而有效的批评和论辩，以培养良好的思考方式和道德判断”。他们认为，这必须包括可以自由地讨论政策，而不会一直担心被贴上“为反对者辩护”的标签。
鉴于这些针对教师和学生学术研究的限制，如果杨百翰大学显示出有意致力于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并培养世界公民，这会让人颇为吃惊。确实，这些目标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全校范围内的必修要求有两种：宗教教育和体育。要求学生修读七门宗教课程，每一门为两学分。宗教课程绝大部分由没有高级学位的教师讲授，特意使之具有非学术性的特点。用多项选择题对学生进行测评，不给学生机会进行论辩或表达疑惑。重点是传授正统观念而非教育学生如何思考。无论是开明的还是保守的教师，只要有自己的思想，都对这种狭隘的宗教教育方式感到不满。
杨百翰大学对哲学课不作要求，也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要求。百科全书当中收录了摩门教对有关问题的主流看法：“当代分析哲学和存在哲学对于（摩门教）思想的影响几乎没有，这并非因为后者不知道这些哲学思潮，而是因为它对于这些哲学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如何才能明白？所见的世界是什么样？看不见的世界又是什么样？我如何才能变得睿智？对于每一位全身投入的摩门教徒来说，他们都亲自得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该条目总结道：“摩门教文化并不鼓励进行哲学探讨。”
但是，杨百翰大学确实有一个相当优秀的哲学系，其中有些教师在全国享有声望——尤其是哲学史领域，跟其他问题相比，这一方面不是那么富有争议。杨百翰大学把才华出众的本科生送到其他地方修读优秀的研究生课程。主修这些课程的学生强调说，他们可以自由地研究那些提出了令人不自在的问题的作家：例如，哲学家吉姆·福尔科纳（Jim Faulconer）开设的有关尼采的课程关注的是其对基督教的批评。丹·葛莱姆（Dan Graham）是保守派的摩门教徒，他是有关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方面的专家，在国际上享有声望，他认为有一些办法可以既进行哲学探询，又与摩门教的生活方式保持一致。他强烈主张，讲授苏格拉底论辩的技巧，同时指出某些结论比其他结论得到更多的支持以及理性并非人类生活的唯一指导，这些事情完全可以共存。
尽管有上述这些珍贵的努力，学生当中整体而言并没有感受到苏格拉底式探询的影响。阿特里奇描述圣母大学时说有关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两个故事是该校成立的基础，没有哪一位杨百翰大学的管理层可以像他那样来描述自己的大学。总的来说，杨百翰大学远远没有实现苏格拉底对生活进行反思的目标。
杨百翰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像圣母大学那样为了培养世界公民而试图建设其课程？杨百翰大学有充足的资源；该校在有关人文多样性的各个不同领域开设课程的潜力巨大。但是，很大程度上说，这种潜力没有得到开发——因为掌握该校发展方向的那些人对于这种多样性的学习并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