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和人文主义
春秋战国之际的学者，差不多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各家都带有复古的色彩，孔孟不用说了，荀子也法后王——就是文武——便是思想最激烈的庄子，也常常称道黄帝等，所以那个时期，也是中国学术上的一个文艺复兴期。墨子也是这期出的一个巨子。又如近代欧洲文艺复兴，起初只注意古代的罗马，后来又注意到希腊。春秋战国之际的学派，对于古代文化也有所偏重，譬如孔子常称三代，孟子屡道尧舜，荀卿取法文武，庄子好引黄帝，墨子常常举尧、舜、禹、汤、文、武的故事，尤其偏重夏禹，这其中原因很复杂，但大概是因古代文化原各有特色，所以各家只就其最合于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个性的取了来，现在不暇一一研究，且就墨子论。
论到墨子，有一个要点不可不注意。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子却反对“述而不作”，非儒篇载他驳儒家的学说道：“又曰君子循（述）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耕柱篇载：“公孟子曰：‘君子不作，术（述）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甚）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诛（述），今也（之）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述）已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诛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由这两段记载看，可见墨子一面想维持古代文化，一面又想创造文化；他所要造成的君子，不是单能模仿的，乃是兼有创造性的；他的立意确较儒家进步；所以他一面取古代的人文主义，一面又建立实用主义，现在且先说他的人文主义。
墨子理想中的人物是士君子义士，这士君子义士怎样造成呢？自然要学问，但最要的乃是品行；所以他于修身篇说：“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他又于尚贤篇上说：“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他以行为学问的内容，以德行冠于言谈道术，均足见他极端重视品行。惟其重视品行，所以他常取先王之书有益修养的来教人，所以他对吴虑说：“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
但墨子用先王之道教人，是否也用六艺教人和孔子一般呢？
现在墨子书上有非乐篇，专论音乐的害处；又有三辩篇，他承认古代圣王如汤、武、成王等的作乐，但终不信乐可以治天下。他的主意正和孔子相反，想来他也必不赞成以音乐做教科了。至于礼，他虽然不十分反对，却也不甚提倡。再取非儒篇一段文章来看：“晏子曰……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试想墨子既然称引晏子的议论，他自然也反对孔子所采的繁礼了。总而言之，墨子对于礼乐，并不是根本反对，只因它们愈趋愈繁，反而有害，所以他说：“其乐愈繁，其治愈寡。”他反对儒家所采的丧礼，但他又主张桐棺三寸，服丧三日（月），可见简单的礼乐不妨害他务的，他也采取。
由这一端论，墨子的复古是由周转到夏的。他所以由周转到夏，是因最初起的复古运动偏重于周。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的文物，本较前代复杂，再加以儒家的增益附会，自然愈趋愈繁，完全流于形式，所以墨家起来反对，想从周转到夏，这种情形，极似欧洲文艺复兴起初只注意罗马，后来又转而上溯于希腊了。
至于射御，墨子似乎以为应与学问分离的。他曾说欲众其国射御之士，必须用富贵来奖励，何况有德行才能之士，可见他认德行重于射御了。又公孟篇载：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兼）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者又成射哉？’一更足见墨子认射与学为两事。但此处所云“射”乃指军事上的射，所以墨子说不可兼学，至于墨子是否也以射锻炼身体陶冶品行，还不能因此断定。而且便就军事上的射术论，墨子必然自己知射，弟子才会请学；又如公输篇载墨子对公输般说：“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国）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可见墨子弟子亦有习战者，此处所说二三子他不许其习射，只因力不能及罢了。(https://www.daowen.com)
再论书，试看今墨子书上多古字，墨子又深通古代学术，诵先王之道以教人，他必然精于字学，自然也用以教弟子的。至于数，今墨子经上下往往有几何学定义等在内，其中最显著的如云：“圆，一中，同长也。”就是圆只有一个中心，由中心至圆周距离相等了。而且这类定义必然是墨子自作的，才会列入经说。试想墨子既然能创造几何学，他对于古代数学也必精通，他自然也用以教弟子的了。
再论诗书，孔子用为教本的，墨子是否也用为教本，颇有讨论的价值。墨子对书本教育有相当的注意是不成问题的。原来以古代事实为左证，乃是墨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要知古代事实，自然惟有求于书本了。又如鲁问篇载墨子说自己诵先王之道以说匹夫徒步之士，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那也是书本教育的一种了。又贵义篇载：“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均，）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可见凡于同归之物不能知其要的，他必教以书本了。
至于“同归之物”，大概是同类的材料，“要”是其中纲要或是原理，经上下就是各项纲要或是原理罢。
墨子既然采用书本教育，而现在墨子书所援引的古书，要算诗书为多，可见诗书乃是尤其常用的教本了。
但墨子采用诗书，和孔子的命意却有不同。墨子自然也以诗书为修身之助，但就他所援引各端，大概只用为事实或理论上的证据，至于孔子所认诗经的陶冶价值，墨子似乎不甚注意。原来墨子是颇倾于实用的，所以他于古代学问，只注意其实用的科学的方面，孔子是倾于文艺的，所以他于古代学术，颇注意于其涵养的陶冶的方面。这不但关于诗书为然，关于礼乐射御书数诸端也是这样。所以孔子的人文主义近于希腊，墨子的人文主义则近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