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和国家主义
荀子的教育理想，是在于使人有礼义，而他又以为人之所以能群，国之所以成立，是因有分别差等；所以能有分别差等，就为有礼义；故荀子的教育理想，当然也是立于国家主义的见地的。
所以他在王制篇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以分。分何以能行？曰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
又在非相篇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以）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
上举二例，是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而战胜他们，是因其能群，能群是因有分辨，分辨是因有礼义。
他又在礼论篇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又在王制篇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上举二例是言人群中（就是一国中）没有差等，结果必乱，故圣王制礼义以分之。观此处所说“明王始立而国家有制”，“圣王制礼”。此外，他又在王制篇上说，“礼义治之始也”，可见他认礼义乃是与国并存的，无礼义便无国，人不可须臾舍礼义，也就是不可须臾离国而独立了。
由以上诸例看，可知荀子承认国家必藉礼义以为分别的理由了。以下再论他怎样分别阶级。
他在王霸篇说：“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顇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县（悬）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百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又荣辱篇说：“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孝弟原悫，軥录疾力，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饱食，长生久视，以免于刑戮也。”
又在同篇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故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
上举三例，第一例是论分职的必要，第二例是主张以志行的厚薄定阶级的高低，第三例是说以性能定差等，却极公道；故人各尽力而无怨恨。但由这些例也可看出他对于阶级的分类。大概荀子的意思，一国中的阶级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统治阶级，其中含有天子、三公、士、大夫、官人、百吏；二为庶民阶级，其中包含农工商贾，——军人自然也在内。他这种分类法，和孔孟并无所异。(https://www.daowen.com)
原来儒家这种主张，并不是凭空结撰出来的。事实上，中国自三代以降，一国中的阶级，大概是这样分配的；自周初以来，更加显明固定。所以许行倡并耕说，必远溯至神农以前；孟子言必称尧舜，但谈到井田，就只能溯至三代而止。三代是否确有井田制，虽不可知，但至少可以认定农人一阶级是发生于哪个时代，不久又有工商阶级随之发生。于是历夏、商、周初以迄儒家时代，经过很长久的年岁，这农工商贾三者竟变成固定的分业，这是进化上一定的过程。不过其间也有若干学者，例如樊迟、长沮、桀溺、许行等，远慕上古，想恢复并耕的制度，所以儒家不得不在学理上替种种社会趋势找出根据来。
此外，还有一事，可乘便说明于此。原来墨子之分业的主张，实在和儒家没有什么不同，这已经在墨子的教育思潮中说过了，但荀子往往把他看作许行一派，说他“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又说他“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未免有点奇怪。这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或者荀子所说墨子与百姓“均事业”、“僈差等”，乃是由其主张上功俭约诸点所得出来的结论；二或者墨子虽那样主张，但他和他的门徒，因急于为社会服务，不得不兼学许多技能，以致引起误会，也未可知。不过第一原因较有根据，试看他说“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这“说不免焉”一语，就是说其结果必出于此，可见他对于墨子学说的批评，往往好用推论，所以易起误会。
以下论荀子对于阶级的决定抱何种见解。由前面所举的例看，他除一种事务，叫做官人百吏的，承认他可依门阀决定外，其余各种阶级，都须依志行的厚薄，或是性能所宜决定的。但他在王制篇开端说得更为分明：
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顷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杂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穆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王者之政也。
他所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可见他认统治庶民两阶级，都不由门阀决定，须由礼义来决定，就是应由教育来决定了，——因为礼义是他的教育理想。再则由本例看，他于一般的道德教育外，承认国家更须对于凡不依正轨的无业游民施以职业教育，对于有废疾的人民施以特殊教育，他的卓识，确是可佩服的。
以上论荀子对于阶级决定的标准，其次再论荀子对两大阶级间应守的范围。他在大略篇说：“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园，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藏，故民不困财，贫娄者有所窜其手。”
此外，还有两个例，可以证明荀子是赞成以教育为国家的职务的。
他在大略篇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
又在王制篇说：“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又说：“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
前举二例，第一例是论国家应为人民设立学校；第二例是论国家立教育专官，乡师是地方教育官，辟公是中央教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