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发展
我国现今流行“文化”一语，当系译自西文Civilization。此字源出于拉丁语Civilis，含有城市之意义；盖谓文化起于人民之聚居；乡居之人虽亦非离群索居者，然其聚居之集群毕竟较城市居民为小。故在城市未发达之时，虽亦有文化，毕竟不如城市发达后之显著。因此，文化实为人与人相处而共同发展之进步的生活方式。
稽诸古籍，我国固有之“文化”一词，始见于易贲卦彖传“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正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程伊川正义曰：“人文，人伦之伦序；观乎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观我国的旧说，可知所谓文化，即指诗书礼乐，人伦之伦序，与其成为礼俗者也。清人彭申甫谓：“大而言之，则国家之礼乐制度，小而言之，即一身之车服，一家之宫室。”其言颇与西文之Civilization相合。盖文化指一民族之进化，无所不包蕴，非一端一节所能标示也。
诚然，文化为生活的方式，而无所不包蕴；然欲以三数事为其象征，则莫如以文字、纸张及印刷三者为之代表。抑此三者不仅为文化的代表，且转而为文化的推动力。盖文化既为一民族共同积累的进化与成就，若没有文字，将不能行远而传久；然若仅仅有文字，而无使文字流布久远的工具，如纸张者，则文字之效用也不免受有限制；既有纸张，则文字不仅便于书写，而且可以复制许多份，以供广远及长久的传布，那就是印刷。因此，文字、纸张与印刷，便成为积累与传布文化的三部曲。
由于上述的理由，文化发展最早之民族，其文字之形成也最早：同一理由，制纸与印刷术发明最早之民族，不仅表示其文化发展最早，而且象征其早期文化发展得最高。就此一观点，无疑可以断定世界上文化发展最早者有三个民族，一是巴比伦，二是埃及，三是中华。请从文字征之。我曾经到过巴比伦的故址和埃及。现今在巴比伦故址建国者为伊拉克，其国土即为耶教旧约所称底格里士Tigris及幼发拉底Euphratis二河所穿过，而其首都巴达Bagdad即在底格里士河岸。民国三十三年我有一个机会在那里受其政府招待了两日，我在参观其国立博物院时，亲见其古器物刻有森马利亚象形文字者很多，据其专家之考据，最古者远在纪元前四千五百年，即距今六千四百余年。我承他们政府赠与一枚火石的圆筒形印章，据其博物院长所出的证书，说明系纪元前四十一世纪，即距今六千年之物。至于埃及，我也曾往返停留数次，其最古的苏各拉Sokora金字塔中留有石刻的象形文字，该金字塔之建筑在纪元前约四千年，则此项象形文字之形成当在距今六千年以上。返观我国，则殷墟出土之甲骨文系在殷盘庚以后，约当公元前十四五世纪，距今约三千四百年，但殷代也有金文，就出土之铜器观之，在商殷之初已有之；则又更前三世纪以上，即距今约三千七百年。金文完全象形，甲骨文业已简化，往往用线点代替图形，此与箭头形文字，系由巴比伦的象形文字简化者相似，是则我国最初的象形文字，当可远溯至夏代，纵不如巴比伦与埃及之古，至少亦在距今四千年以上。有些西方学者把我国金文和甲骨文之象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字相较，颇有武断其出自一元者。其实，既同为象形文字，尽管不是出自一元，其模仿自然的结果，总不免互相近似。这不仅在埃及象形文字之对于我国象形字为然，即巴比伦的象形文字中，就我亲自见到的，也有与我国相似者，例如他们的“田”字，系于一个圆圈内插入一个“十”字便是。不过有几个字很可以证明我国的象形字和埃及的象形字并非出自一元，例如“月”字，我国作“
”，埃及作“
”；“弓”字我国作“
”，埃及作“
”；“矢”字我国作“
”，埃及作“
”；“天”字我国作“
”，埃及作“
”。在这几个例子中，我国的象形均仿其直立之象，而埃及的象形，则仿其横置之象。此可为非出一元之证据。现在欧洲流行的字母，原系由森马利亚象形文字简化为箭形文字后衍变而成，经由非尼基人远航贸易之媒介，这些箭形文字便渐渐传入希腊，于是希腊的字母便于公元前约十五世纪产生，而由于希腊与罗马的交通，希腊的字母也就为罗马字母所模仿而逐渐形成。据史学家考据的结果，罗马字母在公元前四世纪只有二十一个，逐渐演进至于中古时代才构成现今的形式，而为欧洲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关于写字的工具，世界最早的纸，当是埃及的纸草Papyrus，那是产生于尼罗河浅水处的一种草，其最宽的部分由四英寸至十八英寸不等，埃及人截去其狭窄的上下两段，而以最宽的部分，于晒干后，用一种含有颜色的树汁写在其上，初时系一片一片地书写，后来把许多片粘合起来，滚压后，用象牙或贝壳将其一面磨光。现在不列颠博物院藏着最长的一卷纸草纸，长至一百三十三英尺，所写都是埃及的象形文字。据说，最古用以写字的纸草系在纪元前三千五百年，即距今五千四百年左右。但是这样的纸草，系利用自然的物产，仅加以物理上的处理，和我国的竹简没有多大分别。埃及人利用的是天然的草，我国古代利用的是天然的竹。我国古代利用竹的方法有所谓杀青，便是除去竹的青色的皮；又有所谓汗简，便是除去竹的汁，无非要使所写的字更能持久；因为要在竹简上作字能持久，便以刀笔刻在竹简上，这与埃及因利用的材料是一种草，草上作字当然以颜料书写为便，而在利用各该材料以前，须加以一番物理上的处理，原则也正相同。我国以竹简作书，由来很古，殷代也有少数发见，可见其远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距今三千四百年以前，迄于西汉尚沿用。风俗通义称：“刘向校书籍，先书竹，改易写定，可缮写者以上素。”所谓上素，便是写在缣帛之上：足见汉初书写的材料是竹与帛并用的。我国古书的分部，称之为篇、册或卷，篇和册都指若干竹简连缀一起，卷则指缣帛卷成一束。后汉宦官蔡伦，因竹简太重，缣帛太贵，遂改以木屑、麻头、破布、鱼网制纸，其时在公元后一〇五年。这样所制的纸和竹简，纸草之仅利用自然物产，略加处理而不变其形式者大异。现在造纸工业是化学工业之一，我国最初所造之纸虽未完全适合化学制造的过程，但把麻、木、破布等的纤维利用为纸浆，然后造纸，实已超过物理上的处理，而使之变为另一形式的制品，堪称为现代造纸之祖。其实人类造纸还是以小动物为师。最早的造纸者并不是人，而是一种的昆虫，就是蜜蜂。这些勤劳而聪明的小昆虫，经常用纸质来建造它们的巢，母蜂在建造其家宅时，先去找到一些已经被剥了皮的树木，就用锋利的牙齿啮下一些木质，再把它嚼成浆状，在其准备建巢之处，把嚼成浆状的木质吐出来，和上一些胶状的唾沫，摊成薄薄的片，黏在树上，一层一层加上去，一间一间隔开来，终至完成一所蔽风雨的小房屋。我们试想一下，现代造纸的大原则，是不是与此相同呢？
由于纸张远比竹简为轻便，比缣帛为廉贱，按着优胜劣败的原则，自然而然地便取竹简缣帛而代之，而且推而广之，远至国外，为欧美今日大规模现代造纸工业所师承。我国造纸术的西传，大致是唐代在西域与阿剌伯人的接触，阿剌伯人从中国人学会了造纸的方法，公元七九三年，第一所阿剌伯人造纸厂便成立于现今伊拉克首都的巴达城。后来阿刺伯人攻入北非洲，造纸术也就传入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又后来摩尔人，就是现今摩洛哥人，攻入西班牙，在公元约莫一一〇〇年便在托兰图成立了一所造纸厂。那就是中国造纸术初次进入欧洲的大门，其后便由西班牙先后传入意大利、法兰西、荷兰、德意志和英吉利。据史家的考究，意大利的造纸始于公元一一五〇年，法兰西始于一一八九年，德国则始于一三九〇年，英国更稍后一些。
现在谈一谈第三项的文化象征印刷术了。毫无疑义地，印刷术是与造纸术有极密切关系的。没有纸张不能产生印刷的需要，也就用不着发明印刷术。一个最显明的事例，便是德国于一三九〇年开始造纸后，甫经五六十年，便继之以印刷术的采行。欧洲第一本的印刷成品，是一四五〇～五五年间德意志人谷腾堡Johann Gutenburg所印制的拉丁文耶教圣经；其时适当我国明景帝之景泰元年至六年。但是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则远在谷腾堡以前九百余年。我国现尚流传最古的印刷本，虽为北宋板，然印刷术实非始自北宋。世称书籍始于五代时之冯道（八六一～九五四年）。实则监本之印刷乃始于冯道，真正雕版却远肇于隋代。据陆深河汾燕闲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五九三年）十二月，敕废像遗经悉令雕造。”又查敦煌石室书录所载：“大隋永陀罗尼本经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顺一行，右有王文沼雕版一行。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九八〇年）翻雕隋版。”是则我国雕版印刷实始于隋，至其前之汉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蔡邕奉命写刻之石经，树之鸿都门者，虽摹搨者众，究不属于印刷也。惟隋唐雕印书籍，经五代兵戈之后，至宋代已鲜有存者。清末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板七叶，云系唐人雕本，说者谓为国内唐本之仅存者。但我却曾在伦敦博物院目击其所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四月十五日刊印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则为斯坦因氏于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在敦煌石室所发见而携往欧洲者，实最足传信也。
五代时，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九三二），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家印刷所谓监本之始。及后周广顺三年（公元九五三）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及五经字样各二部，都一百三十册，盖历四朝七主，二十一年乃成。其后历代续有新刊监本，或就旧监本残缺漫漶者加以修补，例如今世尚存之宋雕明修、元雕明修等监本皆是。至清代所刻官书以武英殿本为主。称为殿本。
监本、殿本以外，官刻书籍尚有为地方官署所刊行者。据倪灿宋史艺文志补志序：“郡邑儒生之著述，多由本路进呈，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江浙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学刊行，故何王金许之书多赖以传；鄱阳马氏通考，且出于羽流之推荐。”又明代分封诸王各赐宋板书帖：诸王亦能校刊古籍，模印甚精。如沈、唐、潞、晋、徽、益诸藩皆有传刻，世称藩府本，与地方官署所刻又有别也。(https://www.daowen.com)
至于私人刻书，旧有所谓家塾本与坊刻本之分。家塾本为私人所刻，初意或用以教其子弟，故云。五代史和凝传：“集百余卷，自镂板行世”。盖载籍所记家塾本之最早者。坊刻本为书肆所印行之书籍，据高文虎蕴花洲闲录所记，“宋初已有书肆印卖新状元赋”；坊刻本之多已可知，是则雕刻印售书籍，在宋前之唐代或五代时当已有之。宋代书肆刻书精而多，且操业最久者，莫如建安余氏之勤有堂，盖创业于唐，而历宋元明三代者也。
以上所说的都是关于雕板印刷，至于活字印刷，则在我国之发展较雕板为迟。然而远在宋代业已肇其端倪。据沈括梦溪笔谈称：“庆历间（公元一〇四一～一〇四八），有布衣毕昇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取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火煽之，药稍熔，以一平面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一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本，则极神速。”然而宋代活字是否确已印刷成书，由于印本之失传，尚无法证实。只有天禄琳琅称“宋本毛诗唐风内，‘自’字横置，可证为活字板”而已。但到了元代，丰城县尹王桢又别创活板印书法，附载于其所著农书之后；据言：“……余前任宣州旌德县尹时，方撰农书，因字数甚多，难于刊印，故用己意命匠创活字，二年而工毕，试印本县志书，计得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余迁任信州永丰县，挈而之官。是时农书方成，欲以活字嵌印；今知江西现行命工刊板，故且收贮以待别用，然古今此法未见所传，故编录于此，以待世之好事者，为印书尚便之法，传于永久。本为农书而作，因附于后。”现今这部元代所印旌德县志活字板本虽也已失传，然农书具在，记述得这般确凿，定然可靠。降至明代，则其时所印活字本流传至今者甚多。所用活字，以铜制为最精，其著称于世者有无锡之兰雪堂华氏及无锡桂坡馆安氏。据无锡县志：“华埕，字汝德，以贡授大官署丞……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出矣。”其所印活字本今传而最精者，如白氏长庆集、蔡中郎集等皆是。至安氏所印铜活字本虽不若华氏之多，尚有传世者。常州府志称：“安国，字泰明，无锡人，尝以活字铜板印吴中水利考。”我前此藏有初学记，板心上标安桂坡刻，每本标题下又称“锡山安国校刊”，亦铜活字本也。
然而活字板之用于大规模印刷书籍者，在利用西式印刷以前，莫如清代之武英殿聚珍板。据武英殿聚珍板程式所载：“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三）十月二十八日，金简奏谓……详细思考，莫若刻枣木活字套板一分，刷印各地书籍，比较刊板，工料省简悬殊。谨按御定佩文诗韵详加选择，除生僻字不常见于经传者不收集外，计应刊刻约六千数百字；此内虚字以及常用之熟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约共需十万字。又预备小注应刊之字，亦照大字每一字加刻十字或百字不等，约需五万余字，大小合计，不过十五万余字……因以武英殿现存书籍校刻，即如史记一部，计板二千六百七十五块……仅此一部已费工料银一千四百余两。今刻枣木活字套板一分，通计不过用银一千四百余两，而各种书籍皆可资用。”由此可见活板印刷之经济便捷，远非雕板印刷所及。无怪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金简又奏：“请将四库全书内应刻各书改为活板，摆刷通行……将来四库全书处交到各书按序排印完竣后，请将此项活版木字移交武英殿收贮，遇有应刊通行书籍，即用聚珍板排印通行。”但是民间与地方印刷之书籍，以活字板之设备未能普遍，且狃于故习，大多数仍雕板，直至十九世纪之初，欧洲传教士因刊印中文圣经，创刻铜质字模，可以短时浇成无数之铅质活字，同时并以印书机器输入我国，于是活字印刷始渐渐取雕板而代之。
活板排字在欧洲各国本无问题者，在我国虽较雕板简便经济，却仍不免有一问题，那就是使用字母的国家，因字母不过数十个，只要每一字母有充分活字的准备，排板便无何问题；我国即最常用的单字，也多至数千，不仅检字困难，且全副字架占地殊广，从事于排字工作之人，左右奔走，上下检寻，其辛劳与迟缓远非使用字母者可与比拟。元代王桢在其提倡活字印刷之时，业于农书中规定所谓造轮法，其所谓“轮”，犹现今的排字架，但以一副活字分装两个轮转的架，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以此轮转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分韵排列的字架原地位，是则较诸我国今日的中文排字架，必须由排字人站立走取者尤有进步。至于检字方法，则轮架上系按监韵排列，一面另写一检字表，编成字数，每面各行各字，俱计号数，与轮上门类相同；一人执韵，依号数唱字，一人于轮上原布轮字板内，取摘字只嵌于印书板内。武英殿聚珍板农书中，并附有轮架图，可资考证。
我因为多年从事出版事业，对于活字排板之困难，深觉其足以影响出版物之成本，转而妨碍文化的推进。对于排字的改革，曾经作过两次的尝试。第一次的尝试在民国十八年，那时候我正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作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未久，和商务书馆一位同人贺君合作研究中文字架的改良，除采用四角检字法，以代部首排列法外，把字架缩小为一张写字桌子的宽度，放在特制的写字桌子上，字架上每一字均装入一个自动输字管内，每管能装同样的铅字四十个，利用倾斜度，使铅字自动溜下来，一个工人可以坐在前面工作，不必像老式字架那样，工人须要站着工作，而且要跑来跑去，耗费时力。这个字架在种种方面试验都还满意，只是由于输字管是以手工作成，内面不甚平滑，铅字便不能自动溜下，是其缺点。不久，该字架毁一二八之役，我因为后来太忙，贺君也不幸去世，便没有继续研究下去。第二次的尝试，是在抗战时大后方的重庆，那时候我的改良字架目标，端在节省人力物力，所谓节省人力便是把从前学习排字，非三年不能成功者缩为二三个月；所谓节省物力，即把所需用的铅料节省过半。这两项目标，总算都相当达成；但不久因战事结束，复员东下，我应邀参加政府，不能兼顾出版事业，商务书馆的继任者也未遑注意及此，终随复员而放弃。
上文所讲，详略不一，在比例上不很相称，尤其是关于我国印刷术之末段，叙述近于琐细。只以前段所述皆荦荦大者，当为许多人所知，不妨从简，而末段所述，知者尚鲜，为抛砖引玉，不能不趁此机会，畅所欲言。至欧洲印刷术，因原系使用字母之国家，排板毫无困难，可省雕板之劳；故一有了纸张，便迎刃而解。其后又因机器、摄影、蒸汽、电力陆续发明，印刷益臻便捷精美，浸成后来居上之势。详述其演进既非篇幅所许，姑从略。
（四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在考试院学术讲演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