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国留学生的期望

对出国留 学生的期望

世界上,除非是一个甘于落伍,或者有自大狂的民族,都不会排拒“文化交流”的理念,因为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绝对完满无缺的,民族文化应有其独立性,但应避免其孤立性。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文化处于一种闭锁状态的时候,它的生命力是萎顿的,也容易强化堕落的。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近代的中国能够早一点自动地放弃文化上的闭关主义,那么,今日的中国将必是另一种光景。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先贤曾经做过一项伟大的文化交流的工作。在唐朝,有一位至今犹家喻户晓的高僧玄奘——他是把印度文化的精华带回中国,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革命性变革的一位学者,严格地说,玄奘是中国第一位最有成就,最伟大的留学生,他的成就是使中国文化在没有付出太多的代价下,获得新鲜的滋养,他的伟大是为追求知识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当他跋涉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沙漠及横渡盗贼出没的恒河之际,他那坚毅不屈的精神是惊人的。我们可以说,自唐代之后,将近一千三百年中,中国再没有出现过第二个玄奘,不过,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一百年来,我们的文化已从闭锁状态中突破出来了,尽管我们不再容易见到像玄奘那样具有殉道精神的留学生,但是留学已成为国家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成千成百的学子都走上了玄奘的道路,其间也出现了许多具有强烈的知识欲及浓厚的国家意识的学人,他们在不声不响中也真正地做了极有价值的文化交流的引导工作,使得中国文化的生命更为丰润而多彩。从清末的严几道先生到年前去世的胡适之先生,他们都是十分出色的留学生,他们都为中国的现代化做了良好的开路工作。一般人都相信,中国如要全面的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我们必须如国父所说的“学习欧美之所长”。诚然,我们必须在西方文化中诚实地寻找中国文化中所不足的,特别是最缺少的文化质素。我们必须尽快培养一种世界观的眼光。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古国,但我们不要只以文化的老而自豪,我们更应以一种“老而弥笃”的文化精神赢取世界的尊敬。

各位同学,我想你们对于留学的目的一定曾经加以思考,一般的说,留学是为了追求高深的学问,为了开阔心胸和眼界,归结一句,你们是为了进一步完成你们自己而留学。“完成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思想,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一个哲学观点。当然,这一个思想是值得鼓励的,不过,我愿意指出,政府鼓励留学的目的却不仅是“成就个人”,而更是“成就国家”。我们知道日本近代的一个最光辉的年代——明治维新——是由伊藤博文一辈政治家造成的,而众所周知,伊藤博文是一位留英的学生。伊藤博文等能够“学以致用”,创造日本史上伟大的朝代,使日本由一个封建的幕府政治走向近代的立宪政治,这固然是日本留学政策的成功运用所致,但这仍只是一半的原因,另一半的原因却应归之于伊藤博文等一辈留学生的政治抱负与富强国家的信念。

我以为,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的一种人生哲学,个人与国家之间应该有一种正当的态度,特别是当国家处于一个危难的时代,我想爱国应该是一项应有的与值得怀抱的情操。个人的存在虽然是一项目的性的价值,但个人的光荣依然建立在国家的光荣之上。事实上,无论我们的足迹到世界那一个角落,我们都将被视为中国人;中国将是我们第一个标志,个人的名字才是我们第二个标志。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国家的荣辱将是个人的荣辱;不管我们愿意或不愿意,个人的荣辱也将是国家的荣辱。各位同学,在国外,你们将亲切地体味到个人与国家的一体性,在某一个观点上说,你们都将是国家的一名文化使节,或国民外交使节。你们的活动将代表国家的活动,所以,留学毋宁是一项重大的任务,或一项严肃的使命,但客观的条件是,当你们在国外奋斗时,你们的环境是孤独的,你们的工作是艰辛的,可是,我愿以国家一份子的立场告诉你们,无论你们到什么地方,处于怎样的境遇,国家都将与你们站在一起,国家固然乐于分享你们的光荣与成就,但也愿意分担你们的寂寞与痛苦。

各位同学,不久你们就要离开国门了,我不知当你们忙着准备出国的时候可也曾计算着何时回国?我很明白,研究学问要有良好的环境,而我们国家目前的确还不能提供一个优良的学术环境,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我们的设备,我们的研究系统,的的确确不能满足一个具有追求新知的学者欲望。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告诉过我,在国内耽搁久了,就不知不觉会变得落伍,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此,政府目前并不希望国外在学问上有成就的人一齐回国,政府毋宁更希望在国外的留学生都能在他的工作上,发挥他的潜在智慧,赢取个人与国家的最高荣誉。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各位,今后留学生将不仅可以自由回国,回国之后还可以有机会再出国。这一项设计,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留学生恋念祖国的愿望,一方面是为了达成提高国内学术水准的目的,今后,我希望各位都能在学成之后,回国服务一个时期,给予政府以新的观点,灌输社会以新的思想。国家需要日新又新的精神。(https://www.daowen.com)

各位同学,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局,文化的绝续,民族的盛衰,都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头,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责任,而是全体国民的责任。中国的历史曾给我们一个暗示,知识分子的觉醒是民族的新生命诞生的主要条件,我一直相信,要挽救今日的国难,唯有诉之于每一个国民,特别是读书人的“良知”。良知,这是最廉价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人都付得起,但也是最昂贵的东西,因为它现在已经是非常稀有的了。救国如救火,我们不要站在一边,我们应有行动。当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激动地问:“国家曾为我做了些什么?”我们应该平静地自问:“我曾为国家做了些什么?”。我们也不能以期待的眼光看着别人,因为别人也正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的先贤曾经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种对国家社会负责的高贵思想,无疑是中国读书人所持有的最伟大的一项精神传统。年轻的同学们!你们愿意让这项精神传统在我们手中丧失?还是在我们手中发扬光大?我并不急于想知道你们心中的答案,但我相信历史上将会有你们的答案。

谢谢各位,祝各位学业进步,精神愉快!

(五十二年八月六日为出国留学生千七百余人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