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和实用主义
前面曾经述过墨子赞成一国中须有一种专求学问不必谋生的闲暇阶级，这种阶级的职务，是在以先王之道教人修行，他原也倾于人文主义的；但就他的思想全体论，宁可说他是采实用主义的。而且他的实用主义较罗马还更彻底。他的学说和孔德（Conce）、詹姆士（James）、杜威（Dewey）相似。
他曾在非命篇上称他的学问方法道：“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之谓言有三表也。”
墨子此处所论，很可注意，我们现在看墨子的书，差不多篇篇都用这个方法，可见这是他的根本方法，并不是某事某时偶然应用的。也可见他的学说乃是基于事实的智识全体，和徒然思索的学问完全不同。
孔德以为须用“实”和“利”二根本标准决定一切价值：所谓“实”，乃是实际可证明的；所谓“利”，乃是可生实际上的效果的。墨子也说：“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乎？则未尝有也。”他以耳目可得闻见为实，就是以实际可证明为实了。又如他所说：“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就是以能发生实际利益为利了。
但“实”是客观的，“利”是主观的，不能常常一致，所以孔德的实证哲学，后来终分裂为实在论和实用论二派；墨子也不免有矛盾的地方，譬如一面非命，一面又主张鬼神，岂知鬼神也和命一般不能实证呢！那末，他为什么非命而明鬼？就因有命说将使人怠惰，有鬼说可惩恶劝善了。所以名墨子的学说为实证哲学，还不如名他为实用主义更为妥当。
詹姆士、杜威以为真理乃是满足人生的手段；真理须由人生实用为断；须使真理和一切智识成为各人生活的手段和方法。墨子也说：“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大实也。”（耕柱篇）又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又说：“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篇）以下更就墨子所赞成和反对的各端观察，便可见的立意所在。
墨子最信天，他立天志以量度一切。他在天志篇中说：“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志），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天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圜，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以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王引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即天志，古志字通作之）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学出言谈也。……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
墨子立天志以量度一切政教的得失，已足证他不尚空论而务实际的精神了，但天志究竟是什么呢？他又说：“然则天之将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总而言之，墨子以为天志是恶物竞而喜互助的。
但天志何以恶物竞而喜互助呢？他又在天志下说：“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曰，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足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厚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顺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壮则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方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贼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无所利，是之谓贼。故凡从事此者，寇乱也，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是故聚天下之恶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反天之意也。”(https://www.daowen.com)
这一段议论，总括起来，就是说，竞争是三不利而无所利的，所以反天志；互助是三利而无所不利的，所以顺天志；可见得以天志量度一切，也无异于以利不利量度一切了。
次就墨子的非乐一端论。墨子对于音乐的见地，完全和孔子不同。孔子主张用音乐治国和教人，是因其能陶冶德性；他反对郑声，是因其淫靡有害德性；所以他对音乐的赞否，是全然立于道德的见地的。墨子的反对音乐，却完全立于实利的见地。非乐篇上说：“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又说：“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可见墨子的非乐，只因他不中万民之利，所以反对；若是反中万民之利和舟车一般，他也必赞成了。至于乐的本身他并不反对。
其实，不但不反对，他也承认是有相当价值的，他在此处明说：“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又三辩篇载：“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驽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耶？”他对于这番议论，并没有直接驳斥，他只说古代圣王其乐愈繁者其治愈寡，所以乐不足治天下，可见他也认乐有相当价值，只因其“非所以治天下”，所以非它的。
再就兼爱一端论。这一端也是墨子的重要主张，其实也出于功利的打算，所以他说：“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则）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原来这“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几句话，差不多墨子上每篇都有，可见这就是墨子的实用主义的纲领，他在此处明说他断定“别非而兼是”便是由这个纲领出发的，可见其余各项重要主张和他所最反对的方面，也是由这个见地出发的了。以下为避免重赘，不再为他一篇篇的分疏，只提出几个重要问题和几个例子以为本章的结论。
（一）墨子并不信有一定的真理，可以“放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他对于自己所主张的各点，只认其于或时或地有效，所以他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鲁问篇）。
（二）墨子虽不信世间有永久的真理，但人类有适应环境的本能，那是已往未来一例的。鲁问篇载：“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奴（驽的古字）马四隅之轮，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固车良马，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不知）来？”
（三）墨子好称道先王，只是注意其关于生活的方面，试看耕柱篇所载：“巫马子谓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誉先王，是誉槁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誉先王，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誉而不誉，非仁也。”
（四）墨子当复古潮流最盛的时候，目睹当时复古家过重形式，例如儒家载章甫，衣逢掖之衣；又如孟子对曹交所说“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可见春秋战国之际，确有模仿古代衣冠言语的，关于这一端，他很反对；所以公孟子说：“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他答道：“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管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