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域外研究述评

（一）日本有关桂西土司研究^[48]

一直以来，日本学者就十分重视中国边疆民族的研究，并逐渐发展出一批研究团队，西南的苗、瑶、壮等族是其重点考察的对象，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桂西土司制度的研究在此背景之下而兴盛。日本学者较早地开始将人类学某些研究方法引入土司制度研究中，重视以微见著的微观视角，常通过桂西土司来讨论更大区域甚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或民族互动的状况，探讨的问题也趋于精致化，一些学者还曾来广西做过多次短期田野调查。不过总体而言，多数文章更多地表现出日本学者细致、缜密的史料使用与考证的学术传统，只见“制度”与“历史”，而较少有“文化”的影子，基本上还属于传统的历史学范畴。

较著名的日本学者当首推谷口房男，其研究领域甚广，包括桂西土司制度的总体诠释、土司的叛乱、瓦氏夫人、土巡检司、土官族谱研究、各种文献考证等。^[49]塚田诚之的研究侧重于民族史维度，我们可以通过其剖析壮族历史的一系列文章来认识桂西土司制度。^[50]神田正雄、菊池秀明、野崎刚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著文阐述桂西土司制度的各种议题。^[51]与桂西土司制度相关的研究也颇多，河源正博是早期民族史的开拓者，对后继研究有一定影响。^[52]白鸟芳郎的研究虽以瑶族为重点，不过一些文章透显出大气，试图梳理出华南、西南甚至东南亚这些大的区域民族史的内在脉络。^[53]冈田宏二是宋代民族史的专家，对湖南和广西的瑶、壮族的社会结构及与朝廷的政治关系有较为独到的研究，注重细节的考证，如阐释广西左右江的峒丁、广西的马政都很到位。^[54]此外，小川博^[55]、冈野昌子与守屋美都雄、冈野昌子、大林太良等发表的与民族史或土司制度有关的论文，值得借鉴。

（二）欧美有关土司研究(https://www.daowen.com)

从目前可掌握的情况来看，欧美学界对于中国的土司制度研究似乎多立足于整个中国或西南地区，偏重于云南，鲜有桂西土司研究的成果。在较早期论著中，赫罗尔德·威恩斯（Herold J.Wiens）通过汉人向南方迁移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这些地区的土司情况（专辟一章介绍土司制度），强调了汉人与少数民族互动、文化的碰撞以及土司制度所带来的影响等。^[56]此外，另有部分论著都从不同角度涉及西南土司制度，亦可一读。^[57]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珍妮弗·图克（Jennifer Took）的著作以壮族土司为个案，主要讨论土司的历史与制度性问题，认为土官既作为中央王朝之内的人，又是“非汉”政体的首领，具有双重品性；同时，作者介绍了土司的社会结构，管理机制以及土地制度，改土归流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是不容忽略的一部著作。^[58]

从几十年的学术回顾来看，国内有关桂西土司的研究已十分丰富，成果数量和规模不输于其他热门领域。但遗憾的是，总体而言，国内21世纪前的多数研究囿于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范式，^[59]在理论和方法上造成的束缚与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国外学界，如日本学者的研究，正如前述，尽管有些新意，却仍然摆脱不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框架，很难提炼出有创见性的核心观点。西方学界，至今从未形成规模化与系统化的研究，亦缺乏更多个案性的作品问世。21世纪后，桂西土司研究迈入新的阶段，出现很多创新性的成果，不过相对于厚重博大的土司研究领域，还有待引入更多新视野、新理论和新方法，建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框架。

基于此，在反思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如何从当前较为前沿的学术领域汲取知识、素材和理论，为桂西土司乃至全国各地土司研究开创新局面，就成了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已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的“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能提供一种研究的独特路径，可借此将桂西土司研究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