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和希腊的国家主义
希腊的国家主义的代表，要推柏拉图和阿里士多德。他们两人所以全抱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其原因也和孔孟相似。因为希腊各都市国家，大概施行国家主义的教育。斯巴达行军国主义，对于人民的教育，尤其采极端干涉主义。雅典虽略认个人的自由，但亦行一种文化的国家主义。所以有人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乃以斯巴达的军国主义为基础而建立雅典的文化国家主义者。这样说来，他的思想渊源也可见了。阿里士多德的态度虽缓和一点，但大致是差不多的，我现在分为三项，把他们的学说和孔孟的学说此较于左，但本书目的是要表彰孔孟的学说，自然对于孔孟要详细一点的。
一、关于分功的原则 柏拉图主张一国中的人民须依资质分为三类；既经分定之后，各类宜守本分，各自发挥其所能，才能谋国家的发达；否则国家安宁必不能保。所以他很重视范围。阿里士多德的思想大概相同，但他主张分为二类罢了。
孔子虽然没有明说国家的分子该怎样区分，但综合他的思想，大约如第一章所论，是主张分为治者（君子）和被治者（小人）两大阶级的。这两大阶级既然分定之后，也不可逾越范围；须各尽所能，才能谋天下治平。关于这一端，孔子采取一种名位说。这种名位说和法家的责任说很相似，其实，也和柏拉图所谓各守范围的意思相类。试看子路问他怎样治卫国，他答说必先“正名”，这“正名”就是明定各级人的责任了；责任既定，各人依着分内做去，国事自然会好；否则必不能维持安宁的。定责任和守责任虽然是两事，但最要是先定责任；责任不先“定”，又何能谈到“守”呢？所以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段说话，他已经把不明定责任的害处说得很是透彻了；此外，他对哀公说“君君，臣臣……”，也就是正名的意思；又说“君不君，臣不臣……”，就是不能正名的意思了。又如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那却是说的“守责任”的意思。
由以上所说，孔子的重视责任，很是分明了，但他对于君民（治者、被治者）间的责任抱着怎样的见解，还须略加讨论。
孔子尝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他认人民对于政治是没有发言权的；再由上面所引“言不正……”一段，也可知在上的责任是立法，在下的责任是守法；在上的人不能尽其立法的责任，在下的人必至无所适从，其结果必至发生横议，于是上下的责任混淆，势不至于大乱不止的。孔子这种见解，虽然不合近代的民治潮流，但和柏拉图的思想确是很相近的了——其实，也都不背分功的原则。
孟子对于一国中该分为两种阶级意思很分明。他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又说，“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他分明承认在上者负统治之责，在下者负供给之责，立意完全和柏拉图相同。似孟子所说人君不能兼为耕稼之事，孔子也说过的，试看孔子对樊迟请学稼一章书便知。又如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孟子也排斥“处士横议”之事，庶人和处士虽不同，其实孔子所说庶人只指一般不在位者而言，并没有指说庶人是一般愚民，所以“庶人”也可说就是处士了。
但孟子虽认人民的责任只在供给，一面又兼重民意。他认民意所在可以决定君主的命运。又极重舆论，以为治国须以舆论为标准；无论是任命官吏或是听断罪犯，都须视舆论为从违。关于此事，他说得很有趣，齐宣王问他怎样辨别贤否，他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关于这一点，孔子的见解却和孟子相反。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何如”？他说，“未可也”；又问他“乡人皆恶，何如”？他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此处的“乡人”和“皆”字应加注意。原来古时的乡，乃是含有一万二千五百家的大地方，——退一步说，至少不是寻常乡村，所以“乡人”的意义和“国人”差不多；至于“皆”字，至少是指其中的大部分了；孔子偏说不能作为辨别贤否的标准，他的态度的强硬也可想见了。
总而言之，孔孟都信治国须采分功原则，都和柏拉图一致；但孔子信绝对的贤人政治，孟子却含有民主的倾向，所以孔子的思想要近柏拉图一点。
二、关于国和人民的概念 孔孟等四人都采取国家主义，一般都重视国家。柏拉图态度尤为严肃，他以为真人类便是真国民，没有国家便没有完全的人类。阿里士多德也认个人离国家便不能实现自己；又说人类乃政治的动物，非但为一身而生存，所以国家实先于个人而存在。但阿里士多德虽如此说，他的态度却较柏拉图缓和，他说国家绝对无强迫个人的权利；他反对柏拉图以个人供国家牺牲的思想而采国家有机体说，认国家和个人的幸福一致，关于这一点，孟子却更近于阿里士多德。(https://www.daowen.com)
原来雅典的政体和中国古代不同，但柏拉图的采极端国家主义，是要矫正当时的极端个人主义，孔子的采取国家主义，或者也出于这种动机。
孔子当时是否流行个人主义，我们先把四书上所载来看，便可知道。孔子因眼见当时局势的混乱，人民的痛苦，便奔走列国，想从政治上去做工夫，挽回劫运，虽然没有收到效果，他却不因此灰心，仍然抱着国家主义理想，认个人是不能和国家分离的。于是荷蒉者讥他不知进退，他便说这种人忘国家的心太坚决了；做人岂有这种容易！楚狂讽他退隐，他便去和他辩论；他感于长沮桀溺的言语，叹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两句说话，他分明承认个人是不可独自生活的。后来子路也了解孔子的理想，他因丈人拒绝见孔子，便说道：“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就是说有智识的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便须出仕，去担当治者阶级的责任；否则便是不尽责任，便是不知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了。子路这番说话，确是能表现孔子的精神的，但孔子想应公山弗扰和佛肸的召请，又有一次想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便不高兴，发生怀疑孔子的心思，难道他终究不能了解孔子的真精神么？这大概别有原因，或许是在遇丈人以前的事情，也未可知。总而言之，单就四书所载无意中和孔子遇到的隐士，已经有荷蒉者、楚狂、长沮、桀溺、丈人等五人，又有微生亩、辰门丈人等人，其余书上没有记到或是没有会过孔子，想更不少。这种人大概是抱个人主义的，所以看见孔子专门在国家上面做工夫，便笑他不知进退，怜他劳而无功了。孔子却毫不感动，还想去感化他们，也可见他对于国家主义的信念来得坚决了。
再说孟子。欲知孟子对于国家和个人间的见解，也可从他自己的出处和他的谈论去推求。孟子曾经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似乎对于出处很是自由；不过孔子也曾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子张学干禄，孔子也不以为然。这都别有用意，和他们对于国家的根本思想无关。现在再引一段书来看：周霄问曰：“……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他把求仕之情和男女的婚嫁相比，和子路以“长幼之节”比“君臣之义”相似，而他说得更恳切。因为婚嫁之情显然出于人的本能，若仕宦和婚嫁相似，那末，也是出于本能的了。所以孟子确有“人为政治动物”的思想的。此外，孟子又说：“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尤足见他认仕宦为直接本能，并非出于口腹的本能，意义更为分明。
总而言之，孟子的国家主义，确较孔子来得彻底；其中却有个原由。因为战国时的国家，就种种方面，都比前代发达，所以国家主义的理想也较前代发展。试看孟子也和孔子一般的周流列国，虽然遇到许多反对，却鲜有遇到长沮、桀溺一流人物讥他不知进退的。
再说孔孟对于国家人民间的利益关系。关于这一端，孔孟都无牺牲个人以全国家的思想，都认人民国家间的幸福一致。试看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便可窥见其意了。至于孟子说得更透彻。所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勿为也；”又说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他是多少重视人民利益呀！他惟其这样重视人民利益，所以他主张用人杀人，都须以民意为依归。此外，他又主张好货、田猎等等，都须和人民共同，也足见他重视人民的幸福。
三、教育为国家事业 柏拉图本于分功原则，主张依国民资性分为三种阶级，这已经在前面说过了。但他们的资性怎样才能区分呢，他以为须由教育去抉择，所以他又主张以教育属于国家的管理经营。阿里士多德也极重视教育和国家的关系，他以为政体的好坏，由于国民本质而定；所以必有改良国民本质的教育，才能造善良的政体；教育必须定为国家事业，其目的和方法都须以国家主义为本位。他们两人实是欧洲提倡国家教育的先导，所以后来谈教育制度的人，都要追溯他们两人。其实，孔孟也曾在二千多年承认国家应负教育人民的责任，这在第一章已经大略说过，不过关于这一端，孟子比孔子说得更具体，此处须再为他略加解释。
总括孟子对于国家教育的计划，约有二端：一须设立专管教育行政的长官，二须立公共学校。他对陈相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可见他认国家的责任，不单在使人民丰衣足食，兼须施以教育。他的立意和孔子所说“富之教之”相同，但他又引古代有教育长官为证，所以我说他比孔子更具体。
孟子又对滕文公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试看他历举三代的学校制度，又说“可以为王者师”，可见他承认学校应归国家办理了。此外，他又屡屡说起“谨庠序之教”，也可窥见他的主张。总之，不管虞舜三代有没有那种事业，孟子对于国家主义的思想，却很可由这些议论具体地表示出来了。再则我们也可以由此推见战国时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废弛了，所以孟子虽对一国君主或是一时学者谈论，尚且有称引古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