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体育
我对于体育绝少研究，但对于体育的重要性却认识很深。体育在德智体群美五育中占其一位。我最近在青年讲座中对青年们接连谈了好几次关于读书，就是智育的方法。今日觉得有换换口味，对青年们略谈体育之必要。我所要谈的有两方面，一是体育的历史，二是体育的效用。
现在先谈体育的历史。许多人都说体育是西洋的产物。甚至有些西洋教育家以中国旧日读书人的长指甲与妇女的缠足为例，证明我国向来不知道体育。其实，我国周代以前的教育，小学设教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其中至少有两种，即射御两种是属于体育范围的。秦以后因专制帝王图便统治，重文轻武，射御科目随而撤消，体育遂亦不复注重。虽仍有武术一项流传于民间，只因政府不加提倡，也就未能普遍发达。直至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才模仿西洋式教育，于学校课程中加入体育科目，社会上也渐知提倡体育，藉以强种强国。因此，我国的体育只可说是二千年来由中落而渐复兴，却不能说是向来没有体育。
西洋的体育发达最早者在希腊。远自荷马时代已知注重体育，表现高度的运动家风度，以体育上的竞技和宗教上的仪式联系，并将竞技的故事在史诗与民歌中充分描写。在希腊的各城国中，斯巴达对体育尤重视，其儿童教育一以体育为主，以锻炼坚强的体格，并养成胆力、自制及应变之才能，甚至对儿童体质柔弱者，不惜弃而不育，此实因其所处的特殊环境，以少数公民驾驭大多数奴隶，且处于很多城国之中，为竞存与图强之故，不得不侧重武力。然而同时期以文化著称的城国雅典，也为男性儿童设有体育学校，并组织许多的公共体育场，以供各种年龄的人民从事于体育运动。其哲学家与医学家都力言体育有助于身心的健全、形体的美观以及抵抗疾病、加强国防的效用。其人民之运动家风度亦可从其所定的竞技规律及所撰对于竞技获胜者的赞美歌等而得其梗概，又观于四年一度举行的奥林比竞技会，其目的在崇敬其主神Zeus，是则体育与宗教发生密切的联系已有明证。
罗马继希腊而起，初时将体育、军训与道德训练密切联系，其共同目标则在争取战果与巩固国防。及帝国衰落之时，简朴的风俗变为侈靡，自由的工作代以奴隶的劳力，爱国情绪与纪律也沦于松懈，原供民众运动竞技的场所一变而为马戏场及专业的比武场。其体育的衰退也就与其国运成正比例。
自基督教传入欧洲，初期信教者皆蔑视尘世的快乐，并宣传肉体属于恶魔，灵魂才属于上帝，一时以贬抑肉体，从事于苦修得救为风尚；于是体育、健康与卫生也受到不利的影响。及文艺复兴时代来临，对于未来世界的重要性减轻，而在这个尘世的生存期内，也就比例增加其享乐与努力的成分。于是游戏、游泳、运动、剑术、驰马等重新获得重视。法国哲人卢梭的爱弥儿Emil一书出世，顿使其时的教育家认识儿童在体格上正常发展的重要性，其程度高出于任何其它部门的教育。其后数十年间，德国之提倡体育者有古特穆斯Johann Guts-Muths认为体操、运动竞赛与游泳皆应成为学校课程之一部分；福禄伯尔Friedrich W.Froebel则以游戏的本能为普通教育应当注重之事；杨安Friedrich Ludwig Jahn则深信普鲁士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少年的智育德育与体育三者。杨安的体育计划包括关于身锻技巧与耐力的充分发展，而其达成此目标的课业则括有竞走、跳高、角力、撑高、投掷、游泳以及使用器械和团体游戏等项目。由于杨安之提倡，德国境内遂纷纷组织体育会，其任务在提倡体育与游戏。其后施比士Adolf Spiess更就瑞士及德国境内和他有关系的男女学校，正式设置体育课程。从此以后德意志民族便对于体育发生普遍的兴趣。
其在斯干德尼维亚半岛各国，则在十八与十九世纪间开始像德国一样，承认公民体格的矫健与其对于防卫国家的志愿及能力有密切关系。丹麦受了那特哥尔Franz Nachtegall的影响，于一八一四年把体育作为学校的必修科目，遂为最初施行体育的一个现代国家。其在瑞典，则林格Per Henrik Ling以解剖学及生理学者的地位，完成一系的体操方式，后来便发展而为瑞典式的体操。该国的王家中央体育学校遂于一八一四年在首都斯哥德尔摩开幕，由林格担任校长，成为传授瑞典式体操的主要师范学校。
体育的理论与实施，有如上述，从德国、丹麦和瑞典传至荷兰、比利时、波兰、波希米亚和瑞士；但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则因领导乏人，受此影响较少。在十九世纪中，法国虽企图以体育课程强制施行于各学校，但因此项新法案不适用于教会学校，故其效用仅达于一小部分的儿童。其在军队中，则法国和意大利所采取的体操方式系参酌德国式与瑞典式而变通之。体育运动之传入英国，却成为不尽相同的形式。英国的体育与欧洲大陆上的兵式体操略异，却侧重于户外运动、游戏与团体活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间，其军队虽间亦采取瑞典式体操，然在学校方面则迟至一九〇〇年，由于对学校儿童健康调查的结果，透露一般体格上的缺点，其政府才决定在学校中实施有系统的体育训练。
美国的体育设施，则始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早期，其时有两位德国体育会会员毕克Charles Beck与霍伦Charles Follen因政治关系而亡命于美国。霍伦担任哈佛大学的第一任体育指导，毕克则担任一所中学校的首任体育教师。其后美国若干大城市的德籍移民纷纷组织体育会，美国的体育风气遂渐盛。及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许多城市的学校都纷纷设施体育课程。到了一八九五年一般教育领袖公认体育课程已成为必要。第一次大战后，全国对于学校体育益重视，到了一九三二年，全国已有三十五州制定法律，把体育作为小学校的强制课程。
现代教育家常把各国所行的体育分为三大系。一为德国式，以培养刚气、练习劳苦、锻炼体力及充实国防为主要目的，其所注重者为器械操；二为瑞典式，以身体的正常发育为主要目的，故注重于身体的和谐运动。三为英国式，以自然发展、培养德性为主要目的，而注重于团体竞赛。其实德国的兵式体操与瑞典的健康体操各有其特点，为各该国所创作，并为许多国家所采行，其构成两个独立的体系自属当然；至于英国式之竞技运动与运动家风度在希腊早已实施，英国仅仿其意而发扬之，纵然在团体精神上表现得很优良，却不能认为独树一帜。
其次，我们当讨论体育的效用。
我在上面已经讲过，体育是五育之一。除体育本身的效用已就历代和各国提倡体育的出发点陆续阐述，现在归纳一下，至少括有加强体力、保持健康、活泼手足、鼓舞精神各项功用。但是体育的效用还不止此。它对于其它四育，即德育、智育、群育和美育都有密切的关系和重大的辅助，而这些辅助的效用却往往不为世人所注意，现在就我的见解分别说明于下：
（一）对于德育 大学有“心广体胖”之语。朱注谓“心无愧作，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这是说：“心安则体健”，固然不错。然从另一方面观察，尤其是从现代医学家的观察，体健也可使心安，是则两者至少是互为因果的。一个人的身体强健，则精神定然积极，积极则遇事多能以乐观态度处之。反之，身体荏弱多病，则精神不免消极，消极便易陷于悲观与烦燥厌世。我国对于容易发怒之人往往称为肝火旺；肝火虽然是中医的名词，然西医对于忧郁也公认为可以发生忧郁病，即西文所谓“歇私的里亚”Hysteria。患着忧郁病的原因，多半是身弱久病之人，而患此病之结果往往怨天尤人，不易与他人和善相处。人类的道德责任视乎人与人间能否和善相处。身体强健而精神愉快之人多富于自制力，遇事镇静，不易发生冲突；反之身体多病而性情乖僻之人，则大都不能自制，一有冲动，辄因刺激而惹起冲突。我们既然公认体育可使身体强健，是则体育之有功于德育自不难推想而知。
（二）对于智育 谁都知道，研究学问需要精力。习行体育而身体强健者，记忆既较坚强，思考也较灵活；其于学术之接受与创造当然更有可能。况且多病之人纵有研究学问的热情，终因病魔所缠，难免时作时辍，即或聪颖过人，勤学逾恒，虽以孱弱之躯仍能学有心得者，然而为学终须致用；在未老先衰者，其学问之致用时期殊短促，且学问恒随年齿而增长，未老先衰者便不免半途而废。古今中外许多的学者克享遐龄，其造诣老而益深，贡献亦老而益大。一个人的学问成功至早要在三十岁以上，如果其人身体衰弱，只活到四十或五十岁，则其致用或深造之时期只有一二十年；但如能活到八九十岁，至老仍然精神健旺者，则其致用与深造之时间多至五六十年，不仅一位学者抵得上三位以上的效用，而且愈老则经验愈富，研究愈精，其对于社会的贡献还要大上许多倍。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在六七十岁以后的发明愈多而愈精，英国文豪萧伯纳及威尔斯在八九十岁的著作也愈老而愈工。从这两个例子不难推及其它无量数的例子。我国旧日的学者因不注重体育，或不能享高年，即或能享高年，其晚年因身体多数衰弱，虽久享盛名，然在学问上未必能继续上进不已。是则体育之有助于智育，亦至显然。
（三）关于群育 群育之目的在维持社会的更好秩序，这便是有关于公民对国家与社会的教育。社会秩序的维持在我国旧日有赖于礼让，在今日的世界则端视乎法治。运动家的风度Sportsmanship不以争胜而犯规或施诈，不以见败而出卑劣手段；胜固足荣，败亦不辱，均仍依正当途径奋斗到底。又竞技运动中所谓“团体精神”Teamwork系指为团体争名誉，不为一己较得失；对于队长之分派任务与裁判员之宣告胜负赏罚，绝对服从。一个人从小在学校养成此种良好风度，则他日长大成人，享受并行使公民权利时，自然而然会充分表现此种礼让和法治的精神。英国人民夙以能守法著称于世，论者每谓其从小时竞技运动所习行的运动家风度与全队精神所演进，殊非无因。
（四）关于美育 美育是蔡孑民先生所提倡，其主旨在养成超物质与宁静的习性。当此物质文明充分发展的时代，如果没有一股特效的清凉散，则人类的头脑将被物质的火熏灼而致晕眩。美育就是可以解脱物质的火之一服清凉散，具有超物质的特殊功效。如看名人的绘画使人神移，听高尚的音乐可使人忘现实，都是常见的例子。所谓神移，所谓忘现实，便是超物质的别称。又处此纷扰的世界，一个人如果没有宁静的头脑，遇着意外的事，必然方寸大乱，无所措手足；但是有了美育涵养的人，从容恬淡，超利害之计较，泯人我的界限，即在战事紧张之时，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既不骄，败亦不馁；这是何等的宁静。体育在表面上似乎与美育无大关系，但就超物质与宁静两要旨而言，实殊途而同归。以宁静而言，则斯巴达对于儿童所设施的体育训练，除锻炼坚强的体格外，并养成胆力与自制，故斯巴达人民视死如归，毫无畏惧，甚至儿童因犯规而受鞭挞者，绝不哭泣，由于保持英雄的姿态，而强忍身体的痛楚。夫对死尚无所畏惧，其胆力当然极强，对痛楚皆能忍耐，其自制当然充分。有胆力而能自制，遇事自然宁静；故与美育的结果相同。至以超物质而言，则由于习行体育而发展之团体精种，不惜牺牲一己，以为国体争取名誉，完全是高尚精神的表现，而超出于己身利害攸关的物质以上。任何人在从事竞技运动达于高潮之际，往往只知争取胜利与荣誉，置己身之劳逸与安危于不计，其为超物质亦甚显明。此外，体育可以充分发展人体美，与美育的性质亦有密切关系，自不待言。
总之，体育除其本身的功效外，还有这许多的副作用，其重要性自可想见。在结束本讲以前，我想还有补述体育在服务上的补助效用。简言之，擅长体育者，其手足敏捷，对于用手足的工作定较一般人迅速而机巧；又其思想活泼，对于用脑的工作也较一般人为灵敏；加以体力顽强而耐劳苦，则其所感觉工作上的疲劳也较一般人为轻，其工作效率自然较一般人为高；而且在业余的休闲时间中，在嗜好体育之人，定能以体育为消遣，而此种消遣之有益于身心，正不下于以读书为消遣，可使业余的时间获得有益的利用。
（四三年一月为青年讲座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