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气虎虎的王松
在近代台湾的才子中，个性鲜明特出者，除胡殿鹏外，还有一位王松。
王松（1866～1930年），字友竹，又字寄生，别号沧海遗民，台湾新竹人。他的祖籍在福建晋江蚶江，父辈始迁来台。王松少年丧父，其母吴氏对他教养十分严格，由是他的学业不断长进。弱冠之年，他就加入了新竹著名的北郭园吟社，与诸社友诗酒往返，“西园梅弄月，北郭酒论文”（《寄郑伯屿、李舜臣两孝廉》）。他跟同时代的台湾诗人施士洁、丘逢甲、郑毓臣、郑如兰、洪弃生、连雅堂等皆有交谊。王松为人潇洒有奇气，年轻时读书以经世致用为务，“穷究博览于古今安危治乱之变，独不喜帖括家言”（邱炜萱《如此江山楼诗存·邱序》），这在当时台湾的读书人中是很少见的。一次聚会，友人劝他去参加科举考试，他不为所动，酒后吐出真言道：“公等以吾为不乐仕宦乎？吾自顾菲才，无益于世。顾世人一服儒巾，反厌厌欲死，公等将使我为木偶乎？”（连横《王处士友竹先生五旬寿序》）他看透了当时官场的腐败，认为即使自己仕进，亦于世无补，反倒为其所束缚摆布，失去了志节和自由。“耻学时流为口忙”（《家居答友》），他不愿以自己珍视的名节自由去换取虚幻的科名。王松在《台阳诗话》中又说：“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称科名曰‘功名’，甚而捐纳，保举，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功名、功名，最足以炫耀于庸耳俗目之场……我能立功立言，虽布衣下士，其声名自可传于后世，何用此泛泛功名为哉？”他说这番话是在日本侵占台湾之后，当时的士人热衷于科名，有维持中华文化和民族意识的作用，不可一概否定，但由这些话也足可看出他的特立独行。
王松虽无意于科名，但他专注国事，“一世念惟国家重”（《春居偶成》）。由于博览群书，学殖宏富，视野开阔，他年轻时就对当时的一些国内外大事有超乎一般人的认识。据连横《王处士友竹先生五旬寿序》记载，王松在中法战争前曾经就台湾所处的地位、处境对友人分析说：“今世界交通，竟为艺术。海疆有事，则台湾必先被兵，公等毋以士自囿！”友人咸不以为然。不久中法战争爆发，法军果然进犯台湾，攻占了澎湖、基隆。事件平息后，他又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乡人说：“公等毋以息兵而自憙也！台湾孤悬海外，富殖久闻于外。利之所在，人所必争。苟不早图自卫，必贻后悔！”他看出列强早已对台湾丰富的资源虎视眈眈，而清廷腐败无能，根本无力保卫台湾，台湾迟早必将落入列强之手。果然中法战争结束不过十年，台湾终被日本所侵占，王松的预言再次得到了证实。此事在他的诗中也有反映，《送叶寿亭广文（际昌）回原籍》诗谓：“羌胡杂处无关阻，此事当年已逆知”，可证。
乙未台湾沦陷，王松于是年携家人渡海返回晋江原籍避难，不料“洋面遇盗，行李一空”（《如此江山楼诗存·自序》），所幸人身无碍。回到晋江，并得以“纵览古国名山、前贤遗迹”（《如此江山楼诗存·自序》），内心虽然兴奋，但毕竟不能作长久计。于是局势稍定，他又于当年回到台湾。王松虽然厌恶科举功名，但他是一个胸怀经世济民大志的人。他曾在《偶得》诗中这样写道：“涧底有老松，郁郁态不舒。解我腰带量，栋梁才有余。当今哲匠稀，无乃此生虚！正恐逢顽樵，采薪妄翦除。”他把自己暗喻作栋梁之才，很想有一番作为，只是生不逢时、无“哲匠”赏识而已。但是台湾沦陷后，他出于民族意识，“干世之念遂绝”（《如此江山楼诗存·自序》），后半生只潜隐在家，耕读课子，诗酒自娱。邱炜萱《如此江山楼诗存序》记他这一时期的生活时，说他“平居抱志自重，吏民敬之。城郭村落，藉其言而得免锋镝之患者夥颐……虽日与贵官往返，未尝私有干请”。日本人多次征聘他出来做事，他也都拒绝了，《偶成》诗有句云：“但惭无肉酬黄耳，几度烦传却聘书。”即使在家境日益穷困的情况下，他也始终保持了这种高洁的志节。
王松回大陆避难前后，著有《内渡日记》、《余生记闻》各一卷，未刊。诗集有《四香楼余力草》一卷（又名《四香楼少作》）、《如此江山楼诗存》一卷，后合刊为《沧海遗民剩稿》。又有《友竹行窝遗稿》一卷，是王松去世后由其子王奎光转交其生前好友王石鹏编次，邱炜萱鉴定后付梓的。王松一生作诗很多，《如此江山楼诗存·自序》谓潜隐后“无日不饮，饮必醉，醉必有作”，但中年时他曾将所作焚毁过一次（故《如此江山楼诗存》又名《如此江山楼焚余稿》）；而《友竹行窝遗稿》梓行时，友人碍于当时的形势，亦作了删节，[1]故王松存世的三部诗集，仅为其全部诗作的一部分。此外他还有一些诗篇散见于《新竹县志》等志书中。王松另有诗歌评论集《台阳诗话》两卷行世。
王松是性情中人，“奇气虎虎，狂志嘐嘐”（邱炜萱《沧海遗民剩稿·邱序》），言行率真。他的朋友、新竹诗人郑如兰记其六十寿辰时，招友人于带草堂饮宴。王松酒酣耳热之际，纵论天下事，言辞慷慨，滔滔不绝，讲到不平处，“辄欲砍地而歌，四筵咸惊”（郑如兰《台阳诗话·郑序》）。又《台阳诗话》记他中年时有一次因一时想到自己的诗作无法与古人竞立，竟把年轻时至30岁所作的诗歌付之一炬，并将烧剩的纸灰调酒喝下去。由这两件事足以看出他的疏狂性情。他十分仰慕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曾说：“余于国初诸家著述，最爱随园。”（《台阳诗话》卷上）他的诗歌亦如随园老人，以抒写个人情怀为主要内容，但其基调则充满伤感。在他的诗作中，以《感兴》、《感怀》、《杂感》、《感作》、《写怀》、《书兴》、《遣兴》、《遣闷》等为题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例，忧、愁、伤、悲、痛、哀、泪、叹之类的字眼触目皆是，有的诗题干脆就叫做《穷愁》。邱炜萱《友竹行窝遗稿序》谓：“友竹诗……愤时嫉俗，忧世念乱，苦心哀思，填咽篇什。”林纾《如此江山楼诗存·跋》更明确指出王松的诗“骨力清健，仿佛袁简斋。然往往流出悲音，则伤其故乡之属他人也”。“河山感慨新亭泪，风雨凄凉宝剑篇”（《送蔡伯毅之禹域》），为台湾沦丧而忧愁悲伤，表达爱国情怀，这是王松诗歌最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主题。例如他的《写怀》一诗谓：
独日苍茫颂楚辞，无才经世愧须眉。
干戈不死贫犹幸，锋镝余生窜可悲。
邻里痛思全盛日，国家忍见就衰时。
而今勉守松楸地，豺虎丛中和杜诗。
亲邻离散，国家衰弱，自己也因为故土沦丧而四处流亡；回到故乡台湾，又如同落入了豺虎丛中，这一切怎不令人感伤！在他的许多诗歌中，个人的遭际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生感喟与忧世念乱的心情往往同时出现。即使是那些纯粹抒写个人际遇情怀的作品，其中蕴含的民族历史沧桑感和爱国情怀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乱后游潜园》一诗云：
醉过西州更怆神，潜园无复昔时春。
忍看石笋镌为柱，况说梅花斫作薪。
临水高楼余瓦砾，藏山绝业化灰尘。
伤心来去堂前燕，悲语如寻旧主人。
新竹城西的潜园系著名诗人林占梅所筑，与北郭园同为新竹文学的活动中心，王松乱前常与友人在此举行文酒之会，战乱之后重游故地，但见满目疮痍，无复旧时胜景，悲由心生，作此诗以写之。作品写的虽然是个人生活的变故，但它所反映的却仍然是刻骨铭心的国家、民族创伤。
王松意识到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时时盼望着山河恢复的一天，但现实又让他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更进一步加深了他的伤感，“谁能既倒挽狂澜？杀运沉沉泪暗弹……几向青天搔首问，何年种竹报平安？”（《书感》）王松在诗作中也常常流露出对清廷的不满，“蒿目时艰欲问天，朝廷忧国更无贤”（《避乱喜晤吴水田广文李子学少尉》），“报国岂宜论在位，当途更少力回天”（《偶感》），朝中充斥着无能的官僚，统治者回天乏力，这让他感到愤恨又悲哀无奈。
由于时刻被忧愁悲哀的雾围所笼罩，所以王松常借酒消愁，“痛饮怕知今日事”（《穷愁》），不过他的内心却是清醒的，始终不改“黔敖之节”，“鸣高人海，不饰鞶帨”（邓纯铁《书台湾王隐居友竹诗稿》）。他亦常常以诗明志，表达他的民族气节和不与世俗同流的志趣。如《代柬谢当道》诗云：
天生性癖本粗豪，左手持杯右手螯。
往事悠悠肠欲断，壮士耿耿首空搔。
谁知贱子趋时懒，不是山人索价高。
耻学横行累儿女，明公漫笑许由逃。
“耻学横行”剖白了他不与日本殖民者合作的心迹。又《偶感》诗谓：“隐忧恰为梁瓯缺，守节应如赵璧全。”在那样一个浊世中，他的这种高风亮节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王松与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同样都生活在神州陆沉的时代，后半生隐居耕读，但家国之痛未已，报国之志未泯，也有相似之处，所以他常从陆游那里获得精神力量。例如他的居处原名“四香楼”，乙未后“因更名为‘如此江山楼’，托剑南句以寄慨焉”（《如此江山楼诗存自序》），就是明证。他有时甚至以陆游自况，“疆场日蹙想何堪，上下偏安痛剑南！”（《排闷》之六）从王松的诗中，我们也常可看到与陆游爱国精神的共鸣。例如《偶成》一诗：(https://www.daowen.com)
对此茫茫有所思，胡尘满目放翁悲。
他时故友编遗稿，为补示儿一首诗。
此处用陆游著名的《示儿》诗之意，表达了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强烈愿望。
王松后半生过着隐逸生活，因此他也像晚年的陆游一样写了不少山水田园诗。这些诗有的虽仍带有忧愁伤感情调，但总体风格则与忧世念乱之作有所不同，比较洒脱，透着闲适的情趣。例如《闲中写兴》云：
闲中多雅趣，日涉小溪滨。
骨为吟诗瘦，家因买酒贫。
性情山水近，踪迹鸟兽亲。
枉费天生我，无才作逸民。
又如七绝诗《即事》之一，则写得纯朴活泼有趣，诗曰：
览奥探幽兴不违，每逢佳境乐忘归。
披襟小憩榕根上，指点儿童去路非。
这样的诗，让人看到了王松性情纯真的另一面，风格上与陆游晚年的同类诗作也有相近之处。郑家珍《如此江山楼诗存序》谓：“读是集者，呼友竹为风骚之士可也，呼友竹为遗逸之民亦可。”从王松诗歌的内容和风格看，“风骚之士”和“遗逸之民”这两种面目在他身上确实是并存的，早期他是一个“风骚之士”，而后期更多的则是一副“遗逸之民”的面貌。
王咏裳谓王松“不工古体，近诗则独见性情”（《沧海遗民剩稿》附录《邱菽园笔记一则》）。从现存的作品来看，他的诗集中绝大多数作品为近体诗，其中又以律诗为主。王松作诗讲求辞藻的运用，语言清丽秀雅。他尤其擅长以清辞丽句来描写景物，笔下的景物常如水墨画一般，疏淡素雅，意境悠远，如“远岫藏春雨，平田起暮烟”（《闲游晚归口占》）、“春山如画霭，夜雨似琴幽”（《山村访友》）、“夜雨红墙杏，春风绿涧萍”（《春日郊行即事》），又如残句“风筛三径竹，月浸一池荷”、“云束山腰白，日蒸海面红”、“萤火花间露，瓶笙竹外风”（见《台阳诗话》下卷）等，无不给人一种清新雅丽之感。
王松又善用比喻。他的诗中常用新颖贴切的比喻，以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景物的特征。如“峰高人如豆，树远鹭疑花”（《游五指峰下》），将山下所见的山高树远的景象描绘得十分形象生动。再如“远云连水疑无动，高鸟乘空似不飞”（《相望》）、“竹影上墙如墨画，泉声到枕当琴鸣”（《适兴》）和残句“暮云映日形如兽，古树经霜叶似花”（见《台阳诗话》下卷）等，也都是很新颖别致的比喻佳句，充分反映出了王松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
王松又善于将景物的描写与个人内心的感受融合在一起，寓情于景。例如《高楼晚眺》一诗：
登楼吟望久，栏朽叹无依。
天地来秋色，河山吊夕晖。
樵客空谷音，牧笛小村归。
不尽悲秋意，令人仰采薇。
天地秋色、山河夕晖、空山樵客和小村牧笛这些景物构成了一幅苍茫的画面，寄寓了诗人内心的悲凉感。他笔下的景物有时不是客观的，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他内心情感的体现。如《遣闷》：“晓泪花争落，春愁草怒生。”又《乱后游潜园》：“伤心来去堂前燕，悲语如寻旧主人。”诗中落泪的花、悲愁的草、伤心的燕子等，无一不是诗人忧愁感伤心境的形象写照。
除诗歌创作外，王松还著有《台阳诗话》两卷。全书共收录、评论台湾本土及流寓台湾的诗人作品150余家。他在该书《自序》中说：“此寥寥者，皆韶年耳目所及……本为巾箱吟赏之具，亦如燕公记事之珠。”《台阳诗话》卷下又谓：“吾台孤悬海外，虽有新诗佳句，湮没居多，余所以有诗话之辑也。”可见他编著该书有两个目的，一是鉴赏，二为记录，所以这部书兼具诗歌鉴赏价值和文学史料价值。其中作为史料的价值尤其值得重视，因为书中记录了不少近代台湾诗人及流寓台湾的大陆诗人的形迹和诗作，这些资料对于了解、研究台湾近代文学史乃至台湾近代史都有参考价值。书中对一些诗人及其诗作的评鉴也有可取之处，例如评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谓：“丘仙根工部（逢甲）才情学力冠绝侪流……工部诗才，淋漓悲壮，盘错轮囷，肖其为人……集名《蛰庵存稿》，皆乙未以后所作，正如子美入秦，剑南入蜀，感喟苍凉，当不在古人以下也。”虽然简要，却较中肯。又如评金门诗人林豪好集句为诗时说：“此体如满屋散钱，个个上串，惟其线索在手，故能以古人之词为我之词，随意掇拾，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者。”形象地道出了集句诗的特点。但集中有些评鉴之语系引用他人的意见。
《台阳诗话》也有一些关于诗歌理论方面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王松作诗评诗的标准和对诗歌作用的认识。例如他说：“诗之为道，可以知人心之邪正、风俗之厚薄、时政之得失、国家之盛衰，颂扬讥刺，在所不废。闻之者知儆，言之者无罪，故古有蝤轩采风之制。然诗宜以温柔敦厚为主，其颂之也勖其加勉，其刺之也望其速改，词虽殊而存心则一。”又说：“癸卯秋，某进士邮寄诗集二卷，并函嘱采入诗话。余不惜一日夜之工尽阅之。中多感事之作，指陈时事，污及宫阃，令人一读声泪俱下。余不禁为击节叹赏，欲选入以光拙作。继思时局至此，诚非臣子所忍言。自抒幽愤，犹宜寄托深婉，况可明载之简篇乎？”这反映出他主张坚持温柔敦厚的诗歌传统。他自己的作品多怨而不怒，欲言又止，寄托深婉，显然也是受到了这种传统诗教的影响。《台阳诗话》又谓：“余在乡里，里人皆笑余好名。余不敢怪，惟恐好之不专也。孔子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随园老人尝呵某贤者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好名也。’近今所谓文明国人，亦莫不以名为重……等而下之，至才士诗文之名，亦无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诗有诗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则传至百年焉，精神能永至十世、五世者则传至十世、五世焉，精神能历劫不磨者则传之历劫不磨焉。”他强调诗文要有“精神”，才能传之久远，这是很有见地的，即便是今天看来也仍然有启示作用。
【注释】
[1]见邱炜萱《友竹行窝遗稿·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