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得性遗传问题之实验的研究——问题之背景及其意义，麦独孤之实验及其警告
1.问题之背景及其意义
〔物种由来〕地球上的生物，有无限的种类；各种之中，有无量的个体。同种中的个体生物，在生理上，在形态上，各各不同；异种中的个体生物，生理上，形态上的差别更大。不过，在同种中的个体生物，其不同的成份少，相似的成份多；在异种中的个体生物，其不同的成份多，相同的成份少。所以黄狗和黑狗，尽管一黄一黑，颜色不同，却都是狗；黄狗和黄猫，虽则彼此同是黄色，颜色一样，可是我们仍然不叫黄狗做猫，也不叫黄猫做狗。而且不独狗的父母必定是狗，就是狗的子女也仍旧是狗；猫决不是狗的祖宗，狗也决不能生出猫来。可是，为什么世界上的生物有各种各色呢？为什么世界上不全是狗，除狗以外，还有什么猫，什么人，什么鱼，什么鸟，什么大众，什么微生物等等之类呢？猫固不是狗的祖宗，狗也决生不出猫来，但是千百年后，狗的子孙仍旧会和现在的狗一样吗？千百年前的狗也和现在的狗全无分别吗？物种分别的事实，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便已存在，所以，物种由来的疑问，恐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便已发生了的。
〔天演论〕解答物种由来的疑问的，共有两派学说：一为宗教的特造论，一为科学的天演论。据特造论的解释，一切物种都是超人的主宰所创造的；一切物种都是不变的，千百年前狗固然与现在的狗没有分别，千百年后的狗也不会和现在的狗有什么不同；一切物种彼此都没有血统上的关系，狗固不是猫的祖宗，猫也不是狗的祖宗，猫和狗的始祖也并不是同胞的兄弟。天演论者以为不然，他们认为物种是变的，是有血统上的关系的，是同出一源的，是从古代比较简单的生物一步步变来的，将来也会慢慢变出别的新种。这两种相反的见解，相持二千多年，未得最后的解决，直到1859年达尔文的《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出版，从比较解剖学上，从胚胎学上，从古生物学上，找到了许多间接的证据，于是天演论学说便得了完全的胜利。虽则仍然有人怀疑：物种变异既是事实，为什么我们竟不能经验到这种事实呢？到1900年，荷兰人De Vries研究月见草（Oerothera Lamarckiana）的结果公布，证明月见草常有这种发生，而且所发生的新种，一样的可以遗传，另成一个系统；近来又有莫根（Morgan）[102]也发现了果蝇的突变（Mutation）现象；于是天演论更得了直接的证明，一切怀疑再也不能存在。特造学说，除了一些宗教信徒以外，很少人去理会了。
〔天演的机械〕因为地球上，有物种分别的事实，所以便有物种由来的疑问；物种由来，既已证明由于天演，物种由来的疑问，总算解决了大半。不过，天演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有天演的事实？换句话问，物种既是变的，现时的物种既是由古代的简单生物演化而成的，那么，物种为什么要变？物种怎样变法？解答这种问题的，共有三派学说：拉马克派、达尔文派、新达尔文派。
第一，拉马克派 法国的大生物学者拉马克最早主张用进退废说（Theory of Use and Disuse）。他以为物种的环境常有改变，在新的环境中，有新的需要，物种因为要生存于新的环境中，所以便生出新的适应。新的适应是可以遗传的，母体因为应付新环境中的新需要所生的新适应，可以遗传给子体；因此，新的适应成了新的特性，新的特性产生了新种。有时候因为环境改变的结果，身体的某些部分，不合新环境中的新需要，于是渐渐退化，也就成功一系新种。依他这种说法，里面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涵义：后得性的遗传，和自我的支配。母体因为适应新环境所生的新适应，本不是母体在成孕时便已预定有了的，乃是生后因为要适应新的环境才发生的，所以叫做后得性（Acquired charaeter）；既说新的适应能够由母体传给子体，便等于假定后得性能够遗传。而且，生物之适应环境，仿佛可以自作主宰，自己努力，是心灵的成绩，不是机械的现象。这两点实有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在教育上有极重要的推论。
第二，达尔文派 达尔文主张的是天择论（Natural Selection）。他以为物种之所以变，是由于宇宙间的生物，其生殖率远远超过食物的供给量，生物要得食物以图生存，便不能不互相争竞。生物界上，本有一个极普通的现象，叫做变异（Variation）；一切同种的生物，甚至生自同一母体，处在同一环境中的生物，身体上的结构、机能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不同之点，在生存竞争中，却有极大的关系，有些生物在其同种中，身体上有些特别的地方，而这种特别的地方正是生存竞争所最需要的，因此，他们在那个环境之中，成了最适者，得到生存竞争的胜利，产生后代，后代再经过一番天然的选择，然后再又产生后代。其他没有这种特性的同类，因为不适于环境的缘故，所以渐至绝种。这种历程，叫做天择。在达尔文的意见，变异是新种产生的最大原因；同时他对于拉马克后得性之遗传为天演历程中的一大动力的说法，也加承认，不过以为其重要之程度，不及变异罢了。
第三，新达尔文派 新达尔文派和达尔文派有两个重要的异点，这两个异点之由来，是出于两个科学家的实验。一是德国魏司满（Weismann）的后得性不能遗传说。达尔文虽则主张物竞天择，主张变异学说，可是对于拉马克后得性遗传的说法，仍然承认；魏司满却不然了，他认为后得性绝对不能遗传。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去证明他的学说。他把一只雄鼠和一只雌鼠的尾断去，令其交配，生的小鼠仍然有尾；再从第二代的小鼠中选择几只雄的和几只雌的，把尾断去，令其交配，如此经过十九代，生的小鼠仍然有尾，而且和第一代的尾一般长短。本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可看出后得性不能遗传：中国妇女缠了几百年的脚，新生的女孩，如不给她重新包裹，她的脚仍旧会长成又粗又大，决不会长成一双天生的三寸金莲。凭他书香世代的大家，小孩如不念书，仍然是不识之无。不过自经魏司满做了那个实验，于是这种日常的观察，更得了一重要科学上的证明；后得性之不能遗传，几为一般学者所公认了。但是想用客观的实验方法来替拉马克平反的，仍不乏人，俄国的巴甫洛夫、英国的麦独孤便是。本文所要引述的便是麦独孤的实验的大略和麦氏自己对其实验结果所持的态度。第二是荷兰De Vries氏的天演由于突变非由渐变说。变异（Variation）本有两种，一是渐变（Fluctuation），一是突变（Mutation）。达尔文主张渐变为天演的机械，突变为例外；Devries从其研究月见草的结果，主张突变是天演的机械，渐变是例外。
从上面的简单叙述，可知因为有物种的事实，所以有物种由来的问题；因为要解答物种由来的问题，所以有天演的学说；因为有天演机械的不同学说，所以生出后得性可否遗传的争论。在这个争论当中，拉马克派主张后得性之遗传为天演的唯一方法；达尔文主张渐变为天演的重要途径，突变例外，同时承认后得性的遗传；新达尔文派主张天演由于突变，后得性遗传为绝不可能。三派之中，新达尔文派与拉马克派处在完全相反的地位，达尔文派介乎二者之中。现在的趋势，以新达尔文派最为通行，最为人所信奉，一则因为有实验做护符，二则其所主张很与一般常识相吻合。
〔教育上的涵养〕后得性之能否遗传，在教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自来一般教育思想家一论到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便都回到人性的善恶问题。有些人以为人性本善，于是主张教育的目的在自由发展，教育的方法在供给儿童以自由发展的适宜环境。有些人以为人性本恶，于是主张教育的目的在去性之恶，方法在严格的训练。有些人以为人性有善有恶，教育的目的，在培植善的天性，压抑恶的天性。这些说法，完全是一种推测（Speculation），争来论去，永不会有结果。另有一些人的主张比较稳当一些。他们以为善恶本是社会的标准，社会要保持和平与秩序，治者阶级要保持权威，于是有形无形之中，定下习惯，制订法律，认为某些行为是善的，应该鼓励，某些行为是恶的，应该惩罚。善恶的标准既是社会定的，所以一旦换了一个社会，或者同一社会，换了治者，换了理想，善恶的标准便也跟着换了。换句话说，善恶是社会外定的，不是人性内定的。善恶的标准，随着时间空间而改变。人性那有所谓善恶？所以，教育只是此时此地的人，为要达到当时当地的社会理想，所采取的一种方法。教育的态度是：凡是适合那种理想的行为，加以培植鼓励；凡是不合于那种理想的行为，加以压抑导引。教育的方法是：依照社会的理想，根据遗传的趋势，对于儿童本来的行为，加以培植，加以替代，加以导引，加以修正。这些经过培植，经过替代，经过导引，经过修正的行为，已不是生于儿童本来的遗传特性，乃是根据遗传趋势所培植，替代，导引，修正后的后得性。
如果后得性不能遗传的话，那么，教育的直接影响只及于受教育者的本身；教育的间接影响虽能及于受教育者的子孙，不过那只是受教育者因所受的教育，形成自己的理想，再去教育他的子孙的缘故，而且一旦环境改变得太大了，这种间接的影响也可因之淹没。因此，教育只能按着当时当地的理想，改良当代的人民，不能按着当时当地的理想，改良后代的人民，教育的功用是有限的；一方面因为教育的培植作用，修正作用，必得根据遗传的趋势，而不能根本改换遗传的趋势；二方面因为教育的培植结果，修正结果，其直接的效果只能及于受教育的一代。有些不满意于这种不彻底的，浪费的，暂时见效的达到理想，改善人生的方法——教育——的人，便提出了善种学（Eugenics）。他们认为彻底的改良人生只有彻底的改良人种，彻底的改良人种只有彻底的改良遗传。只有先天的性质能够遗传，后得性的性质不能遗传；所以，改良遗传不能靠着环境的改善，只能靠着善种学的实施。于是他们的口号是：遗传重于环境，善种重于善境（Euthenics）。
反之，假如拉马克的后得性可以遗传的说法，如果是事实，如果竟得到了实验的证明；则教育的效果，不独及于受教育者的本身，而且及于受教育者的子孙，不独有目前的功效，而且有永远的影响；不独在表面上培植了，修正了遗传的趋势，而且在事实上改良了遗传的性质。教育并不是改善人生，达到社会理想的不彻底的方法，乃是与善种学有同样价值的手段。因之，有些激烈的份子竟说：环境重于遗传，善境亟于善种。
这便是Eugenics和Euthenics的争执，Nature和Nurture孰为重要的辩论，也就是教育的责任的轻重问题。我们看看：区区一个物种由来所引起的后得性遗传问题对于整个教育领域的影响何等重大！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这个后得性遗传的问题算是不成问题了。他们以为有了魏司满的实验证明，拉马克或者达尔文的说法，那还有存在的价值？即在作者的妄想，也以为魏司满的研究结果较近情理。不过，事实上既有人在做实验，那么，我们对其实验的报告和解释便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注意。科学这个玩意，是不能定子一尊的，是可以怀疑的。巴甫洛夫的实验，已经中途自动宣告撤销；麦独孤的实验，详情载在1927年4月份的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下面所译见1928年3月份的Forum，原名Was Darwin Wrong？以上的赘话，本想给读者一个简单的背景，不料说来太长，和麦氏的话间或有些重复。
2.麦独孤之实验及其警告
一世纪前，法国的大动物学者拉马克（J·B·P·A·Larmarck）首先对于有机演化提出一个近代的学说。他指明许多种的动物怎样把他们的生活样式去适应特殊的环境，更由求适于那些环境的努力，而多少自知地修正他们身体构造上的许多细则。他以为这样得来的构造方面和机能方面的修正（Modification）多少传授给了后代。而且以为这种修正的获得和传授，是物种分化，和低等生物所由进成高等生物的天演历程的主要原素。
这种解释天演的拉马克学说，当时并没有引起甚大的兴趣，也没有为一般所接受；一到达达尔文的《种源论》出版，数年之间，竟几乎使得整个的科学界都信从了天演的说法。于是拉马克的学说也就大体被人承认；至于达尔文自己，虽则以其新说“物竞天择”去解释物种由来，同时对于拉马克天演由于修正之获得与传授的学说，也加接受。实则一旦承认了天演为一种历史上的事实，则拉马克学说中所假定的传授历程，看上去很是显明，很是自然，所以拉马克的学说在当时竟很通行，直到今日，还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信对于天演的争论颇能了解，悬想自然学者之所谓“遗传”即是拉马克所假定的后得修正之相续。
他们这种信仰实是大错特错。在科学上，“遗传”一词所指的只是一种普通的真理：子体和母体大要相似，子体从母体和更远的祖先承接他们的形态和机能的大致，——这就是物种的一切特性——以及那些分别个体的特别要点。达尔文对于天演历程的见解，他自己的物竞天择说和拉马克的后得特性的相续说的联合，当时曾经为科学界中所公认。但是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年前数年，魏司满从他自己的种质连续说（Germinal Continuity）中，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去怀疑拉氏的学说，于是他对于拉氏的学说大加非难。不久复有好些生物学家跟着魏氏而起，拉马克相续说的一切例证无不被其推翻。因此，魏司满和其同志便说：夫演只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这就叫做新达尔文主义。
让我用一个类比方法，说明拉马克，达尔文和新达尔文三派的不同之点。比方有一个封建的国家，国王把他所征服的土地，分赐他的大臣，每个大臣所受的赐地的界限变了。有些变得大了，变得复杂了，有些竟从地图上消灭不见了。这种变迁，只有两条道路。
第一，地主因为自己的势力，把邻近的赐地割得一些，或者地主对于赐地的一部分不事耕种，不能利用，因此把那部分让给别人，以致自己的赐地一天小似一天。这种赐地的变换辩法，产生代代的疆界变易，非得当地的法律允许地主把自己努力或不经心的结果所弄成的改变后的赐地传给后嗣，无从实现。
第二，国王也许对于某些赐地加添一些，对于某些赐地减少一些。
在这个比喻里，赐地代表每个动物从遗传得来的体质；国王代表自然——当地的法律，或者国王的法律便是自然律。地主的努力或不经心所致的赐地的增加或减少，代表达尔文学说要点的自然发生的变易。
拉马克主张法律允许地主努力或不经心所致的赐地改变后的形式，可以传给后代，他的学说是：赐地经过多少代数以后所生的巨大变化是这样产生的。
达尔文说：虽则拉马克所假定的后得性之相续确是赐地渐渐改变的原因，但是拉马克忽视了另外一种变化的样式，就是不管地主努力或不努力，迳由国王命令所致的变化，这种改变，在他叫做变易。而且他主张许多赐地所发生的重大改变，都是由于国王时时所颁布的武断命令。
新达尔文派人说：地主自己弄成的赐地的改变形式，法律永远不许其相续，而且使其不能相续。他们以为赐地之由父传子，只能一如祖之传父时的形式，加以国王命令对父的赐地的增加或减少。
读者或要惊奇地问：“那么，物竞天择说怎样来的？我们常常听说物竞天择说是达尔文学说中的要义呵！”事实上，物竞天择说只是达尔文学说中的第二要点。他的根本的、主要的假定是说赐地的许多微小变化由于国王的命令，是说这种改变是由父传子，是说许多代数以后赐地中的巨大变化由于这种微小的改变的堆积。(https://www.daowen.com)
所以，新达尔文派和拉马克派的争论，从前曾很激烈，现在仍很激烈的争论，乃是一个关于遗传的根本法则的争论。达尔文所假定的变化（王命所致的变化——变易）之有其事实之能相续，并没有人加以否认。其余的那一种变化，个体努力所得的修正，之有其事实，也没有谁敢不承认。争论中的主要问题：是这种修正是否可以由父传子，是否多少可以遗传。
新达尔文主义的批评者，仍以为物竞天择说不够，还要旁的原理如拉马克所主张者去补充。他们坚持达尔文所凭靠的那种微小的，非固定的偶然变异，不能有充分的生存价值，以求自身的长久存在。他们指明：即使这些有利的变异，其中有些自身具有生存的价值，能使具有这种变异的生物得到生存，其余的生物得不到生存，然而这种良幸的结果，非得反复多次，不能成为物种的特性。而且他们以为这种良幸的结果是少有的，因为大多数情境中的有利变异，其有利的影响一定会为同时存在的不利变异所中和，所抵消，这是因为从全体看来，纯粹的偶然变异中，不利的变异比有利的变异多得多多。
这最后的辩词，很有力量。本来一般动物都是一种互相适应的器官和互相依靠的机能的平衡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所生的任何偶然的变化，普通都只能破坏其平衡，而不能增进其效能。想想一个极复杂极精巧的机器，（因为按照新达尔文派人的说法，有机体便是一个机器）再想想时时有一种内生的或外来的力量，力量的偶然结果把机械的某些部分改变了排掉了。
在这样的情形中，那种改变的结果，使机器增进其效能的成份曾有多少？使机器减少其效能的成份会有多少？大概的估计，一定是千分之一有利，千分之十无利无害，千分之九百八十九有害。
新达尔文派为要免除这个困难，于是假定一种达尔文所未假定的变异，一种较大的，较复杂的，较坚定的变异，这就是他们所名曰突破的。一个突变是一组互相适应的变异；遗传的时候，全组是整个的，或者成为一个机能单位而相续的。如果这种突变果然存在的话，那么，新达尔文派的主要困难总算没有了；但是突变的说法，还并没有完全成立，其许多的例证多半是离乎常态的病状，所以然者，要系由于种质单位的交互影响不很健全。而且，即使有机天演由于物竞天择，物竞天择的主要材料确系有利的适应性的突变，问题又来了：突变是从那儿来的呢？他们总不能仅仅看做偶然的机会所生的偶然的结果。总之，新达尔文主义只能靠这种神秘的有利突变的假定，而这种突然如果不是拉马克的适应与相续说的产品，则终成其为神秘与不可解说而已。
这个争论，除了生物学者以外，还引动了许多人的兴趣。这个问题对于一切社会科学，对于哲学本身，对于一切有意于近代科学与玄想的大的方面的人们，都有极深的意义。因为所争论的问题，不独是天演问题的根本，——生物天演如何进行的问题——而且也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与把“心”（mind）看做实体，看做在宇宙中工作的一切科学、哲学、宗教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达尔文的学说，引起了很广的兴趣和争论，因为使一种纯粹的机械说似乎能够解释那适应得宜的众多生物的来源，还是第一次。当时一般所承认的见解：是我们上面所比为赐地因王命的改变的变异，实际上是一些惰性的筹码、分子、元子的机械的衡撞所生的非出预拟的，纯粹偶然的，机遇的产品。但是拉马克的后得性相续说既被接收（如同达尔文），则对于有生的东西虽没有假定一个有计划的创造主的必要，然而“心”之在生物演化中，却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每个生物体内都有“心”在工作。因为机体产生适应性的修正所用的努力好像是“心”的表现，姑无论其所显的目的和智慧怎样低浅幽暗。物竞天择所赖以工作的变异或突变也不独可以看做偶然的机械的衡撞或“机会”大神的武断命令的产品，最好看做适应变易的环境所用的自觉的努力的产品。
但是新达尔文派既否认这种心灵活动的产品——自觉的，有目的努力所致的后得性——之能相续，则天演的戏剧中直没有心灵、目的和智慧的地位了。他们的否认简直不准我们相信目的和智慧对于天演的发生和方向有一点儿关系。假如我们接收了他们的否认，则我们似乎应该把生物的天演看做一个纯粹机械的，没有心灵的历程。所以，除了生物学者以外，一切思想家，一切著作家，都加入了这场官司。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03]、蒲迭劳（SamuelButler）[104]、柏格森（Bergson）[105]、萧伯纳（Bernard Shaw）[106]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用尽了他们的智慧和辩证的技能，去说明新达尔文派学说的不行，去说明有采用拉马克学说以补充物竞天择说的必要。但是很少功效。新达尔文派人虽则被迫而不得不承认偶然的变异不够作为由于物竞天择的天演说的根据；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否认后得性相续之可能。
后得性不能相续的说法已为德、美、英的生物学者所普遍承认。但是在法国则不然，许多的，也许是大多数的生物学者仍然相信后得性之相续为实有的事，为天演中的重要原素。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见得非理性的成份在纯粹科学说中的影响，因为拉马克是个法国人的缘故。
读者也许要说：“这不是一个可以用辩证法和智慧表显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须要实验来决定的问题！实验的生物学家在他们的实验室和育种场里做了些什么呢？”答案是：曾经有过许多实验，想去考验拉马克的学说：但是虽则其中有些的结果似乎有利于拉马克的学说，不过没有一个有决定的价值，没有一个足以摇动新达尔文派人的信心。
在我个人，早就以为我们应该勇敢地回到拉马克，认定所要考察的成份为机体适应新情境的努力，多少自知地奋斗。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便按照这个分法定下一个实验。我的实验进行不过两年，俄国生理学家，因其对于动物神经反应的许多精细实验而享盛名的巴甫洛夫教授宣布一个简单的实验报告，全生物学界都为之震动。巴甫洛夫宣布说，他借着白鼠的寻求食物，训练他们去反应铃声，训练五代之后，他看见这样得来的反应可以相续，很明显的拉马克之所谓后得性之相续。假如他的手续和观察都没有毛病的话，那么，这个久经论辩的问题可算得了最终的解决，有利于拉马克。但是巴甫洛夫所报告的相续的程度未免出于合理的意料之外，而且从实验的性质方面也有旁的理由可以怀疑。所以我便决定继续我的实验；我的决定继续，真是有幸，因为就在本年，巴甫洛夫以其勇气和诚实，宣布他的实验手续有甚大的缺点，因此收回他的已证拉马克后得性相续说的前言了。
我的实验，是用一巢纯种白鼠，分作平均的两半，用谨慎的手续训练其中每一半作一个简单的工作，代代继续，然后把后代的白鼠和前代的，和其余一半的，和未经训练的另一新种相比较。如果果然有拉马克之所谓后得性之相续的话，则无论其程度极小，也可在后代白鼠的学习易度中表现出来；因为我所采用的方法，即是学习易度的极小区别，也可测量出来。
我所用的两个方法，此地可以大略说明一个，有意于技术的详细的可以查阅我所刊布的报告。（见1927年4月份的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把白鼠搁在盛水一半的水槽里。槽旁有两条斜路，他只可以向那里游泳逃出。路中的一条有极明的光亮，白鼠搁在盛水一半的水槽里。槽旁电触的力量，很够使得白鼠感觉不快而且引起一些恐惧。（从白鼠的行为来断定的。）反复试行之后，每个白鼠都迟早知道不走有亮的路而走另外那条。问题就是：经过训练的那一半白鼠的后代是不是比旁的白鼠少试几次便不知走有亮的那条路？
这个实验训练了十七代的白鼠，大体的结果是经过训练的一半比旁的白鼠少受几次电触便能较快地避免电触。二者的差别很大，不致有误；所试的白鼠亦不为少，则差别当非出于侥幸的或不幸的机遇。似系拉马克相续说的很好证明。至于其余那一半白鼠所受的实验，其结果也与此大致相似，不过明显之度稍逊。
这个实验现时仍在进行之中，我并不以为可以给那辩争已久的拉马克相续说以一个终结的，正面的答案。我之所以为此文者，乃在警告人之亟于接收我的结论，应用我的结论。我在本文前半曾经指出这个拉马克派问题理论方面的意义重大。但是问题还有旁的意义，其重要也许尤有过之，因为他们的性质可以，而且必定影响我们对于许多实际问题和社会纲策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要算保存和改进入种的质的问题。
近年以来，许多科学界人警告我们，说人种将有退化的危险。而且一致认为假如可能的话，人种的质的方面亟宜改善。他们认为现在人类天赋的智力和德质不够支配科学所置于其支配之下的伟大力量。
明白保存和改进人种的质的方面之办法的重要的人中，分为两个大派。一派叫做善境学派，相信一般人生生活状况的改善，相信进步的公共卫生，尤其相信深入的和广播的教育。他们明显地或者隐隐地承认了拉马克的学说，相信借着较良的生活状况和教育，我们可以改良每一代人的质，因而改良人种生来的体质。
其他那派名叫善种学派，大致相信新达尔文派后得性不能相续的说法。他们指出人种中的各色选择作用，特别是生存于文明社会之下的人种的选择作用；他们极力以为这种选择作用的总结果是有害无利的，不会改良各色人种，却会使各色人种及趋沦败。他们认定善境学者所依赖的方法，不足以改进人种的质，却是使得人种沦败的有力媒介。他们指出一种事实，就是现代的医术和卫生救活了万数的弱童，若在从前，早就死亡了的。他们指出我们的免费却很耗费的教育方法，免费的医院、公园和运动场所虽则有利予贫人的子弟，却增重了成功阶级的赋税，对于他们之生育节制，现在的一个重大的不幸的现象，关系实不在小。
所以，一方面善境学者主张改良环境，一方面善境学者以为现在的逆向选择历程如不改为有利的选择作用，或为有利的选择作用所阻止，则这种改良是没有力量的，于是二者间的锐利反对以起。
在这篇文章里，我的主要意思是阻止对于我的实验结果或类似的证据的任何急遽应用，以为反抗善境运动的武器。如果拉马克的相续说已经证明，或者即将证明，我们就可以抛开善种学者的警告而且自信地采用一种纯粹善境的社会纲策吗？我心里的答案明明是在反面。如果巴甫洛夫的正面实验结果无可批评，完全证实，我想我们还有理由信从一个纯粹善境的社会纲策。因为我们可以希望改良的环境和教育的改良影响可以胜过逆向选择的势力。但是换一方面，拉马克的相续虽则确有其事，但是他的效力很慢很小，如同我的实验所表示者，则我们当仍留意于善种学者；我们应该把一个尽量适合于善境学者和善种学者双方要求的社会纲策作为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应该注意白鼠经过十七代的训练，在种族便利上，——一个微小而专化很高的种族的改良——才有一点增进。而在人类，则十七代等于五六世纪的一个时期。而且善种学者所认为定有的逆向选择的势力也许可以把最理想的善境纳策在五六世纪中所实现的成绩胜过，抵消。
所以，我们对于拉马克相续说的证明，或者信仰，无论根据如何，都不应使我们盲目于忽视善种学者所提示的考虑的纯粹善境的纲策的危险。而应使善境学者和善种学者中的冲突得到一个解决，使我们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纲策上边联合起来，善境的方法和善种的方法都与以适当的重视。而且应该还有一个道德的利益，应该使我们抱着一腔希望，向前迈进，信任我们人类的将来，相信人类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最高的发展。
对拉马克相续说的信仰，如系确有根据，则除上面所述而外，在道德上还有大的影响。我们相信自己人格上的改良可以由我们传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人类一日存在，我们的人格便也永存。这种信仰对于刺激个人努力以求道德上的，理智上的，爱美上的，身体上的自我改进，其效力之大，岂其他信仰所能望其项背？
《民铎》，第9卷第4号192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