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遗民丘逢甲
丘逢甲（1864～1912年），又名萧渊，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仙，又号蛰庵、仲阏，内渡后别署“海东遗民”、“南武山人”，后改名“仓海”，世称“仓海先生”。
丘逢甲原籍广东镇平（今广东蕉岭县）。据丘氏族谱及丘逢甲长子丘琮（念台）的自述，丘氏祖先原本属于中原南迁的“客家人”。大约在清乾隆年间，逢甲的曾祖丘仕俊（第十八祖，1756～1828年）迁居台湾彰化的东势角（今台中县东势镇）。
清代的台湾社会以移民为主。乾隆年间台湾地区的暴动、械斗较为频繁，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很容易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发生冲突，而且移民大多选择的居住地又是山区，常发生山胞与汉人相杀的事故。丘仕俊至台后凭着祖传的拳法保家创业，冒险入山，辛勤拓殖，逐渐成为当地望族，丘家子孙也世代习武。一直到迁台后的第三代，丘家才有子弟转向文事。丘逢甲的父亲丘龙章就是一个教书先生。
丘龙章，又名元宝，字诰臣，号潜斋，是清咸丰年间的廪生。他一方面继承了丘家正直忠厚、侠肝义胆的豪爽，一方面又有着读书人独到的见识。在同治年间的戴潮春起义中，他曾“冒万险，弃家财，救粤壮丁二千人于刀斧之下”（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南部牡丹社地区，侵占琅峤时，并没有多少人将日本这个小国家看在眼里，而丘龙章却担心道：“终为台患者，其日本乎？”丘龙章的处世之道，对丘逢甲的影响很大。丘逢甲的母亲陈掌妹逃婚落难时被丘龙章收留，后嫁与丘龙章。当时丘龙章的前妻胡氏去世不久，陈掌妹精明能干、勤劳纯朴，有“古贤妇之风”。
丘逢甲于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64年12月26日）在福建省台湾府淡水厅境内的双峰山区铜锣湾出生，比他兄长先甲（字达甫）小8岁。当年正逢甲子，因此丘龙章便给他取名逢甲，取“喜逢甲子”之意。
丘逢甲的启蒙教育，是他的父亲完成的。在父亲的教导下，丘逢甲很早就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据丘瑞甲在《先兄仓海行状》记述他“六岁能诗，七岁能文”。我们现在看到他最早的诗作是他9岁时写的两首诗：
三落书房菊蕊开，玲珑秀色满园堆。
儿童扫径尘埃地，灌者观花影上来。（《学堂即景》）
采见南山岁几重，古色古香艳秋容。
爱花合为渊明寿，酒晋黄英晋万钟。（《万寿菊》）
同治十一年（1872年）冬，丘逢甲的祖父病逝，丘龙章带领着家人回东势定居。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丘龙章至彰化三角庄（今台中神冈）教书，丘逢甲跟随父亲前往就读。当时，三角庄的望族吕炳南有一座宅第——筱云山庄，庄内除风景秀丽外，还藏着万卷图书。吕炳南为了培育汝玉、汝修、汝诚三个儿子[1]，特别聘请了当时台湾的著名学者吴子光为家庭教师。因为丘龙章与吴子光原有交情，所以丘逢甲得以进入筱云山庄博览群书，与吕家的三兄弟结为好友，并得到吴子光的指点，学识大有长进。
丘逢甲14岁时，父亲让儿子去台南参加科举考试，以长长见识。在这场考试中，丘逢甲的才华很快脱颖而出。据说，丘逢甲入考场时，因其年幼而又富有才华吸引了当任主考官福建巡抚丁日昌的注意。当丁日昌得知其名为“逢甲”时，便出了一个上联：“甲年逢甲子”，丘逢甲沉思片刻，便对出了下联：“丁岁遇丁公”，因为当年正是丁丑年。丁日昌大为称奇。考试结束后，丁日昌赠了一方刻有“东宁才子”4字的印给丘逢甲。从此，丘逢甲的才名便在台湾士子中传开了。
当丘逢甲科场得意时，家中却发生了变故。先是久病多年的祖母于光绪四年（1878年）去世，接着母亲陈掌妹也在第二年不幸病逝。丘龙章为了让孩子们从哀伤中解脱出来，同时也改变一下环境，在光绪六年（1880年）举家迁至彰化县翁子社（今台中东势至丰厚间）。
经历了家庭变故的丘逢甲更加成熟了。此时的台湾与大陆一样，接受着外来思潮的冲击。丘逢甲与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开始留心于新思潮，并写下了许多文章，如《通经致用赋》、《全台利弊论》、《中国学西法得失利弊论》等。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战火涉及台湾。虽然由于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法军最终未能进入台湾，但这件事对丘逢甲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此，丘逢甲更加担忧国事，并且更加关注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试图找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
中法战争后，唐景崧到台湾任“兵备道”。唐景崧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将领，常常在家中宴请文人。有“东宁才子”美称的丘逢甲当然很快就受到了唐景崧的邀请。在一次聚会中，丘逢甲3日内写了100首《台湾竹枝词》，这令唐景崧对他极为欣赏，两人从此结下深厚的友情。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丘逢甲第一次进入大陆。台湾建省前及建省初都不单独举行省级科举考试（乡试），所以台湾的士子们都得到福建的省会福州参加科考。丘逢甲此次至大陆，就是为了参加在福州举办的乡试。
由于第一次乡试未中，光绪十四年（1888年）夏天，丘逢甲第二次到福州参加乡试。这一次他顺利通过考试，中了举人。第二年六月，他又考中了贡士；在紧接着的殿试中，他考中己丑科三甲第96名进士。经光绪帝召见后，被授以工部虞衡司主事。在工部主事的位置上没呆多久，丘逢甲便告假回台。丘逢甲回台后，再也没有回京赴任。丘逢甲远离政途除了厌恶仕途的丑恶外，还与他的民族意识有关。在丘逢甲的观念中清朝始终是“异族”，所以他不愿做清朝的官员。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一打响，丘逢甲就感到台湾形势严峻。战争打响不久，他便向新上任的台湾巡抚唐景崧提出请求，允许他招蓦义军，改组团练。得到同意后，他四处奔走，终于组建了一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义军”。
在丘逢甲为台湾的防备积极准备的时候，李鸿章正在和日本进行和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除了赔款外，还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割让地的中国居民两年后如尚未搬迁，即视为日本臣民。消息传至台湾，全岛大哗。台湾人民纷纷走上街头，要求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丘逢甲得知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异常愤怒，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了“拒倭守土”4字，并先后3次上书朝廷，要求清廷切莫放弃台湾。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却不顾台湾乃至全国人民的反对，执意割让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丘逢甲反复思考今后的对策，他召集台湾绅商，建议台湾自主，成立“台湾民主国”。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原台湾巡抚唐景崧就任“总统”，改年号为“永清”，推举刘永福为大将军，丘逢甲为义军统领。
丘逢甲提议成立“台湾民主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此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来抵御日本的侵略。然而，当时驻守在台湾的清军相当一部分人是仓促集合起来的新兵，人员混杂，战斗力不强。总统唐景崧刚愎自用，无心抗敌，这使得原先与之交好的丘逢甲也深感不满。在战争节节失败时，唐景崧连夜逃回大陆。台北失陷后，丘逢甲匆忙带领义军全力抗敌。在带领士兵血战29日后，丘逢甲率众退到山间。日军早已得知是丘逢甲首倡“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所以出重金悬赏。丘逢甲的部下谢颂臣劝其回大陆，因为台湾虽然沦陷了，但如果祖国能富强，日后定能报仇雪恨。丘逢甲于是带着父亲、继母和妻儿回到了大陆。
关于丘逢甲内渡一事，历来颇有争议。主要原因是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说：“逢甲亦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2]不过，《台湾通史》虽是第一部台湾地方史，其中却颇多错误，不足为凭。经许多学者多方考证，认为丘逢甲组建义军参加战争，已是花费不少，所以当时根本不可能有10万之数的钱财。丘琮在《岵怀录》中曾说：“乙未事变后，讥先父者，或称其挟巨饷逃，或称其不死台事。挟饷之谣，实由叛将吕某为倭捏倡之，而怀族籍之偏见者和之。惟先父生平衣食简朴，身后家世清贫，潮梅人士多知之，无待辩释。即不死之真意，粤人身见其兴学革命之热诚者，自当知其苦心。”[3]
丘逢甲回到大陆后，在原丘家祖居地广东镇平印山村附近的探地村选择了一片废墟重建新居。安定下来后，丘逢甲觉得“探定”二字太俗，于是将村名改为“淡定”，取“淡泊明志”之意。此外，他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号——“仲阏”，一来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二来“甲子”即“阏逢困敦之年”，“阏”字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丘逢甲虽然身在大陆，却夜夜思念台湾，写下了许多怀念台湾的诗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丘逢甲带着妻儿到了海阳（今潮州市），定居在潮州西门鱼市巷。从此，丘逢甲便开始了他长达7年之久的讲学生涯。
最初，丘逢甲应潮州知府李士彬的邀请，任韩山书院主讲。接着，他又到潮州东山书院任主讲。在讲学过程中，他积极向学生宣传新思想，希望学生能找到一条救国之路。在旧式书院讲学的过程中，丘逢甲意识到单靠传统的学说无法让国家强盛。于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他在潮州的镇平会馆创办了新式的“东文学堂”，传授新思想。学堂创办不久，报名入学的人越来越多，而镇平会馆地方狭小。为了学堂的发展，丘逢甲打算将学堂迁至汕头，并更名为“岭东同文学堂”。此时恰好广东地方当局派丘逢甲到南洋了解我国侨民的情况。借此机会，丘逢甲到南洋各地会了会旧友，并为将要创立的“岭东同文学堂”筹集资金。
可是当丘逢甲从南洋回到广东后，迎接他的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在他考察南洋之时，潮州正流行鼠疫，夺去了他两个孩子（丘琰、丘球）的生命。为了躲避鼠疫，丘逢甲带着家人回到镇平淡定村。尽管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丘逢甲并没有消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丘逢甲离开淡定村，在汕头正式创立了“岭东同文学堂”。这一学堂的创立，为培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这一学堂也受到当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常派一些流氓到学堂中捣乱。为顾全大局，丘逢甲辞去了学堂的职务，将学堂交与好友温仲和管理。尽管如此，丘逢甲仍旧热衷于兴办新学。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又在镇平县创办了“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现蕉岭中学）。
在丘逢甲致力于兴办新学的时候，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丘逢甲的思想也经历着强烈的震动。大量史料证明，此时的丘逢甲已经由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了。在丘逢甲逝世前几年，他热心为革命事业筹钱，并利用自身的声望，为掩护革命党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丘逢甲本来就有肺病，加上连年操劳，身体状况一直不佳。1912年2月25日清晨（壬子年阴历正月初八丑时），丘逢甲因为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年仅49岁。丘逢甲的家属依照他的遗嘱，将他安葬在镇平印山村后的山坡上，面朝台湾的方向。
丘逢甲一生创作了近万首诗歌，虽说现仅存两千余首，仍可从中看出这位“东宁才子”的才情。
丘逢甲的诗作中，既有以文为诗，近似于“同光体”的；也有通俗易懂，以民间语入诗的。总的说来，他早期的诗作（指律诗和绝句）偏于传统，故有“古诗手”之美誉。内渡后，丘逢甲的诗作在内容上出现了许多当时的新名词、新思想，被认为是与黄遵宪齐名的“新派诗人”，梁启超还称赞他为“诗界革命巨子”。
丘逢甲的诗作，从思想内容上看，洋溢着火热的爱国激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念台湾，希望能早日收复失地，以雪国耻。
丘逢甲从小生长在台湾，对台湾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乙末割台后，他愤起反抗，最终因清政府的腐败、官员的无能而失败。回到大陆后，他在积极办教育的同时，还写下了许多思念台湾的诗作：
天涯雁断少书还，梦入虚无缥渺间。
兵火馀生心易碎，愁人未老鬓先斑。
没蕃亲故沦沧海，归汉郎官遁故山。
已分生离同死别，不堪挥涕说台湾。（《天涯》）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https://www.daowen.com)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春愁》）
因为丘逢甲的诗作不囿于个人的哀痛，而着眼于全台、全国的痛楚，在境界上就显得高昂许多。
初返大陆之时，丘逢甲也萌生过退隐之心，然而，作为一位积极的斗士，他既没有在思乡之痛中不可自拔，也没有因斗争失败而干脆退隐山乡，他想的最多的还是如何收复台湾：
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全输非定局，已溺有燃灰。弃地原非策，呼天傥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送颂臣之台湾》之六）
二、痛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无耻行径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时候，面对如此情景，丘逢甲在吃瓜时，想起多灾多难的祖国，不忍下刀：“金刀欲下踌蹰甚，多恐神州似此分。”（《衡仲以西瓜见饷兼约可园赏月》）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加紧在中国抢占势力范围，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就发生了一连串“抢占”事件：英国强迫清政府开放梧州等三个口岸；德国占领胶州湾；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湾。看到祖国遭如此蹂躏，丘逢甲写下了《岁暮杂感》10首，其中第六首是这样的：“一曲升平泪万行，风尘戎马厄潜郎。民愁竞造黄天说，岁熟如逢赤地荒。七贵五侯金穴富，白山黑水铁车忙。老生苦记文忠语，多恐中原见鹫章。”在“白山黑水”下奔忙的“铁车”忙碌地是如何掠夺中国更多的财物（1896年6月，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允许沙俄在黑龙江、吉林建造中东铁路）。
帝国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如此猖狂，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内渡前的丘逢甲还只是含蓄地讥讽清廷中的腐败官员的话：“……诸仙各神通，坐视果何意？闲愁落万古，茫茫渺难计。徒劳炎帝女，填海作精卫。”（《杂诗》之二）“天鸡唱晓声琅琅，六螭驾日升榑桑。朱麟忽斗阻日驭，赤乌饥啄金轮旁……”（《日蚀诗》）那么，内渡后丘逢甲对国家的命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斗争的矛头直指腐败的清政府，写下了许多大胆讽刺当局的诗歌：“丈夫生当为祖豫州，渡江誓报祖国仇，中原不使群胡留。不然当作李邺侯，翩然衣白与帝游，天家骨肉畀无尤……”（《东山酒楼放歌》）
三、抒写人民的疾苦。
丘逢甲出生于私塾教师家庭，家境并不富裕。因此，他对下层百姓的疾苦能予以关注和同情。在台湾时，丘逢甲就曾写过一些天灾、官税给农民带来灾难的诗作。离台内渡后，他居住在淡定村，得为一大家人的生计而奔波，这令他对百姓生活的艰辛有了更深的体会。《述灾》一诗就表现出丘逢甲对遭天灾后的百姓的同情：“炎天久不雨，一雨遂泛滥。三江势俱涨，有地皆水占。平乡水过屋，高市水入店。桑田尽成海，馀者山未陷。无堤能自坚，有稻不得敛。灾民露天宿，屡徙常倚担。生者鹄面立，死者鱼腹殓。天心夙仁爱，忍使民昏垫？……”（《述灾》）
丘逢甲除了关心国内的人民外，还关心那些因各种原因漂流至海外的华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丘逢甲考察南洋时，看到了远离祖国的华侨在外生活的艰苦：“……以其货来以人往，大舱迫窄不能位。岁十万人出此关，偻指来归十无四。十万人中人彘半，载往作工仰喂饲。可怜生死落人手，不信造物人为贵……”（《汕头海关歌寄伯瑶》）
四、通过对古代的英雄人物的怀念，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希望祖国能走上国富民强之路。
丘逢甲一生写许多怀古诗，怀念的人物有郑成功、岳飞、文天祥等，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磊，例如在《凌风楼怀古》一诗中，丘逢甲借文天祥的旧事，抒发自己虽有一片忠心，却无处可投的悲哀。在诗的末尾，丘逢甲还表示会像文天祥一样抗击外侮：
依旧危城隐雾中，丽谯残榜署凌风。逃亡君相成行国，破碎河山失故宫。地似西台宜痛哭，客归南峤怆孤忠。欲移卦竹栽千本，遍洒天涯血泪红。（《凌风楼怀古》）
五、宣扬维新思想。
纵观丘逢甲的诗，古今相杂，新旧相交。
内渡之前，丘逢甲因为诗写得好，被誉为“古诗手”；内渡后，丘逢甲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在他的诗作中开始出现一些新名词、新思想，虽然他并没有鲜明的提出支持“诗界革新”，但却自觉地实行着“我手写我口”的原则，因而梁启超称之为“诗界革新之巨子”。
我们先来看看，作为“古诗手”的丘逢甲。
丘逢甲早期诗作，除了《古香杂拾》中收录的《台湾竹枝词》外，其余多存有李杜、陆游、韩愈的遗风，如《大甲溪》：
大石如人班立肃，小石如犬群卧伏。连营八百断复续，不数八阵垒鱼腹。水挟石走西行远，群山随溪互直曲。惊湍十丈下深谷。沙飞泥坼无平陆。东来就海为归宿，溪色微黄海深绿。赤道以南火上烛，热风夜出荡坤轴。晓发浑流黑河浊，不关天漏秋雨足。何况淫霖岁相属，天惊石破走飞瀑。两山交牙作钤束，南冲北突怒难蓄。洪涛千寻舞大木，百尺桐僵万松秃。压山坏云作黑纛，崩崖如赭山灵哭。声喧万鼓势万镞，鞭策群力水怪勠。黑蛟人在夜相逐，鼓波上拒雷神戮。何人堰敢淮山筑。十日拿舟九日复。须逢白露泄秋毒，西风倒吹水始缩。洪波五里往而复，落为径丈清可掬。乃容矼石桥缭竹，溪流曲处石如屋。山含海育富水族，檺花夜落
鱼簇。米市告荒鱼市熟，石鲽群归泉穴育。千仆随王等臣仆，取之为鲊夸口福。此皆异种良罕瞩，港鳗、河鲤皆常畜。溪东群山屏万幅，往往寻源获水玉。水中吐火照林麓，仙人投药病可浴。琐闻喜得自番俗，下流况分万沟渎。一水之利生金粟，名之陆海秦难独。行人病涉复五六，万口为溪腾谤讟。安知怒流不可触，亦能屈曲从民欲。百里余润富田谷，恶名莫等愚溪辱！有台奇人骇俗目，渊乎莫测凛难黩。愤发不为常流局，功能济物众斯服。我欲镌石将诗录，年年安流为溪祝。
整首诗气势如虹，使用了一些僻字（纛、讟）、生造字（檺、
），类似韩愈“求奇”风格，也与当时流行的同光体有相似之处，在艺术上，与同光体的诗作相比，毫不逊色。
内渡后，丘逢甲的诗作中仍可看到古人的影子，一些诗句甚至直接化自古人。例如：“小住为佳耳，仙人况好楼。乡传石窟古，门对铁山秋。县僻无车马，檐低见斗牛。中宵犹看剑，杯酒强消愁。”（《小住》）“中宵犹看剑”显然化自辛词的“醉里挑灯看剑”。又如：“乍愿君如天上之月出海复东来，不愿君如东流之水到海不复回。”（《古别离行送颂臣》）丘逢甲借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诗意，表达自己的心意。再如：“沧海尘生锦瑟年，明珠泪尽月当天。人间传遍西崑体，谁解春心托杜鹃？”（《东山感春诗次己亥感秋韵》六首之一）几乎句句出自《锦瑟》，说的却是自己的话，足见丘逢甲古诗功底之深。
内渡后，丘逢甲的诗作中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名词越来越多，难能可贵的是，丘逢甲以“古瓶”装“新酒”，不仅没有显出不和谐，而且将二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与他深厚的古诗功底有着密切的联系。丘逢甲一方面借用各种典故含蓄地写时事，例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时，丘逢甲写了《闻胶州事书感》：
汉家长策重和亲，重译传经许大秦。袄庙屡闻生愤火，蓬山又见起边尘。青州酒断愁难遣，黄海舟迟信未真。慷慨出门思吊古，田横岛上更何人？
说的是“汉家”，其实是“清朝”，“袄庙”即“教堂”，“蓬山”即“山东”，“大秦”是古代中国史书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此处指罗马天主教廷。诗末作者表达自己“守节不辱”的志向。丘逢甲用“古词”写“新事”，全诗浑然一体。
另一方面，哪怕用“新词”，丘逢甲也将之铸进旧时风格里，如《题陈撷芬女士〈女学报〉》：
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出唱维新。要修阴教强黄种，休把平权笑白民。拾翠尽除闲著作，炜彤兼复古精神。大江东望文明水，遥祝飞行比电轮。
诗中出现了一些新名词“维新”、“文明”、“电轮”，也出现了旧典故，“炜彤”语出《诗·邶风·静女》的“彤管有炜”，此处借喻倡导妇女自由恋爱。新旧融于一炉，却未显出不自然来。
丘逢甲的诗作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些明白如话，以寻常事入诗的诗作。如《台湾竹枝词》等。竹枝词原是民歌，有的是孩子们唱的，有的是劳动人民在劳动时唱的，因为唱的时候，每句中间有“竹枝”的和声，所以叫做竹枝词。因此，竹枝词一般都较口语化，新颖、通俗。丘逢甲的竹枝词是奉当时的台湾巡抚兼学使丁日昌之命做的，当时作了百首，现仅存40首。试看：
牛车辘辘走如雷，日日城东去复回。
红豆满车都载过，相思载不出城来。
盘顶红绸里髻丫，细腰雏女学当家；
携篮逐队随娘去，九十九峰采竹芽。
这些诗句写的都是寻常人家的事，语言浅显易懂，充满情趣。
丘逢甲的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49年，却是极其丰富而又有意义的49年。与传统的文人相比，丘逢甲身上少了些许“迂腐气”，多了些许“豪气”。当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丘逢甲不像一个无用的书生，呆在家中哀叹、激愤，而是积极采取实际行动，组织军队，倡议成立“台湾民主国”。斗争失败后，丘逢甲也与传统文人的“杀身取义”不同，他冷静分析形势，选择了一条也许不够“忠烈”但却是真正于己于国有利的道路。在他逝世前几年，他一方面办学堂宣扬新思想，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从学生身上吸取新的养分，他的许多学生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保护革命党人，为革命筹集经费，从原先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了一个革命派。
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作为一名爱国者，丘逢甲终生都在为台湾回归祖国、为中国的强大而奔走；作为一个诗人，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作。虽然他的思想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却摆脱不了“忠君”的思想，对清政府仍抱有幻想。但他仍不愧为我国晚清时期一位爱国志士和杰出的诗人。
【注释】
[1]丘逢甲与吕汝修的友谊深厚。1892年，吕汝修病逝，丘逢甲写有《梦汝修》等悼念诗。
[2]连横：《台湾通史》，第7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修订第2版。
[3]丘铸昌：《丘逢甲评传》，第5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