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历史人类学
就现时期而言，历史人类学的界定并非易事，与之最有关联的人类学与历史学都试图将之“拉拢”到自己的学科类目，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之争。或许正是由于理论的纷扰与偏颇，历史人类学难免给人以莫衷一是的感觉。就此，台湾人类学家林富士在《“历史人类学”：旧传统与新潮流》一文中总结认为，人们对于历史人类学的认识或定义的确是有相当分歧的，比如有人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学的新成就；或者历史人类学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即属于所谓“新史学”之一种；或者历史人类学是一项全新的交叉学科和新的研究领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研究方法、理论路径，既具有人类学的特色，也反映历史学的发展趋势，是两个学科的合流。总之，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展示了人类学的历史学化，也展示了历史学的人类学化。[60]究其原因，这似乎与史学和人类学共同面临的范式危机，以及意欲化解此危机的企图不无关系。
依传统史学之所见，历史研究当从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把握那些普世性的规律，方可觅学科之真谛。这种历史叙事模式通常展现政治、制度、宏大事件与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等，真实的生活世界却被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如此建构的历史是偏颇的、不完整的；然而那些眼光向下，以关注底层百姓为出发点的社会史，又难免纠缠于“细枝末节”的生活琐事，被认为脱离了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和解释，缺乏理论深度。[61]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古典进化论学派与传播论学派等以建构宏大的人类史为己任，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路易斯·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埃里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等著名学者为此付出了毕生精力。然而，他们所建构的历史，很多是在书斋中“想象”的产物；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开创的“历史特殊论学派”，虽然也关注历史力量的相对作用，但在研究中只是强调对具体事实的描述与记录。此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英国人类学“功能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在田野观察中关注社区的共时性维度而忽略历时性维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人类学者逐渐意识到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视野问题，开始理论反思，“人类学与历史”的命题才得到重视。[62]
不过平心而论，若仔细考察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历史学者似乎对此更有发言权。按照张小军的说法，“历史人类学”的标签最早是被历史学家“抢注”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尝试将历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合并成一门学科，并将之命名为“历史人类学”。[63]法国年鉴学派是当代史学发展的转折点与里程碑，自他们以后，历史学者都积极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养分，人类学位列其中，当然它只是居于被借鉴的附属地位。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学田野参与观察的方法、处理资料和文献的方式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特别表现在“自下而上”的社区层级的微观研究。同时，历史学家也重视人类学者关注的文化意义、社会结构等议题。由于融入了人类学的因素，历史研究更强调历史的多元特征，强调历史的文化解释，强调历史的意义，强调记忆与认同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64]从而使历史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并涌现出大批富有创见的了成果。[65](https://www.daowen.com)
在几乎整个人类学界普遍忽视历史的情况下，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跳出“功能学派”的视界，鼓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普里查德在《昔兰尼加的萨努西》（The Sanusi of Cyrenaica）一书进行了相关讨论，但他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主要还是试图说明人类学是人文科学而非社会科学，并不涉及“历史知识何以可能”或“什么是历史”等理论层次的探讨。同样，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曾盛极一时的结构马克思人类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大都也只强调了历史过程的重要性，并没有对于“历史概念”本身有所质疑。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通过一系列研究，提出“历史是由文化所界定”这一历史人类学的奠基性观点时，才有所突破。[66]此后，许多人类学者不断顺应这样的潮流，一些所谓的“实验民族志”就包括历史人类学性质的作品。[67]在具体的研究中，这些人类学者不再局限于围绕一个社区进行共时性、功能性的全景分析，对于其热衷的文化研究赋予时间的向度，将文字传统以及国家历史等维度作为不可或缺的观察要素。
综上所述，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似乎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各自借以调和学科内部危机的产物。不可否认，两门学科之间仍存在清晰的壁垒，但相互交叉后能够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台湾人类学家林开世指出，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是，在什么理论的议题下，两门学科拥有的分析工具与理论洞识如何解决学科上的困难或发掘出新问题。因为这两个学科都视“他者”（Others）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关怀空间上的他者，另一个关怀时间上的他者。[68]因此笔者认为，若能摒弃“门派”之见，不以历史人类学为两门学科间的分割线，而将之视为衔接点，则意义更甚。
当然，目前多数学者，无论是来自历史学，还是来自人类学，已跨越了门户观念，广泛接受了将历史人类学“视为一种方法”的观点。法国社会年鉴学另一代表人物安德烈·比尔吉埃尔（Andre Burguire）曾撰文指出：“历史人类学没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即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与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并与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69]在比尔吉埃尔看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开创了研究领域，而在于出现一种普适性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国内学者张佩国在研究江南乡村地权的过程中，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整合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的学术资源，并将这样的实践视为历史人类学方法。据此，他还强调历史人类学不是单向度的学科，而是一种开放的方法论体系。[70]赵世瑜则指出：“历史人类学并非归属于某一学科或是某一学科分支，它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可以被表达为一种研究风格，把它画地为牢只能是管理部门的权宜之计。历史人类学可以为历史学、人类学以及其他有共同或相似旨趣的学科所共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发展它。”[71]