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和近代的国家主义

近代的国家主义，应推路德为先导，菲太和菲爱为代表。路德虽兼采个人主义，但他又主张国家可超越于教会而独立，却含有国家主义。总而言之，他们虽同采国家主义，见地却各自不同，大概有两种特色：一是排除阶级而主张民众教育，二是从富国强兵的见地去看教育。这两种特色，和西洋古代的国家主义虽异，却和孔孟的主张相似，但关于这两点，都在第一章大略说过了，惟关于第一项关系较大，现在尚须再加一番讨论。

原来古代东西洋诸国，虽说都采取国家主义，其实，所谓国家教育，也无非阶级教育罢了。印度、波斯、犹太、埃及诸国，不用说了，便是希腊的雅典斯巴达，也难免偏重于特种阶级；又如柏拉图、阿里士多德，他们的思想那般超越等伦，但终究不能摆脱现状，也说实业阶级不配受教育呢！所以西洋的阶级教育的思想，直到近世才打破。

中国古代的情形，都不这样。中国本来没有强固的阶级制度，后来又因君主制度发达很快，兼以有势力的学者如孔孟等人的反对；所以就全历史论，几乎没有阶级可言；其实，就一时代论，却也不是全然没有阶级的。

现在先就孟子的议论来看。孟子曾经说：“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于为天子。”又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他的不承认阶级制度，很是分明。虽然据史记上舜是黄帝的子孙，但帝王的后裔，可降而为平民，平民又可升而为天子，更足见阶级制度的不存在了。

又从舜到孙叔敖，其间相去一千多年，若是孟子的说话可信，那末，中国是从来没有阶级的了；但事实上却不尽然。即如管夷吾，他相桓公，霸诸侯，论功劳，齐国的臣子再没有比得他上了，但他的爵位终不能超过国高二氏（见僖公十二年传），也可见阶级的限制了。而且管子上主张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士之子恒为士，虽然管子是不是他自己所撰，还成疑问，但国语上也载管子有这种主张；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管夷吾是承认阶级制度的。(https://www.daowen.com)

此外，春秋时的贵族阶级，周室有尹单刘诸氏，齐国除高国二氏外，又有陈氏，鲁自桓公以后有三孙，晋自献文二公后，六卿的权势日渐强大；而赵盾执政，恢复公族，又添设余子公行，（宣公二年传）更足为春秋时逐渐造成贵族的明证。

总而言之，阶级发生，有因于种族的，有因于宗教的，有因于政治的，大概不出于此三种。印度、犹太、埃及的阶级大概出于前二种的，所以最为严厉，不可移易；中国的阶级，大概由于政治，即如中国古代的姓氏，本可为阶级的表示，但其发生的原因，也由于政治，不由于种族。试看众仲所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便很分明了。惟其由于政治，所以势力迭有兴衰，一般人民不至永远受阶级支配；纵然有生而富贵的贵族，却没有天生贫贱到底的平民。管子虽有“工之子恒为工，士之子恒为士……”的主张，但只是理论，没有见诸事实，试看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一事（昭公三年传），便可知了。又观郑子产拒绝韩宣子贾环一事（昭公十五年传），可见郑有商人一阶级，从郑桓公以来，经过二百多年，依然保存。但这种阶级，虽然受国家特别保护，一方面亦不必受什么限制。试看郑商人弦高诈退秦师一事（僖公三十三年传），便知郑国的商人在政治教育方面都不受什么限制，所以有那般才识。总而言之，中国在春秋以前，虽不能说全无阶级，但那种阶级大概不能妨害人民的个性的；而且到了战国时，又因君主制逐渐发达，贵族制又大衰了。所以孔孟的思想，自然比柏拉图等容易超越阶级一点。但孔子除主张一般人都可受教育外，他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他承认野蛮民族都有德义，比阿里士多德说职工奴隶不配受道德训练，识见究竟要高出一级了。

（民国十八年四月作，曾以王一鸿之笔名汇刊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