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技艺
庄子虽对于艺术与学问，似乎比较重视技艺。因为他认学问是道的反对方，技艺比较近道，是也可以进于道的了。
试看他在达生篇说：“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堕，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为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
又同篇载：“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皆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他又在养生主篇引一故事道：“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譆，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战，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又徐无鬼篇载一个故事道：“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之言矣。”
以上所举诸例，虽然各有寓意所在，但观诸种技艺所以能精进，总因他能壹志凝神，那便是入道之门了；至于学问，他只许他有一时之用，并不许他可为人道之基，他曾经称说：“孔子绝学捐书。”所以说庄子对学技二者，是尤其重技的。此外，还有一端须注意，上举诸技，除吕梁丈人外，其余都属手上的工夫，足见他于头脑和心（关于心的训练可参观前节）的教育外，特提出手的教育。我们知道近代教育中的手工一项，也源于自然主义的教育家；其实，自然主义反对主知主义，必然要趋向于手的练习，原也不足怪的。(https://www.daowen.com)
以下再由积极方面看庄子对于学问的见解是怎样。庄子虽然以个人主义为主，以道德为理想，但他亦非主张全废学问。他以道为君上所必要，以学为臣下所必要，道为本，学为末，道须先于学，学须统于道。他原认学问各有一时之用的。但他既相对的承认学问，何以又说“绝圣弃知”，“绝学捐书”呢？那大概因他见当时学者一味殉物过于重视智识，反把本源的道德忘了；所以不得不提出一种消极教育来救济。我们知道卢梭也因见当时习俗腐败，学者皆倾向于主知主义，他想求助于自然，才建立他的自然主义而主张消极教育，但同时他对于爱密儿，也不全废智识的训练，不过他的方法和旧教育不同。例如旧教育想用文学藏真理，凭符号去研究现象而不用观察；卢梭却主张学地理只须看丘陵、高山、沟渠、大河，不可用图画，学言语须和一个本土人会话，不必用文规。总而言之，庄子和卢梭的自然主义，一般可看做时代的反动的。以下再论庄子对于学问的见解：
一、庄子关于学问在人群间的位置，他在天道篇说：“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刑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绖，降杀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然后从之者也，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又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本例言道为本学为末，道在先学在后，道是君道，学是臣道。
其次，关于学问之用，他在徐无鬼篇说：“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广治，礼乐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钱财不积，则贫者忧；权势不充，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
本例言百家之学，未尝无一时之用，但其末流，往往趋于极端，一味殉物，不知反于性情之本，所以他又在骈拇篇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天下尽殉也。”又在天下篇说“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总之，庄子虽想望太古时代，但他又承认“时不可止”，又说：“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他又承认道德仁义以至是非赏罚诸端，诚能不失其先后之序，也是至治，他何尝完全废弃学问。总而言之，庄子虽以道为理想而主张消极教育，同时亦不完全排斥积极教育；不过他认由道至学，乃是顺路；由学至道乃是逆行；所以说孔子由数度阴阳不能得道，惟许神于技者可进于道。他的教育工具，确是重技而轻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