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国家主义
我们在孔孟的教育思潮中曾经说过：古代诸文明邦大都施行国家主义的教育，中国古代也不能超越此例，春秋以后，国家主义的教育，已渐渐废弛，但孔孟因历史和时代的关系，仍然采取国家主义，他们忽而做官，忽而做教授，便是国家主义的教育尚在流行的明证；墨子也是这样。墨子的时代大约在孔孟之间，他的门徒极盛，他也曾为大夫，曾周游列国以游说当道，由他的生平经历看，也足表见他是承认教育和国家的关系的。以下论他对于国家的观念。
世人以墨子主张兼爱，又因孟子以墨者为爱无差等，往往误会墨子是主张一切平等，其实关于国政的分配他也主张分功，立意和儒家并没有大差。孟子主张一国须分为治者、被治者两阶级，墨子也主张一国分为在上者和贱人两阶级；在上者包含王公大人（君王）士君子（官吏、学者）等，责任在治事听政；贱人阶级包含农工商贾，责任在供给。这两阶级能各尽其责则国治，不能尽则国必乱。
非乐篇有一段文字，关于此点最说得分明。那段文字道：“然即姑尝数天下分事而观乐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捆）布縿（缫），此其分事也。今惟毋（二字语词）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縿，是故縿不足。”原来墨子因为乐有妨害于各项分事，所以反对它，由此推论，但凡有妨害各分事的事物，墨子自然也反对的了。更推而至于使王公大人兼务农事如许行一派所主张，结果必使王公大人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使农夫兼理国事，结果亦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了。这样，墨子自然也反对的了。关于这一点，墨子和孟子的见解完全相同。
又墨子此处所举四种分事，乃就大略而论，其实还有学者（也是教育家）阶级，墨子也认为有分立的必要的。例如前举弦唐子怪他载书甚多，他对他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吾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可见他认读书教士乃是学者的分事。
又在鲁问篇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吴虑曰：‘有。’子墨子曰：‘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
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设而攻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吴虑曰：‘鼓而使众进战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这两段议论极有意味。原来吴虑主张与民并耕，乃是许行一流人物，他以为只要个人自己合于义，不必向人多言，所以先对他说明学者的功贤于衣食人者，再对他说教人行义其功贤于独自行义。我们由此可见墨子承认德义是藉群众而愈能表见的，国家的群聚的愈众，所以愈能表见最高的义；他又承认一国中研究学问教育民众的阶级，其要重过于耕农，就是说，墨子也是采取国家主义的教育的。
再则也可见墨子和孟子之际，确有吴虑、许行一流主张并耕采取个人主义的学者——这一派，或者在孔子时已有相当势力，长沮、桀溺是其代表——所以主张分功采取国家主义的儒墨，都曾和他们辩论过。又关于一国中学者的位置比农夫重要，孟子的意思完全和墨子相同，现在且从孟子上引一段文字来证：“公孙丑问曰：诗曰，‘不素餐兮！’一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对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由以上所述，可知墨子是赞成一国中分为数种阶级的了，但这种种阶级该怎样决定呢？什么人该在什么阶级呢？关于这一点，墨子也不赞成用一种固定的（世袭的）阶级制度来决定，他的意思以为须由教育和个性来决定。他很反对固定的阶级制度，他以为古代原没有阶级。他在尚贤篇中说：“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https://www.daowen.com)
又在尚贤篇上说：“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当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定）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秦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尊位厚禄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德）。”
他所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把古代没有阶级制度的情形说得很透彻。但他反对阶级的理由又在何处呢？他又在尚贤篇说：“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可见墨子的立意，阶级的决定应以是否贤能为断的。
但人怎样可以贤良，墨子的意思，那是由于教育和个性的。墨子曾经说过欲众其国射御之士必须富之贵之，欲众其国贤良之士尤须富之贵之。他认贤良之士既可由国家奖励而增多，可见他认贤良可由人力而致了。他又说：“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义就是贤良所应有的修养，我们前面论过墨子于教育上也就是要使人有修养，所以说墨子的意思，贤否是属于教育的。
贤不肖既然判定了，于是又须由圣王加以进退。进退既定之后，又须由圣人择其所能以定其服务范围，所以他说：“……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同是一般贤者，却须分别所能以定其官守，可见墨子对于个性的长短是十分重视了。
以下所论，乃墨子对于培养贤才及其进用上的见解，至于一国政权该怎样分配呢？墨子以为一国政权须完全由贤人操持，不可由人民干涉。关于这一点，他的立意完全和孔子相同。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墨子也在天志篇中说：“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何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从贵且知者出也？曰，义者善政也。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此吾所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
又在天志篇下说：“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恣）己而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为正，有诸侯正之；诸侯不得次己而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天子正之。”
但他在尚同篇中论得更彻底。他在那篇中先论古者没有正长（尚同篇上作刑政二字）的时候，人各异义，互相非议，以致不能互助，天下大乱；次论天下之乱由于无正长，所以建天子三公诸侯庶官以一同天下之义；第三论尚同的次第，最是分明。那段文字道：“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亦必是之；乡长之所非，亦必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截？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又）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国命固国之贤者也，举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同一其国之义，是以国治。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天子，……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足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由以上各项议论，墨子的主张自然是很专制的了，但墨子并不是说凡在上位者必然不错，他常常以桀、纣、幽、厉、汤、文、武对举，他确也承认君主原有不对的。他又在法仪篇说：“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皆当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治法。”墨子这种议论，在后代一般中国学者看起来，乃是很放肆的；其实，他在伦理上不取不平等的父子关系，在教育上不取教权万能说，在政治上却没有韩愈羑里操上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思想，却由此可见，那末，他何以又有前述种种很专制的思想呢？我们总括说一句话，可以断定那是他的乌托邦中的政治理想。就是说，国家必须由圣贤施行专断的政治才好。这种理想正和柏拉图的“理想邦”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