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伯屈文化与教育
——W.H.Kilpatrick：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Civilization.1927.PP.143.Mac Millan Com.N.Y.[108]。
文化是人类心血的结晶；教育便是延续，光大，保持这种人类心血的结晶的中介。文化和教育中间的关系之密切，之复杂，不难想象而得。
克伯屈的这本书便是从这许多复杂的关系中抽出教育对于文化的态度，或是文化对于教育的影响一层来加以系统的，详细的讨论。
他的这本小书虽则是“一本以变动不居的世界作观点的教育哲学”（P.134）可是：“为求一般人对于学校所以改变的原因得到了解起见，写的时候完全不是用的专门家的态度”。（P.135）所以虽则具有专精的内容，却用的是通俗的形式。
若是简单说来，他有三个论点：
第一，“我们的时代是从来没有有过的变动不居的时代；”
第二，“这种新的变动在教育上有一种新的要求；”
第三，“我们现有的教育应该大大改变以期适应这种新的需要。”（P.4）
我们现在便可跟着他的这种极合逻辑的次序看看他的意见：
我们的时代是变了！你瞧：从前老死不相往来的聚族而居，现在是晨发伦敦文抵纽约了，从前跰手䟡足的生产工作，现在是机器化了，电气化的世界了。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没有一点一滴和我们的祖父祖母的时候相同了！这种情况所给我们的印象不独是这个世界变了而已，而且这种变化之大而且快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中所没有见过的。变化的原因是“经过试验的思维”（Tested Thought）。中古时代以前的人只会玄想，盲从权威。自从加利里阿以后，大家方才觉悟过来，知道凡事不可盲从，应该去实事求是上的证明。这样一来，人类的知识便比较的可靠多了，科学的发达便是这种经过试验的思维的自然结果。因为科学发展，我们的时代便变成了“从来没有过的变动不居的时代。”
在我们这个最变动不居的时代，生活方面有了三种趋向。一是心理的：从前人类是不信任自己的能力的，是听天由命的，现在却是知道信任自己了，知道人力可以胜天了。二是产业的：因为产业发达，社会生活一天复杂一天，整个社会成为一体，人与人之间，息息相关，个人再也不能闭关自守独立营生而与世界无缘了，因之个人的价值也就跟着缩小变了。三是民治的：这是伦理方面的一种新观点。
结果所届，于是形成两大趋势。一方面政治上，学术上，宗教上以及一切人生方面，传统的思想，权威的压迫，全都渐渐失势，趋于没落；合理的，内发的思维一天得势一天。一方面经过试验的思维继高增高，于是科学发明也就日出无穷，其自然的结果便是社会生活的改变较前更加厉害，变得更快，变得更大，文化落后，赶不上物质的进步。
这是他所指出的社会变化和所以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的趋势，我们大概可以完全同意。
教育之起源本是传授前人的经验的，最初并无形式的教育制度，所以教授方法，内容也就随时势之需要而俱变；后来教育事业形式化了，因受惰性律，治者阶级的野心等的支配，一夫一天的趋向固定死板，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到了现在，学校又已达到形式化的极点，同时环境的变化又最大：家庭渐渐解体，社会生活愈加复杂：教育自身改变以求适应新的环境的时候已经到了！
现代的文化是一种改变了的新文化，现代的教育应该根据这种新的文化对于教育上的要求而改变，才能适于现在的时代。
我们最当明白的一点是：文化永远是变的。一方面现在的文化已经不是以前的文化了，所以我们的教育也就不能再以适应以前的文化的内容形式来适应现在的新的文化；一方面现在的文化更不便是将来的文化，所以我们更不能完全根据我们现在的经验来固定儿童的未来的思想行为。“文化是变的”这个现象所给我们的第一个最根本的教训是：让儿童养成自己能够思想，自己能够解决新的问题的习惯。这是最根本的一个要求。等而下之，现在的文化所要求的有：科学的教授，批评态度的养成，多方兴趣和合作能力的训练，世界眼光和民治习惯的鼓励。
这是克伯屈所见到的变的文化对于教育上的要求和关系。
最后，我们的教育究竟应该怎样变法呢？
第一，我们要知道：“数十年来，教育老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改变的，最近二十年来更加厉害。”（P.91）不过我们不自觉得吧了。
抽象些说，我们的教育应该有三方面的改变，这三方面的适应便是对着现代生活的三种趋势而来的。第一，要使学生的心理态度不独具有一种遇事问个“是什么”（what）的习惯，而且要使他们知道遇事问个“为什么”（why）。在技术方面，不独授以前人已有的经验，供其解决新的问题的参考，而且最应该训练他们，使他们自己思想，自己具有给自己对付新的问题的能力。第三，在品格方面，要使他们具有远大的眼光，正当的态度。(https://www.daowen.com)
至于怎样才能够达到这些目的呢？克伯屈的主张仍然根据他的老调：教学应该注重现在的经验，过去的经验只有参考的价值；经验应该是积极的，社会的；学生自动的活动应该允许充分利用；课程应该改造，添加应用的活知识，减去些陈腐的死材料。
这便是克伯屈对于教育演进所应走的道路的大体主张。
现在我想说点我个人的感想：
记得1927年克伯屈乘休假之便来华讲学，有一次在清华讲演“中国目前之教育问题”，说到中小学课程问题，说道“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以后，他的习惯、态度，已经养成，不容易吸收新的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在他们年青的时候，教导他们新的观念，将来他们才能够吸收新的方法。”（字面据邬振甫王政记录）我当时不知怎样受了一种极深的感动。克氏在华讲演多次，多半没有什么创见，引不起我的趣味；这次却令我深深的回味了一场。
我觉得社会上多少惨事都是教育家所造成的。社会生活本是跟着时代而改变的。每个时代都显然地分出三个团体：一些年青的，富于理想的人主张急进，主张追过时代；一些年老的，认识事实势力的人主张保守，主张挽住时代；其余还有一些无所谓的，或是确实富于理想的人，都采一种旁观的或是批评的态度。这急进和保守两方面，永远是在争斗，永远是在惨杀。这方面认为是罪恶的，那方面认为是真理。他们牺牲一切，生命，财产，享乐，以求发扬他们自己所自认为很对的真理，毁灭他们自己所认为罪大恶极的对方。一切战争，屠杀，除了物质上的原因以外，这种心理方面的动力是最大的了！
在现在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这种争斗的惨剧，尤其显然。一方面是顽固的恋常，一方面是盲目的求变。恋旧的人不懂时代是变的，文化是变的，他们追不上这个变的时代，适应不了这种新的文化。求新的人也只知道文化是变的，却不明白去考查那变的方向究竟对不对，那适应的方法行不行，尤其是完全消极的适应，不求积极的创造和领导是上是一个正当的办法。他们都不管，他们只在顽固地，盲目地争斗。
其实，如果你去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决定回答不了。他们自己何常存心去顽固地恋旧？去盲目地求新？在他们背后作祟的乃是他们所受的教育。
近代的心理学者，尤其是行为主义者告诉我们：人生的习惯，行为，态度，大体是教育决定的。J.B.Watson[109]则简直认为人的全部行为可以用“习惯的行为”来解释。他以为人到五六岁的时候，其一生的态度行为便已被这几年之中所受的教育决定了大半。这话即使太过，而教育之影响于人生之大，总是万万否认不了的。
一般人之顽固地恋旧便是这个道理：他们受教育的时候，教的人已经很确定地告诉了他们那是对的，那是不对的，却没有告诉他们一个是非的标准和一个测量是非的方法。也许在他们受教育的时候，他们所学的是非技术全都是对的，是够用的。可是文化究竟是变的，社会生活绝对不是永远固定不进的；一旦到了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自己的时代已经变了，已经不是他们父母师长的时代了，他们的时代需要新的技术，才能解决新的问题，而他们的习惯却只能对付旧的文化和旧的社会生活。那时，他们除了只能茫然不知所措外，除反抗时代以外还有什么方法？
时代是变的，我们所教给我们的下代的却是死的，不变的，仅仅适用于现代的时代不能应用于将来变了以后的时代的习惯。结果，每个时代都有顽固的，其实是不能适应环境的人。对于他们自己，固有牺牲，对于全部文化，也就受了他们的牵掣而停滞了。
这种损失的责任归谁？归教育家！
盲目的求新也是由于同样的道理：他们所受的害比较的小，他们知道文化是变的，可是他们没有受到合适的训练，所以只知一味盲目地追求。
世界文化已经比我们进步得远多了，可怜我们自己一方面是顽固地常守着过去，一方面盲目地追求未来；这罪过应该由我们的教育负担，将来的补救也只有靠我们的教育！
克伯屈指示了我们一条道路：“合理的适应”（Rationaladaptation）。达到这合理的适应的方法是：叫学生自己给自己思想。
“适应”这个东西是可好可坏的。只知道消极的适应叫做“随风转舵”，“没骨气”，“无创造力”，结果流于油滑无用；只知道一味的不适应，叫做“顽固不化”，“阻碍进步”，结果终归淘汰。
人对社会生活的正常态度，应该是“合理的适应”；教育对于文化的正常态度，应该是“合理的适应”！
愿我们的教育家把未来的一代炼成能实行“合理的适应”的动物。希望那时四十岁以后的老头还能吸收正当的新思想，二十岁的青年也能合理地思想！
《认识周报》1卷7期192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